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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28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的精神,6月29日,洛甫以中央政治局发名义在

1935年6月28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的精神,6月29日,洛甫以中央政治局发名义在6月24日《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基础上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内容有以下5点: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乃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火力消灭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地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以上就是两河口会议的基本情况和关于到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新的战略方针产生的过程。 张国焘在其所著《我的回忆》第三册《懋功之会》一章中,对两河口会议的史实作了补充。下面我们征引张国焘的原文来作些考辨。 张国焘说:“头一天上午9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和我6个政治局委员以及参谋长刘伯承,齐集在毛泽东的住所关帝庙举行军事会议。 首先由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 我当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 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他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10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