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冷战结束后对中国定义的演变，反映出了美国对中国认知和定位的变动，这是导致中美关系起起伏伏的最直接原因。冷战后，美国的对华认知定位从欢迎健康的美中关系与强大繁荣的中国，到克林顿时期将中国定位成美国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到小布什时期改成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到奥巴马时期则是“可管控的竞争者”，到特朗普时期的“战略竞争的对手和修正主义强权”，再到拜登政府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主导了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演变。 特别是，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前，美国拜登政府把中俄并列视为美国头号竞争对手但是量级不同，但乌克兰战争爆发后，美国认定中国是“唯一具有意愿和实力改变国际秩序的国家，也是唯一能威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区域影响力和安全与繁荣的国家”。 在此判断下，美国在深度介入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仍然是把更多的精力和战略部署瞄准了对付中国，无论是近年来挑起的所谓“新疆人权问题”、香港修例风波，还是不断升级台海地区和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都是美国着眼于遏制打压中国所精心谋划的战术步骤。对此，中国必须把美国深度介入包括直接军事参与阻挠中国的统一台湾大业，作为具有99%可能性的事项来精心准备，特别是要把这作为决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否实现的决定之战来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