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一国民党军官亲眼所见，县长白天高呼抗日，晚上吸毒嫖娼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1938年，国民党第一战区冀鲁豫边区自卫军总指挥部年轻的政训员齐扶东，亲眼目睹了一场令他终生难忘的人生巨变。那是一个看似平常的六月，一个看似正常的会议，一位看似正直的县长，却在短短十二个小时内，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这让年轻的齐扶东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为什么白天慷慨激昂地讲述抗日救国，夜晚却沉沦于灯红酒绿之中？这背后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实？这样的官场作风，真的能带领中国走向胜利吗？
一、会议现场的慷慨陈词
1938年6月19日清晨，滑县南部黄德集的国民党第一战区自卫军总指挥部大院内，一片忙碌景象。总指挥龚柏龄早早召集各科室负责人，准备接待前来汇报工作的浚县县长马涵涛。
这天的会议室格外整洁，窗明几净，桌椅摆放得规规整整。马涵涛身着一身笔挺的青布中山装，胸前还别着一枚闪亮的＂抗日救国＂徽章，这是当时国民党官员的标配装束。
上午九点整，会议准时开始。马涵涛站在会议室正中央，手持一份工作报告，开始慷慨陈词。他先是详细汇报了浚县的抗日动员工作，介绍了如何组织民众参与义勇军，以及在乡村设立了多少个民兵训练点。
＂仅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县就组织了三千余名青壮年参加抗日义勇军，建立了十二个民兵训练基地。＂马涵涛的声音洪亮有力，＂我们还在各乡镇成立了＇抗日宣传队＇，每天深入村庄宣传抗日救国的重要性。＂
随后，马涵涛转向民生议题，谈及浚县近期的政绩。他提到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县府已经取消了三项杂税，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惠农工程＂。
＂我们在城南新修了一条灌溉渠，解决了三个乡镇的农田用水问题。同时，县府还开办了两所民众夜校，专门培训抗日知识和农业技术。＂
坐在主位上的龚柏龄听得连连点头。他对马涵涛的汇报十分满意，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会议室内其他人也都专注地听着，时而报以赞许的目光。
特别是当马涵涛谈到浚县的农业生产计划时，整个会议室的气氛达到了高潮。他提出了＂寸土必耕，粮草先行＂的口号，强调要在抗战期间保障军需民食。
＂我们组织农民开垦了两千亩荒地，预计今年秋收可增产稻谷十万斤，这些粮食将优先供给抗日部队。＂马涵涛说这话时，右手握拳，重重地敲在讲台上。
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这时，坐在角落里的年轻政训员齐扶东，正专注地记录着每一个细节。作为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政训员，他对马涵涛的表现印象深刻。
汇报结束后，龚柏龄特意在会议结束前作了总结：＂马县长的工作做得很好，很有成效，希望其他县区都能向浚县学习。＂这番话引来在场所有人的掌声。
二、表象之下的腐败
当夜幕降临，黄德集的街道笼罩在一片昏暗之中。零星的煤油灯光从窗户里透出，给这个战时小镇增添了几分阴森。
齐扶东按照约定，在晚饭后来到了马涵涛和桑润生的临时住所。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院门口站着两名持枪的警卫。其中一名警卫小高认出了齐扶东，冲他做了个手势，指向院子西侧的一间偏房。
穿过幽暗的院子，齐扶东发现偏房门口挂着厚重的黑布帘。掀开帘子的瞬间，一股混杂着鸦片和劣质香水的气味扑面而来。屋内光线昏暗，只有一盏豆大的煤油灯在角落闪烁。
在那微弱的灯光下，白天意气风发的马涵涛此刻蜷缩在一张矮桌旁，手中捏着银白色的烟枪。桌上摆着一个黑色的瓷盘，盘中放着几包白色粉末。这些粉末正是当时在军政要员中流行的＂洋烟＂——海洛因。
马涵涛抬头看到齐扶东，露出一丝疲惫的笑容。他的面色已经变得灰败，与白天精神抖擞的形象判若两人。他伸手示意齐扶东坐下，动作显得散漫而迟缓。
就在这时，从里间传来一阵暧昧的笑声。帘子被掀开，桑润生从里面走了出来。他衣衫不整，领口敞开，脸上泛着不自然的红晕。紧接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子快速从里间溜了出去，临走时还不忘从桑润生手中接过一叠钞票。
这名女子穿着艳丽的旗袍，却明显质地低劣，是当地一家娱乐场所的常客。她低着头快步离开，高跟鞋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桑润生看到齐扶东，也不觉得尴尬，反而大大咧咧地在马涵涛旁边坐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递给马涵涛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开始漫无目的地闲聊起来。
两人谈话的内容与白天的慷慨陈词截然不同。他们讨论着如何从军需物资中获取私利，如何利用职权之便向商人索取好处，甚至计划着如何在即将到来的粮食采购中中饱私囊。
整个过程中，马涵涛始终在断断续续地吸食毒品。每吸一口，他的眼神就变得更加涣散。他们还谈到了在邻县开设的几家地下赌场，那里每月都会给他们上缴一笔＂保护费＂。
偶尔，外面传来阵阵枪声，应该是日军的夜间骚扰射击。但这两位＂抗日干部＂却充耳不闻，继续沉浸在他们的声色犬马之中。直到深夜，马涵涛终于瘫软在桌边，桑润生则摇摇晃晃地回到里间休息。
三、时代的缩影与反思
马涵涛和桑润生的行为并非个例。在1938年的冀鲁豫边区，类似的官场乱象屡见不鲜。根据当时的统计资料，仅在滑县周边十个县份中，就有超过二十名县级官员涉及吸毒、赌博或贪污军需物资的行为。
在浚县城西的张家村，一位姓王的老农向齐扶东讲述了他们村的遭遇。1938年春天，县府派人来收缴抗日公粮。按照规定，每户应当上缴五石粮食。但实际收缴时，征收人员却要求每户上缴八石，多出的三石全部流入了某些官员的私囊。
＂那些粮食本该支援前线，可最后却被他们卖到了黑市上。＂王老农指着村口的一片麦田说，＂我们种的粮食养活了日本人，养活了汉奸，还要养活这些贪官。＂
在县城里，一家名为＂春满楼＂的青楼每晚都灯火通明。这里不仅是娱乐场所，更是官员们进行权钱交易的重要场所。当地商人李德财曾经在这里亲眼目睹，某位县级官员在一晚上输掉了价值三千大洋的军需物资采购权。
与此同时，基层干部们也在效仿上级的作风。浚县第三区区长赵明，白天在乡间张贴抗日标语，夜晚却纵容手下向农民勒索钱财。他的副手更是公然在街头殴打一位拒绝＂献金＂的老板，最终导致那位老板家破人亡。
然而，在这片混乱的土地上，仍有一些基层干部在坚持着自己的职责。位于浚县东部的李家庄，一位名叫张守信的乡长，带领全村村民修建了完善的防空设施，组织了有效的预警系统。当日军轰炸机来袭时，正是这些设施救下了数百名群众的性命。
在黄德集，一位姓刘的区委员每天步行十几里，走访各个村庄，详细记录民情民意。他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各村的困难和需求。从他的记录中可以看到，1938年春季，当地农民最关心的是农具短缺和灌溉问题。
这种鲜明的对比在当时的冀鲁豫边区比比皆是。一边是挥霍无度、道德沦丧的官员，一边是任劳任怨、默默奉献的基层干部。一边是挥金如土的声色犬马，一边是省吃俭用的艰苦抗战。
更令人唏嘘的是，那些贪腐官员往往都能说出一番冠冕堂皇的道理。他们在公开场合高谈爱国情怀，私下却与汉奸勾结。有些人甚至打着＂为抗战筹集经费＂的旗号，行贪污受贿之实。
四、百姓的苦难与无奈
1938年的夏天，浚县遭遇了一场严重的旱灾。干旱导致农作物减产，但县府规定的征粮数量却不减反增。在李家庄，一位名叫王贵的农民因为交不起粮食，被县府派来的征粮队绑在村口的槐树上示众。
＂那天太阳很大，王贵被晒得满脸是汗，嘴唇都裂开了。＂目击者李老太回忆说，＂他的儿子跪在地上求情，说愿意卖掉家里唯一的耕牛来凑粮食，可那些人根本不听。＂
与此同时，在县城的粮仓里，大量征收来的粮食却被官员们暗中出售。据当时在粮仓工作的账房先生张德财透露，仅在七月份，就有超过三千石粮食被运往黑市。这些粮食最终被倒卖给日军控制区的商人，换来了大量现金和奢侈品。
在城南的张家村，一位名叫刘三的农民因为实在交不起公粮，只好将自己十四岁的女儿卖给了城里的富户。＂那天早上，刘三的女儿哭着被人抬上了轿子。＂邻居王婆婆说，＂刘三连看都不敢看一眼，就蹲在地上抽旱烟。＂
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征粮任务，采取了极其残酷的手段。在黄德集南边的杨家庄，征粮队直接搜查农户的地窖，将农民藏起来的口粮全部搜刮一空。有位老人因为护粮被打断了腿，最后在没有医治的情况下去世。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县级官员的生活却越发奢靡。在马涵涛的住所后院，经常能看到成箱的洋酒和香烟被搬进去。他们甚至从上海特意订购了西式家具和电唱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普通百姓的生活则日益艰难。在浚县北部的李家集，村民们已经开始煮树皮充饥。当地一位老人回忆说：＂那时候，能吃上一顿白米饭就是过年了。平常都是糠咽菜，有时连菜都没有，就煮些野草充饥。＂
更令人绝望的是，面对这种情况，百姓们连诉苦的地方都没有。县府设立的民众接待室形同虚设，来访的群众往往吃闭门羹。有人试图向上级反映情况，却被扣上了＂扰乱军心＂的帽子，遭到严厉打击。
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农民开始悄悄地逃离家园。据统计，仅1938年下半年，浚县就有超过两百户农民逃往外地。他们中有的投奔亲戚，有的流落他乡，还有人铤而走险加入了土匪队伍。
当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个时期：＂白天害怕日本人来轰炸，晚上害怕官府来催粮。整日提心吊胆，连觉都睡不好。那些当官的，一边喊着抗日救国，一边把我们往死里逼。＂
五、风云突变
1938年10月的一个深夜，一支武装队伍悄无声息地包围了黄德集。这支队伍是上级派来的肃贪特遣队，专门针对当地的贪腐问题进行突击整治。
特遣队首先控制了马涵涛的住所。当队员们破门而入时，马涵涛正在吸食鸦片，桌上散落着几包白色粉末。房间里还有两名衣着暴露的女子，是从春满楼叫来的。马涵涛被当场制伏，从他的床下搜出了大量现金和黄金。
同一时间，桑润生也在家中被捕。特遣队在他的书房里发现了一本账册，详细记录了他与各地商人的权钱交易。账册显示，仅1938年上半年，他就收受贿赂折合现金超过五万大洋。在他的后院地窖里，特遣队还找到了大量走私物资，包括日货香烟和布匹。
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县城。天刚蒙蒙亮，县府大门口就聚集了大量群众。他们中有的是来看热闹，有的是来诉说冤情。一位老农举着他儿子的血衣，声泪俱下地控诉征粮队的暴行。
特遣队的行动并未就此停止。他们调查的范围迅速扩大到整个县城。春满楼被查封，几名与官员有密切往来的老板被带走调查。在一间不起眼的仓库里，队员们发现了大量被克扣的军需物资，其中包括本应发放给前线的药品和弹药。
更令人震惊的是，特遣队在马涵涛的私人文件中发现了他与日军特务机关的往来信件。信件揭示，马涵涛不仅贪污受贿，还在暗中为日军提供情报。他利用职务之便，将边区的军事部署和人员调动情况透露给敌人，导致多次抗日行动失败。
随着调查深入，一些基层干部也陆续落网。第三区区长赵明在被捕时试图销毁证据，但特遣队还是从他的住所找到了大量赃物，包括从农民那里勒索来的金银首饰。他的几名亲信也被证实参与了多起敲诈勒索案件。
在整顿过程中，一些正直的基层干部挺身而出，揭露了更多黑暗内幕。李家庄的张守信带来了一份详细的清单，记录了某些官员如何将抗日公粮倒卖给日军控制区。这份清单最终成为了起诉这些贪官的重要证据。
特遣队的行动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最终，包括马涵涛、桑润生在内的二十多名县级官员被押送到上级处理。他们的罪行在当地张榜公布，包括贪污军需物资、勒索百姓、与敌通谋等多项罪名。
这场突如其来的肃贪行动，像一阵秋风扫落叶，暂时清理了当地的官场积弊。在新的领导班子上任后，县府开始着手清退多征的公粮，追回被克扣的军需物资，并对受害百姓进行了适当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