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写作始终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这是一种公认的历史剧创作原则，即大的历史事件必须真实，小的细节可以艺术创作。 历史是基石，而作家在史实基础上大胆想象，融入了现代思想内核。“这种艺术上的虚构与提炼，让古代史事与当代读者之间连起了一条共鸣之线，反而更能令历史本身反射出更为璀璨的光芒。”在笔者看来，历史小说中的古典美与现代感亦不是对立的概念。 马伯庸的历史小说在背景与情节构建上都尽可能贴近历史事实的大框架，而人物角色的选取，却可能仅仅来源于史书中短短的一句话。作家侧重对小人物的描写勾勒，这本身便突破了 20 世纪 60年代以来我国历史小说创作的主流。 如《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张小敬，在《开元天宝遗事安禄山事迹》中仅有“骑士张小敬先射国忠落马”等寥寥数语，作家却据此分析张小敬的性格、外形甚至是说话时的语言风格，以历史为基础作出了合理的想象。 马伯庸的历史小说书写的不仅是历史本身，更是现代人眼光下的历史。一个个小人物，反映的是现代化的思维：人人平等和对生命的珍惜。这也反映了作家创作的核心：每个人的生命价值都是相同的，普通人也可以保护整个城市，生命也是一样的宝贵。传统的历史小说大多写封建社会的王侯将 相，他在通俗小说的创作中打破了固定的形式，这便是“反类型化创新思维”和“人文关怀”的体现。 关于现代精神的书写，马伯庸在多部作品中皆有体现。他所讲述的历史故事，折射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有贴近现代暗中反恐的故事，也有古代悬疑背景暗藏的当代谍战故事，甚至不乏包含可持续发展理念思想的故事……除了反映现代精神，马伯庸的历史小说也让读者从古代的人和事之间找到共鸣。 读者可在阅读中不断地看见“自我”的一面，如《长安的荔枝》中的主人公李善德便是一个唐代“公务员”的形象，千辛万苦在长安买了房却又要还贷款又要加班出差。李善德的经历折射的便是当代众多普通人的生活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在《龙与地下铁》这部作品中，最典型的冲突便是代表现代的地铁与代表历史的神 话的龙之间的对立。这是一种“寓言型”的创作手法，作家用这两样事物象征新与旧，而在解决它们之间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同时，向读者启发了对于发展应该树立的正确观念，最终证明现代与历史并非对立的。这种思想内核体现了马伯庸历史科幻小说中所存在的创新性倾向，这种倾向也是反类型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