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 毛主席为何对著名作家沈雁冰说 你不愿意当官可以挂个名
1949年的一个秋日午后，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内，一场意味深长的对话正在进行。身为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面对着这位在中国文坛享有盛誉的著名作家沈雁冰，说出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你不愿意当官可以挂个名＂。这句看似随意的话语背后，却折射出建国初期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为什么毛主席会对沈雁冰说这样一番话？为什么要让一位不愿意＂当官＂的作家来担任要职？这背后又体现了怎样的政治智慧与历史眼光？
一、建国初期的用人之策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次会议不仅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成人员，更确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人事布局。在六位副主席的构成中，党外人士占据了半数席位，这一安排绝非偶然。
在此之前的8月，毛泽东就曾在北平香山召开座谈会，专门讨论新政府的组建问题。会上，他特别强调了要重用党外人士的重要性。当时，有人提出担心某些党外人士的政治立场问题，毛泽东却说：＂正因为有不同意见，才更要请他们来参政。＂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结束后的第二天，一份关于政务院人事安排的重要文件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头。这份名单中，21个部级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人选，竟有近半数来自党外。这个比例之高，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正式通过了这份任命名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任命的党外人士，大多都经过了反复的遴选和慎重的考虑。如交通部长章伯钧，此前就在重庆谈判期间表现出了积极促进国共合作的态度。再如农业部长李书城，作为中共一大会址的主人，他在党的创建时期就给予了重要支持。
在确定人选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专业对口＂。比如，让林学专家梁希担任林垦部长，让法学家史良出任司法部长。这种专业性的考量，体现了新政权对人才专长的重视。
同时，新政府还采取了＂高配＂的策略。像黄炎培这样的民主人士，不仅被任命为轻工业部长，还兼任了政务院副总理。这种做法既体现了对党外人士的尊重，也显示了共产党真诚合作的诚意。
在具体工作中，中央还专门制定了一系列保障措施。1949年10月底，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会议时特别强调，各部门要为党外人士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同时，还安排经验丰富的党内干部担任副职，既保证工作顺利开展，又避免党外人士因不熟悉政务工作而感到为难。
二、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
1949年秋，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几位教授正在争论一个问题：是否该接受新政府的任命？其中一位教授拿出了一份《人民日报》，上面刊登着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的讲话：＂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新中国需要各类人才参与建设。＂
这样的讨论在当时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圈子里频繁发生。在南京，原中央大学的教授们召开了一次非正式座谈会。会上，不少人表达了对新政权的观望态度。有人提出：＂我们是搞学术的，不懂政治，能做好工作吗？＂也有人说：＂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知识分子地位低下，现在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
在上海，一批文化界人士收到了来自北京的邀请函。周恩来派人专程南下，邀请他们北上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工作。面对邀请，这些知识分子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人欣然接受，有的人犹豫不决，还有的人婉言谢绝。
1949年10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一次文教界座谈会上，郭沫若作了重要发言。他谈到了自己从犹豫到接受任命的经历，指出知识分子参政既是权利也是责任。这次会议后，不少原本持观望态度的知识分子开始改变想法。
为了打消知识分子的顾虑，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首先是在待遇上给予保障，确保知识分子的基本生活水平不低于此前。其次是工作方式上的调整，对于不熟悉行政事务的知识分子，配备经验丰富的干部协助工作。
在北京的一次高层会议上，有人提出要求知识分子必须迅速转变立场。毛泽东却说：＂要给知识分子时间，让他们在实践中慢慢认识新中国。＂这种务实的态度，使得更多知识分子消除了疑虑。
值得一提的是，在接受任命的知识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崭露头角的知识界代表人物。如教育部长马叙伦，早年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他们的加入，在知识界产生了示范效应。
1949年底，《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记录了一位大学教授接受任命后的工作感受。他写道：＂实际工作中，我感受到的是尊重和信任，这与过去的经历完全不同。＂这篇文章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一个缩影。
这期间，新政府还特别注意解决知识分子的实际困难。如有的学者担心参政会影响学术研究，政府就为他们安排助手，保证研究时间。对于一些年事已高的知识分子，则采取了弹性工作制，让他们能够继续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
三、沈雁冰的特殊案例
1949年8月，杭州西湖边的一座老宅内，沈雁冰正在整理他的手稿。这位以笔名＂茅盾＂闻名文坛的作家，刚刚完成了长篇小说《三部曲》的修改工作。就在这时，一位特殊的客人带来了北京方面的邀请。
沈雁冰最初的反应是推辞。他向来访者表示：＂我是写小说的，从未搞过行政工作。＂这位作家随后还写了一封长信给在北京的周恩来，详细说明了自己想继续专注于文学创作的想法。他提出，计划在西湖边找一处安静的地方，专心创作新的作品。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毛泽东那里。9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专门抽出时间，详细询问了沈雁冰的具体情况。在得知沈雁冰的顾虑后，毛泽东说了那句著名的话：＂你不愿意当官可以挂个名。＂随后，他又补充道：＂文化部的工作需要像你这样了解文艺界情况的人来做。＂
事实上，选择沈雁冰担任文化部长并非偶然。早在1930年代，他就担任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职务。他的小说《子夜》《林家铺子》等作品，真实反映了旧中国的社会现实。这些经历和创作，使他在文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9月下旬，周恩来再次派人前往杭州，向沈雁冰详细说明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构想。这次谈话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来访者特别强调，文化部长的职务不会影响他的创作，相反，这个位置能让他为中国文艺界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这次谈话后不久，沈雁冰动身前往北京。在中南海的一次见面中，毛泽东亲自向他阐述了新中国的文化政策。毛泽东说：＂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官员，而是一个能够理解和引导文艺工作的人。＂
10月初，沈雁冰正式接受了文化部长的任命。在就职前，他提出了三个请求：一是保证有时间继续创作；二是在政策制定上充分听取文艺界意见；三是让更多文化人才参与文化建设。这些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支持。
就任后的第一个月，沈雁冰就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他邀请了老舍、巴金、曹禺等著名作家参加，共同讨论新中国文艺发展方向。这次会议确立了＂百花齐放＂的初步思路，为后来的文艺政策奠定了基础。
在具体工作中，沈雁冰始终保持着作家的身份。他坚持每天清晨用两小时写作，其间创作的《银汉》《霜叶红似二月花》等作品，展现了新中国初期的社会变迁。这种创作实践，也使他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帮助其他文艺工作者。
四、＂挂名＂背后的政治智慧
1950年初，北京东城区的一间会议室内，一场特殊的座谈会正在进行。与会者都是新任命的部级领导，其中不少是＂挂名＂的党外人士。一位来自科技界的代表说道：＂起初我以为＇挂名＇就是应付差事，实际工作中才发现，这是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
这种＂挂名＂制度的实施，有着独特的运作模式。以文化部为例，在沈雁冰担任部长期间，一些具体的行政事务由党员副部长负责，而涉及文艺政策、创作方向等重大问题时，则必须征求沈雁冰的意见。这种分工既保证了行政效率，又充分发挥了各自专长。
1950年3月，政务院召开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周恩来特别强调了＂挂名＂制度的重要性。他说：＂这不是形式主义，而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重要方式。＂会议还专门讨论了如何完善这一制度，提出了明确的工作细则。
在实践中，＂挂名＂干部的作用逐渐显现。比如在教育部，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虽然只是＂挂名＂副部长，但在制定高等教育政策时，他提出的建议往往成为决策的重要依据。他关于保护老教授、稳定教育队伍的意见，得到了普遍认可。
1950年夏天，上海的一份调查报告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报告显示，那些由党外人士＂挂名＂的机构，在与知识分子、专业人才的沟通中，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现象被称为＂挂名效应＂。
为了更好地发挥＂挂名＂制度的作用，各地还采取了一些配套措施。如在天津，专门设立了党外人士联络办公室，及时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和实际困难。在武汉，则定期组织＂挂名＂干部参观考察，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1951年初，一个有趣的细节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民政部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挂名＂的副部长程天放提出了不同意见。会议不仅没有压制他的观点，反而专门组织讨论，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这个案例后来被作为典型经验在政务院内部传达。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挂名＂制度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许多原本持观望态度的知识分子，看到这些＂挂名＂干部受到尊重，工作富有成效，逐渐改变了看法。到1951年底，主动申请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明显增多。
同时，＂挂名＂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双向选择＂模式，既尊重党外人士的意愿，也考虑工作的实际需要。如在广州，一位著名的工程师原本被安排到交通部门＂挂名＂，但考虑到他在水利方面的专长，最终调整到了水利部门。
在1951年年底的一次总结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挂名＂制度的成功实施，为新中国初期的人才使用探索出了一条有效路径。这种既照顾专业特长，又不强求承担全部行政事务的做法，实现了人尽其才的目标。
五、政治参与的历史意义
1952年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内举行了一次特殊的座谈会。会议的主题是总结知识分子参政议政三年来的经验。周恩来在会上提到了一组数据：截至1951年底，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中，党外知识分子担任职务的人数已达到数千人，其中不少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次座谈会上，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的教授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说：＂1949年刚被任命时，我还在犹豫要不要接受。现在回过头看，参与新中国建设的这段经历，让我见证了国家发展的重要时刻。＂
在教育领域，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产生了深远影响。1952年4月，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上通过的多项改革方案都凝聚着老教授们的智慧。例如，关于理工科院校的调整方案，就采纳了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建议，避免了盲目照搬苏联模式。
文化界的变化同样显著。以北京市文联为例，1952年初统计显示，其成员中80%以上是1949年后加入的知识分子。这些文化工作者积极参与文艺政策的制定，推动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在一次创作座谈会上，老舍就新中国戏剧创作提出了独特见解，这些建议后来被写入了相关政策文件。
科技领域的进步更为明显。1952年夏天，中国科学院组织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钱学森、华罗庚等科学家就国家科技发展规划提出了建议。他们的意见不仅对当时的科研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还为后来的＂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奠定了基础。
在经济建设方面，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顾问期间，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特别是在处理公私关系问题上，他的意见帮助制定了更为稳妥的政策。
1952年下半年，各地陆续开展了知识分子工作总结。南京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参政议政的知识分子中，有超过60%的人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的统计则表明，知识分子参政后，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专业性明显提高。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典型案例。如在水利部门，李仪祉等水利专家参与了淮河治理工程的规划，他们提出的方案既考虑了防洪需求，又兼顾了农田灌溉，获得了实践的检验。在卫生领域，老一辈医学专家参与制定的防疫政策，为新中国初期的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到1952年末，知识分子参政议政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机制。各级政府在制定重要政策时，都会征求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在北京、上海等地，还建立了定期走访制度，及时了解知识分子的建议和想法。
1953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知识分子参政的长篇报道，详细记录了三年来的具体实践。报道中提到的许多案例，都显示出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