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传记《南明战神李定国》系列连载NO.70

十二月十五日，永历皇帝带着后宫嫔妃、宫女太监、文武百官和家属离开了生活近两年的昆明，开始向建昌转移。

跟随朝廷一起逃难的，还有许许多多扶老携幼的昆明百姓。

李定国在之前的布告中已经提醒过百姓，朝廷很难与大家一同撤离，希望他们能自行逃难，不要跟着皇帝走。可是老百姓又能逃到哪儿去呢？在他们眼里，朝廷就是他们唯一的依靠，只有跟着朝廷的大部队走才是安全的。

面对把身家性命全部寄托在朝廷上的百姓们，不管是朱由榔还是李定国，都不忍心派人驱赶他们，只好任其自便。

这样一支混杂着君、民、官、兵的队伍，人数高达几十万，其中又有大量的妇孺老幼，结果一天只能前行三十多里。

好不容易走到昆明城西的碧鸡关，由于道路狭窄，过的人又多，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踩踏事件，再加上饿倒的、病倒的，到处都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哭声。

朱由榔实在不能再对此熟视无睹了，他命令停车，站起身来，侍候在旁边的黔国公沐天波赶紧把他搀扶住。朱由榔回过头来，远远地眺望着昆明城里的宫殿，眼泪已经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他哽咽着对沐天波说：“朕还没有走远，军民已经被涂炭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朕一个人而连累万千百姓，还不如回到昆明为社稷而死，以免生灵惨遭这样的荼毒！”说完，放声大哭。

沐天波也对前往建昌产生了怀疑：这才刚出昆明，就已经困难重重了，四川山高路远，照这个行进速度，啥时候才能走到啊？

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云南西部可以直达缅甸，而且沿途筹措粮草非常方便，一旦我们走出边境，就海阔天空了。万一满清鞑子放缓追击，我们只需要守好大理的玉龙关，就可以保住大理以西的地方。”

大臣当中，马吉翔和李国泰等人全都支持沐天波的方案。

同样支持沐天波的，还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金维新。

金维新是云南昆明人，大西军入滇以后，他一直担任李定国的幕僚，深受李定国的信任。

金维新不愿意前往建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他是一个乡土情结很重的人，作为土生土长的云南人，他实在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

至于第二个原因，是有点无厘头的。

金维新曾经喜欢上了一位美女，很想把这位美女娶进门，没想到当时有个叫王偏头的明军将领也喜欢这位美女，彼此之间争风吃醋在所难免，闹得很不愉快。

后来这位美女最终花落谁家，不太清楚，但两人之间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

偏偏这位王偏头现在正在担任建昌总兵，金维新担心，一旦进入建昌，王偏头肯定要对他进行报复。

这几位大臣开始轮番对李定国进行劝说，希望他能够改变主意。

看到这么多大臣都不同意继续前往建昌，李定国也不好再继续坚持，同意往滇西方向撤退。

李定国的态度紧接着又影响到了皇帝陛下和其他大臣，最终，朝廷转移的方向从向北变成了向西。

这个撤退方向的调整有两个恶果。

第一，永历朝廷彻底失去了一支重要的军队，那就是由冯双礼、陈建、王会、艾承业等人带领的北上前往四川建昌的部队，他们是替朝廷的大部队开路的。

第二，滇西地区向来属于人口稀少、生产极不发达的地界，永历朝廷撤往滇西，可以说是既招不到兵，又筹不到粮饷，更是与川东的夔东十三家、福建沿海的郑成功、张煌言等抗清势力彻底失去了联系，算是进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死胡同。

这不，很多之前一直忠心耿耿追随永历皇帝的大臣听说朝廷临时把撤退方向从北上改成了西撤，感觉再继续跟着已经没有任何前途了，纷纷选择脱离朝廷，改名换姓，自行寻找避难藏身的地方去了。

这些人包括吏部尚书张佐宸、兵部尚书孙顺、礼部尚书程源、户部侍郎万年策、大理寺少卿刘泌、左佥都御史钱邦芑、少詹事汪蛟等等。

1659年（南明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正月初一，正是中华民族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春节。朱由榔和他为数不多的臣子们在云南西部的永平县度过了这个传统佳节。颠沛流离的逃亡和对未来的绝望冲淡了春节的喜庆气氛，所有人的脸上布满了忧愁和苦闷。

正月初三，三路清军在没有遭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昆明。南明卫国公胡一青、提学道徐心箴、光禄寺卿黄复生、提督刘之扶、土司总兵龙世荣等一大批没有跟随永历朝廷撤走的文臣武将选择了向清军投降。清军入城之后，对百姓和降兵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抢劫和掠夺。

多尼、吴三桂和赵布泰没有工夫约束部下的恶劣行径，他们不想给永历朝廷任何喘息的机会，正在紧锣密鼓地商量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很快，新的进军方案就出台了：信郡王多尼负责驻守省城昆明，平西王吴三桂和征南将军赵布泰各自带领本部人马沿着永历朝廷撤退的道路继续追击。

正月初四，永历君臣西撤到了永昌（今云南省保山市）。一时还看不到清军追来的迹象，朝廷就在这里暂时安顿了下来。

李定国向皇帝陛下请求，由他去坚守位于永昌东北的重镇大理，以保证永昌地区的安全，朱由榔予以批准。

三天后，昆明陷落、清军正在继续追击的消息传到了永昌，永历君臣好不容易稍稍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有人提出，朝廷应该继续西行，撤进缅甸境内，以图安全。

翰林院讲官刘茞在朝堂之上坚决反对，他激动地说：“陛下之前在昆明的时候，已经决定北上入蜀，结果中途却改变了主意，向西来到了永昌，已经让万千臣民大失所望。现如今，永昌已经临近边境，一旦舍弃此地，就是蛮夷之地了。外面到处都在谣传皇上准备退入缅甸。缅甸乃是外国，时而归顺，时而背叛，就算其忠顺于我国，派使者前来迎驾，我君臣值此患难之时，狼狈进入其境，也断然不可能再号召中外中兴大明了。假如他们对我们举兵相向，到时候咱们进退失据，该如何是好？说实话，如今中兴二字不过是臣子们的忠君之言，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还不如卧薪尝胆，闭关休养。对外派遣将士固守关隘，对内劝导百姓发展农桑，死守上一两年，等待形势发生转变。如果有幸能够苟全，四方必定会有勤王之师到来。假如敌兵继续进逼，仍然应当取道入蜀，尚可有一线生机。”

说着说着，刘茞嚎啕大哭。其他大臣也被刘茞的情绪所感染，跟着哭了起来，朝堂之上立即哭声一片。

朱由榔知道，到现在还没有弃他而去的人，都是个顶个的大忠臣。他们说的话绝对是肺腑之言，他们留下的眼泪也绝对不是惺惺作态。可是事已至此，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他低下了头，半天没有说话。

过了很长时间，他抬起头来，给刘茞安排了一个任务：起草《罪己诏》和《告上帝忏文》。

这两篇文章虽然名字不大一样，不过内容和目的都是差不多的——开展自我批评，收拾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