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时期著名画家陈及之《便桥会盟图》经典绘画作品赏析
琴棋书画，古代被称作文房四艺，是文人墨客颇为称许的娱乐活动，古人认为，抚琴、弈棋、写字、作画，或者只是听琴、观棋、赏字、阅画，领会诗情画意，能赏心悦目，陶冶情操，有益于健康和长寿。东晋出现的那些生活用品、山川河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科技水平，结合字画年代背景的记载，赏字更是别有一番趣味。
——题记
辽代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建立的政权，从公元916年至1125年，契丹族不但统治着“东至于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今蒙古克鲁伦河），南至白沟（今河北南部之白沟河），幅员万里”的疆域，和中原地区汉族建立的晋、汉、周以及北宋南北对峙200余年，也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和艺术。
契丹族有着自己的文字语言和源自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唐时与中原接触、往来频繁，故契丹族的文化和艺术既有着本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本土特征，又明显地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
契丹立国之初，颇重绘画，他的统治者中，圣宗耶律隆诸、兴宗耶律宗真均擅绘画，兴宗耶律宗真并以御画《千角鹿图》作为与宋朝交好的礼品。
辽的图绘之事也屡见于史籍。《辽史》本纪记载，太祖九年（公元915年）画君基太一神像，神册六年（公元921年）画《招谏图》，太宗会同元年（公元938年）“建日月四时堂，图写古帝王之事于两廡”。
这说明辽宫廷中有以画执役的人，大约即《陷辽记》中所说的上京“翰林”中的画家。《辽史·圣宗记》又载开泰七年（公元1018年）“诏画待诏陈升写《南征得胜图》于上京五鸾殿”表明至迟在辽圣宗时，宫廷已仿宋制建内翰林院并设置图画待诏等职了。
据此可知，和北宋近似，辽代画家也基本由民间画家、画院画家和士夫、贵族、官吏中的画家三类组成。
但辽代没有留下记述、评论绘画的著作，亡国时，宫室文物又遭到金人的严重破坏和掠夺，传世的卷轴画极少，有些可能尚混在宋画中有待辨识。目前我们只能靠极少数传世品和近年出土品并借助于墓室壁画、版画等作旁证，略知辽代绘画面貌，尚不能全面了解其成就和水平。
辽代曾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契丹族画家，如耶律倍、胡瓌、胡虔、耶律题子、萧瀜、高益等人。他们的创作有着与中原汉族绘画不同的面貌，边地特点突出，内容大多表现本民族水草放牧、游骑射猎及北方山水和草原的四季风光，绘画的形式、语言在适应本民族的审美需求，反映本民族的审美情趣的同时，又直接受到了唐、五代乃至宋代绘画的影响，体现了不同民族间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形成了兼容并蓄的绘画特色。在这些画家中，尤以耶律倍、胡瓌和胡虔的艺术成就最为突出。
下面我们一起欣赏辽代著名画家陈及之绘画作品
陈及之，号竹坡，生平及生卒年月失考。画史失载，号竹坡，富沙（今地名不详）人。应为民间文人画家，以白描人物见长，约活动于元仁宗（1285—1320年）朝，其活动中心在河北省中、南部。
辽代著名画家陈及之《便桥会盟图》赏析
辽代著名画家陈及之《便桥会盟图》纸本，纵36厘米，横774.厘米，白描画，藏于故宫博物院。该画卷画唐武德九年唐太宗李世民化干戈为玉帛，在长安城外渭水便桥与来犯的突厥颉利可汗结盟修好的历史事件。图绘突厥人的马术、马球、舞旗表演及驼马、整队士兵、零散骑士等，卷末绘李世民端坐龙车上，神情威严宽厚。
该画作款署“佑申仲春中瀚富沙竹坡陈及之作”，钤印“竹坡及之戏作”。该画作钤有“张元曾家藏”和梁清标、清内府的19方藏印。画中突厥人皆为契丹人装束，用水墨画出各种人物情状，特别是契丹族种种精彩马术表演，极为活泼传神，也是描绘少数民族情态的难得之作。
公元626年，年轻的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北边劲敌突厥的可汗颉利率大军侵犯长安，直抵城外渭水便桥，形势十分危急。久经战阵的李世民并不慌乱，率领部队到桥南隔河对阵，颉利见无懈可击，只得求和。由于当时唐帝国的力量还不很强，李世民便允许讲和，双方在便桥结盟。宋代辽国的画家陈及之，根据这一故事画了一幅《便桥会盟图》。 根据图中的款“祜申仲春中瀚富沙竹坡陈及之作”和印“竹坡及之戏作”，可知该图即作于元朝至治元年（1321）的三月。
该图分为三段：
第一段：出山。山沟里涌出大群骑队，追向执旗狂奔的马队，此前是排成旋涡状的骑手们，转出旋涡便是舞旗、各类骑术和马上杂技、马球等，本段的要旨在于展现突厥人的生活风情，为与唐朝会盟段起了铺垫作用。
第二段：歇息。经过一番马上运动后，疲惫的人马渐渐停歇下来。
第三段：会盟。最后进入了该卷的主题——便桥会盟。
事实上，画中第一段少数民族与西夏党项人的发式和女真人的衣冠服饰十分接近，他们手持女真人的圆月旗：元初，大批党项人迁徙到华北一带，接受了女真人的治理，作者是有机缘接触到党项人的。卷中人马的组合，动静、聚散有别，运动高潮频繁迭起，富有节奏。人马动态幅度大，变化多，由于场面宏大，画中人马仅有寸方左右，但人物、鞍马的神情形态具若自然。骑手在进行马术表演时露出诙谐幽默的表情，画家在勾画马匹时，善于抓住马在运动中的大体大势，十分生动，线条粗劲浑厚、简洁鲜明，显示出作者极强的艺术概括力。
在便桥会盟段里可分为左、右两组。左侧一组是颉利可汗和僚臣，戴冠者为其中的主体民族，与第一段马术马球中的冠式截然不同，颉利可汗扎着头巾类似蒙古族牧民的装束，以示他欲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在这两组人群中，有不少人头戴暖帽，即蒙古人的白搭子暖帽。
画家的白描手法有李公麟的笔墨基础，但不落前人的窠臼，挥洒自如。线条柔和畅快，细微之处仍见精神，带有戏剧色彩的人马动态被描绘得飞动自然，充满了节奏感，坡脚的画法极为简率，且主题突出。
全卷的构图新颖奇特，力求引人入胜，高潮迭起的人马运动在第一段“马术马球表演”中完成了几个大的弧线运动后，再经过“游散之骑”的过渡，便进人了两军对垒的第三阶段“便桥会盟”。画中流畅的运动轨线在这里形成了左右相对的对抗线。整个人马运动主次有别，尤其是在空旷的沙债地上的杂技运动，景疏人密，运动主线十分鲜明。
除了上述画家及其作品外，1974年，辽宁法库县叶茂台公社清理辽墓时，获得两轴古画，即《深山会棋图》和《竹雀双兔图》。
辽代以耶律倍、胡瓌、胡虔等为代表的契丹族画家，他们熟悉北方草原生活，深刻体验过游牧狩猎生活，满怀激情地反映这种生活，他们那些充满北方独特风光和人文风俗的作品，无疑给古代中国画坛带来一种新的气象或样式，对中国北方民族美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随着学界对北方民族美术研究的深入和今后的进一步发掘与发现，他们的绘画将愈来愈引起后人的重视。
辽代的绘画艺术，是承继唐和五代，并时时受着宋代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在这种承继和影响之下，其绘画又有着自己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