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2月21日从瓦窑堡出发的。代表团一行除克农同志和我以外，还有：中央军委二局研究员戴镜元同志，他以机要译电员的身份参加；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一位同志，负责警卫工作；中央保卫局的一位饲养员同志。此外，中央还派了两个同志护送，在我们到达富县后，他们就回去了。高福源作为联络员陪我们同行。 我们都骑着马，改了装。克农同志和我身着中山服。我改名叫“徐之光”。戴镜元穿学生服，当时他只有17岁，个子小，加上很少讲话，有些羞怯，很像刚出远门上学的学生。警卫员是陕北人打扮，头上围一条毛巾，身着对襟白布衫，腰间扎一根布带，怀里藏着驳壳枪，走在我们前面。 高福源也着便服。 我们这次出来，是中央派的正式代表，首次与东北军会谈，能否谈成，是很难预料的。当时，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一是谈成，两军停战，互不侵犯，相互通商。根据张学良的态度和东北军的情况，以及我们党的政治影响和红军的作战能力判断，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二是我们和东北军，到底是首次接触，我们也得做好谈不成的准备。当时我们大家对于党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都感到很振奋，愿意尽最大努力去完成，同时，也感到任务是艰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