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委员。
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于12月10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的三名代表委员田中熙巳、田中重光和箕牧智之登台领奖。现年92岁的田中熙巳随后发表了得奖感言。1945年8月，13岁的田中熙巳在长崎遭遇了原子弹轰炸，失去了5位亲人。
国王陛下、王后陛下，王储殿下、王储妃殿下，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各位委员，以及出席仪式的各位来宾，还有为彻底销毁核武器而奋斗的世界各国友人，我叫田中熙巳，是刚刚承蒙介绍的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的代表委员之一。今天能够代表协议会发表获奖感言，我感到万分荣幸。我们在1956年8月成立了“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为了不让这一史无前例的人道主义灾难重演，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秉持着两项基本诉求开展运动。一是反对日本政府关于“战争灾难必须由国民来忍受”的主张，我们认为原子弹轰炸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由发起并推动战争的国家的政府来负责赔偿；另一诉求则是核武乃极其惨无人道的杀伤性武器，绝不应与人类共存，必须及早销毁。我们的运动无疑为促成当今世界的“核禁忌”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目前全球依然有12000枚核弹头，其中将近4000枚处于随时可以发射的状态。在此情况下，超级核大国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威胁使用核武器；以色列执意进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其政府出现阁僚呼吁在军事行动中动用核打击。现在不仅平民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核禁忌”也已经摇摇欲坠，我们对这一切感到无比痛心和愤怒。我是长崎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那年我13岁，爆炸发生时我正在距离爆炸中心以东3公里多的家中。1945年8月9日，我突然听到一架轰炸机的巨响，紧接着就被一阵夺目的白光吞没了。我惊魂未定地从二楼冲下来，刚刚捂住耳朵与眼睛趴在地上，一股强烈的冲击波立即穿堂而过。之后我失去了意识，醒来时身上压着一扇很大的玻璃窗。但幸运的是，玻璃居然完好无损，我几乎安然无恙，只能说是奇迹。直到3天之后，我才亲眼见到长崎遭到轰炸后的惨状。为了确认住在爆炸中心附近的两位伯母的安危，我和母亲绕过了一座小山，站在山口向下望去，我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烧焦的残垣断壁一直蔓延到3公里多之外的港口，红砖建造的东方最大的天主教堂浦上天主堂沦为一片废墟；下山路上，沿途的房屋全部着火坍塌，周围散落着一具具遗体；间或有一些身受重伤或者严重烧伤的幸存者，由于得不到救援，他们只能无助地躺在原地。我心中变成一片死寂，只能将自己人性的内心封闭起来，木然地朝着目的地前进。其中一位伯母住在距离爆炸中心400米的地方，她与上大学的孙子一同死在烧焦的房子里，尸体焦黑。另一位伯母的家被夷为平地，祖父全身严重烧伤，奄奄一息地蹲在地上，伯母也被烧伤，在我们到达前不久刚刚咽气，我们在野地为她举行了火葬。几乎没有受伤的伯父四处奔走求救，却在救护站晕倒，发了一个星期的高烧之后也在痛苦中死去了。一颗原子弹以这种无比残忍的方式一次就夺走了我5位亲人的生命。那时我所看到的遇难者们的遗体多已不成人形，难以相信是人的死亡状态；几十、几百名受害者兀自痛苦挣扎却得不到任何救治。当时我在心中强烈地呐喊，就算是战争，也不该以如此残酷的方式伤害和夺去人们的生命。长崎原子弹在600米的高空爆炸，释放出的能量50%以冲击波的形式，将房屋夷为平地；另有35%则化作高温射线，导致室外的人严重烧伤，使倒塌的房屋四处起火，许多人被压在废墟下活活烧死；还有15%是中子射线或γ射线等，作为放射线穿透人体，破坏内部组织从而致人死亡，也是导致原子弹辐射症的原因。截至当年年底，广岛、长崎两地的死者人数分别是14万左右和7万左右。此外，还有超过40万名幸存者因原子弹爆炸而受伤并遭受辐射。爆炸发生后的7年间，幸存者们在占领军的强迫下不得不保持沉默，加上日本政府也对他们的处境置之不理，在长达10年的岁月中，受害者们深受孤独、病痛、困苦、偏见和歧视的折磨。
1954年3月1日发生了一起举世震惊的事件，美国在比基尼环礁进行氢弹试验，导致日本渔船遭到“死亡之灰”的辐射。其中，渔船“第五福龙丸”上的23名船员全部遭受辐射并出现急性辐射症的症状，捕捞的金枪鱼也全都丢弃。以这一事件为契机，日本国内及世界各地开始爆发了反对原子弹氢弹试验的运动，运动的火种以燎原之势扩散到日本全国。在超过3000万人的联署下，促成了1955年8月在广岛召开第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1956年在长崎召开了第二届世界大会。在运动的鼓舞下，与会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于1956年8月10日成立了“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成立宣言中写道：我们决心拯救自我，并通过自己的经历拯救人类的危机。从此，我们开展了呼吁销毁核武器并要求国家对原子弹爆炸受害者进行赔偿的运动。我们的运动促使日本在1957年制定了关于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医疗的法律，然而其内容却只有交付“原子弹受害者健康手册”、受害者可以免费接受体检等简单的措施。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只有经过厚生大臣认定的原子弹辐射症患者才能获得医疗费补贴。1968年日本又制定了关于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特别措施的法律，通过几种补贴向受害者提供经济援助。但是这些都只属于社会保障制度层级的援助，政府仍然固执地拒绝进行国家赔偿。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985年实施了一次“原子弹爆炸受害者调查”，结果显示，原子弹爆炸所造成的危害涉及生命、生理、心理、生活等各个方面。我们了解到，受害者或失去生命，或身心遭受创伤，还有人由于疾病或周围人的歧视而无法正常工作。这一结果为受害者的基本诉求提供了有力的印证，我们的愿望也变得更加坚定，那就是绝不能让世界上再有人与我们一样遭受悲惨的痛苦。1994年12月，结合上述两部法律的内容，日本制定了关于援救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法律。然而国家对于数十万罹难者却没有任何补偿，日本政府一如既往地拒绝国家赔偿，直至今日，仍然也只是限定在针对核辐射受害者的对策。在此我要重申一遍，日本政府对于原子弹爆炸的罹难者没有提供任何赔偿，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个事实。长期以来，这几部法律对于居住在海外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不论持有什么国籍都是不适用的。那些在日本遭到核爆炸侵害，然后返回祖国的韩国籍受害者，以及战后迁居美国、巴西、墨西哥、加拿大等国的众多受害者忍受着核爆炸造成的病痛折磨，以及源自周围缺乏理解的精神痛苦，他们在各自所在的国家成立了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我们与这些组织互相合作，有时也共同举行活动，通过诉讼等方式向日本政府提出诉求，使海外受害者也逐步享有了与日本国内几乎同等的援救待遇。一直以来，我们致力于呼吁本国政府、核武持有国及其他国家立即销毁所有核武器。1977年由联合国的非政府组织主办的关于原子弹爆炸真相和受害者真实情况的专题讨论会在日本举行，揭露了原子弹危害人类的真相。当时随着欧洲核战危机的升高，许多国家爆发了数十万人规模的集会游行，我们协议会也作为核爆亲历者不断受邀在集会上讲述受害证言。1978年和1982年，联合国裁军特别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每次都派出近40名代表参加，除了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外，我们还在场外讲述亲身经历。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审议大会及其筹委会会议上，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都爭取到了发言机会，并在审议大会召开期间，在联合国总部主会场的门厅举行原子弹爆炸主题的展览，取得了巨大成果。2012年，挪威政府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提议召开关于核武器人道影响的会议，在2013年起的三届大会上，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证词都受到高度重视，最终发展到 《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谈判会议的顺利召开。2016年4月，在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的倡议以及全球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呼吁下，要求禁止及销毁核武器的国际联署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活动向联合国提交了1370多万人的签名。在此次活动的推动下，2017年7月7日获得联合国122个国家的赞成而制定了《禁止核武器条约》，对此我们感到无比喜悦。身为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我们由衷期盼销毁所有核武器，抛弃以持有和使用核武器为前提的核遏制论。请想象一下，现在就有4000枚核弹头随时可以发射，立即就可能造成危害程度可达广岛、长崎原子弹的数百倍乃至数千倍的伤害，各位随时成为核武器的受害者都不足为奇，同时也有可能成为加害者。因此，我们强烈呼吁全人类一同探讨如何才能彻底销毁核武器，并为之共同努力。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平均年龄是85岁。10年以后，能够亲口讲述爆炸经历的受害者可能只剩寥寥无几。我们希望从今以后，年轻一代能够接过接力棒，努力将我们推进的销毁核武器运动更加有力地继续开展下去。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个尝试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非营利组织“NO MORE HIBAKUSHA记忆遗产继承会”正在与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密切合作，致力于保存我们协议会的运动记录、受害者证词以及各地协议会活动记录等的工作。这个组织成立于大约15年前，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们搜集了许多受害者的证词、民间运动以及各地受害者团体运动的记录等，并以档案的形式进行保存和管理。希望他们能运用这些资料，在对外推广相关运动时取得更大的成果。我期待该组织能全力普及核爆真相，并对他们的活动迈出日本国门、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寄予着厚望。世界各国的朋友们，为了进一步普及《禁止核武器条约》，从而实现缔结销毁核武器国际条约的目标，我呼吁大家在各自的国家创造机会倾听核爆亲历者的讲述，从感性角度理解核武器的非人道性。我们期盼核武器与人类无法共存、更不应允许其与人类共存的信念，尤其能夠扎根在核武持有国及其盟国的普通民众心中，进而成为推动本国政府改变核武政策的力量。不要让人类因核武器而自取灭亡！！让我们为了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也没有战争的世界而一起努力奋斗吧！！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