从蒙古帝国的历史发展来说，忽必烈政权的诞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回顾忽必烈之前的蒙古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蒙古向东西两个方向不断扩张的同时，也保持着分封到左右两侧的家族兀鲁思和千户的平衡，权力中枢则一直保持在蒙古高原中央的部分。但是忽必烈新政权的重心过于偏向东方，与蒙古帝国既有的基本形态相比较而言有所不同。 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构成蒙古联合体最初核心的便是分布在蒙古高原上的千户群。是这些千户群构成了“蒙古兀鲁思”。之后他们向世界各地进行远征和迁移，并与当地的原住民进行融合，逐渐形成了蒙古帝国。蒙古帝国整体的联系和团结的关键还是在于原有的千户上。所以对这些千户群的掌控才是大汗号令整个蒙古帝国的证明，也是其权力的直接基础。 忽必烈自然掌握了这些高原上的千户群。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作为大汗号令家族兀鲁思与整个蒙古共同体。不过忽必烈的现实情况又与之前有所不同——忽必烈政权最大、最直接的权力基础是东方三王族、五投下以及其他左翼政治集团。反过来说，这些政治集团又与忽必烈王室在这样一种新的蒙古政权体制中，形成了与之前相较更为紧密的“神圣集团”。 忽必烈之后的蒙古政权也保持着形式上和实际上两重构造的模式，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要想维持蒙古帝国的统一，就需要保持一定的形式。西方各个家族兀鲁思及其管辖下的蒙古牧民在承认忽必烈作为大汗掌控蒙古整体这一形式的同时，作为回报也会向忽必烈要求一些实质上的东西。另外，生存在“祖宗兴隆之地”，即蒙古高原上的千户群也一定会强烈地、直接地向忽必烈政权要求保障其从成吉思汗以来便具有的特权和名誉地位。 若是失去现实的政治基础，忽必烈政权便会瓦解。但倘若失去必要的形式，蒙古帝国本身就会走向分裂。忽必烈政权就是处在这种形式和现实之间的危险平衡上。如果倾向于任何一方，平衡就会被破坏，蒙古帝国也好，忽必烈政权也好，便会在一瞬间土崩瓦解。忽必烈认为，他所面临的帝国运营的重点与亡兄蒙哥时代经营东方时的困难有所不同，是一个需要进行更为宏观考量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