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史料和史学的？1966年，著名的《剑桥中国史》的发起人崔瑞德在一篇文章认为，中国史撰传统的悠久并非是中国史研究的优势所在，反而导致中国传统史撰反映的层次比较狭窄，是意识形态塑造下的产物，书写越有条理，内在逻辑越是一致，离真实情况也常常越远。想要了解县以下的中国基层社会是如何运作，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原始资料是极少数最佳的窗口。 而中国人通常的看法则是，中国流传下来包括敦煌原始文书在内的史料价值难以估计，官修史书当然难免存在官方意志，但这依然让我们有材料还原历史，更别说庞杂的私人史料、出土文物等其他资料之间可以相互印证了。 崔瑞德是20世纪最为伟大的汉学家，对推动西方史学界把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史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的许多研究成果深化了中国历史的研究。但即使是这样的人物，依然会和我们自身的认知有一定的误解。 这是西方（包括日本）在内的它山之石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两面性的体现，因为西方人以域外视角来看待中国历史，一定会下意识的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来解读我们的历史。这一方面带给了我们一些研究历史的全新角度，比如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爱德华·谢弗（Edward Schafer）的《撒马尔罕的金桃》，从一些中国传统史学研究者不会在意的其他地方传入中国的物品入手，侧面解读中外的文化交流，非常令人新奇。在其他更宏观的方面这种视角的转换更是比比皆是。 但另一方面，真因为如此，有一些西方研究者的著作难免会粗暴简单的把中国历史硬塞到他们熟悉的框架里，用来结构我们的历史，甚至有时候这是有害的，比如在东北亚历史研究中，部分美国研究者会把辽朝、金朝等游牧民族建立的北方政权归入到所谓“征服王朝”中，与中国历史进行割裂，这无疑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