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能够把生存当作理所当然之事，这会使人们对新观念更加开放，对外部群体更加宽容。对生存缺乏安全感则有相反效应，它会引发威权主义的反弹。威权主义的反弹主要表现在人们紧密地团结在强势领导人身后，形成强有力的内部团结，严格遵守共同体规范，以及排斥外部群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年里，发达民主国家享受着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的生存安全感，这带来了包括绿党的兴起和民主的传播在内的大规模的文化变迁。自1975年至今，经济持续增长，但是在高收入国家，几乎所有的收益都汇聚到社会上层的手中。而大多数人，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则经历了生存安全感的急剧下降，这刺激了对排外的民粹主义威权运动的支持，导致诸如英国脱欧、法国国民阵线崛起和唐纳德·特朗普接管共和党这样的事件的发生。这种现象引发了两个问题：

（1）是什么激发高收入国家的民众去支持排外的威权主义运动？（2）为何在这些国家，投票支持排外主义的比例比几十年前高得多？这两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答案。对排外的威权民粹主义运动的支持是由对文化变迁的抵制推动的。从一开始，较年轻的后物质主义群体中就有许多人支持环保主义政党，而较年长的、较少安全感的人则支持排外的威权主义政党，两方之间存在着持久的代际价值观冲突。然而，在过去 30 年中，强大的阶段效应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排外性政党。一大部分人经历了实际收入和工作安全感的下降，以及大量移民和难民的涌入引发的各种问题。文化反冲（cultural backlash）解释了为何人们支持排外的威权民粹主义运动， 而生存安全感的下降解释了为何对这些运动的支持比 30 年前声势更大。

从静悄悄的革命到威权主义的反弹

40 多年前，《静悄悄的革命》一文提出，在视生存为理所当然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对新观念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对外部群体也更加宽容。历史事实是有目共睹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民主国家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的生存安全感，它引发朝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代际变迁，同时也使人们更加重视言论自由、民主化、环境保护、性别平等，还有对同性恋者、残障人士及外国人群体的宽容。

不安全感具有相反效应。在人类社会的大部分时期，人们都在生存线上挣扎。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排外是一项现实的选择。假如一个部落所拥有的土地生产出来的粮食仅够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那么，当另一个部落迁入这块土地时，就会引发一场生死决斗。这种不安全感刺激了排外的威权主义的反弹。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高水平的生存安全感，给了个人自由选择和宽容对待外部群体更大的空间。

在战后时期，发达国家的民众享有了和平、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这使生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安全。战后出生的群体在视生存为理所当然的环境中成长，这带来朝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代际变迁。生存是人们的中心目标。当生存变得不安全时，它就会主导人们的总体生活策略。相反，当人们视生存为理所当然之事时，它就为新规范打开通道。这些新规范涵盖了从性取向到民主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与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价值观不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不墨守成规，对新观念更加开放，威权主义色彩淡，对外部群体更加宽容。但这些价值观依赖于高水平的经济和人身安全感。它们不会出现在低收入国家，而在高收入国家较年轻的和更有安全感的群体中最流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30 年中，发达民主国家享有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及高水平的经济和人身安全感，这带来广泛的文化变迁，也推动了绿党的兴起和民主的传播。

战后 30 年的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生存安全感，引起了性别平等水平的上升、对外部群体宽容程度的增加，以及对环境保护和个人自主性的进一步重视。最近几十年，虽然这些国家的经济仍然在增长，但几乎所有的财富都聚集到处于顶端的 10% 的人手中，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经历了实际收入的减少和相对地位的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大规模的移民也刺激着民众支持民粹主义威权政党。

在某种程度上，后物质主义是自身的掘墓人。从一开始，根本性的文化变迁的出现就已经引发了较年长的和较少安全感的阶层的反对，他们因熟悉的价值观被侵蚀而感到威胁。因此，皮耶罗·伊格纳齐（Piero Ignazi）把欧洲极右政党的兴起描述为“静悄悄的革命的颠覆”（Silent Counter-revolution）。这些文化变迁所引发的物质主义者的反应导致了排外性政党如法国国民阵线的出现。这带来的政治后果是社会阶级选举指数（social voting）的下降，代表工人阶级的左派政党被削弱。而在 20世纪大部分时期，左派政党都在执行再分配政策。此外，后物质主义者把新的、非经济类议题引入政治舞台，削弱了经典的区分左—右派的经济类议题的重要性，把民众的关注点从再分配导向文化议题，这又进一步为不平等的加剧铺平了道路。

40 年前，《静悄悄的革命》一书中探讨了战后时期盛行的高度的经济繁荣和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带来的影响。你正在阅读的这本书对高度发达国家正在迈入的新阶段即人工智能社会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虽然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提供了大好机会，但是，这种赢者通吃的经济模式将会急速加剧业已存在的不平等。如果没有合适的政府政策对之加以调节，那么它将会削弱自战后时期开始出现的民主制度和文化开放。

文化反冲与排外的民粹主义威权政党的兴起

朝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代际变迁引发了对主张和平、环境保护、人权、民主化和性别平等的运动的支持。这些运动最早在 1968 年前后高收入国家的政坛中亮相。当时战后一代刚刚成长到有能力对政治产生影响的时候，他们便开启了学生抗议时代。6 随着较年轻的群体逐渐取代人口中较年长的群体，这种文化变迁一直在改变着后工业国家。

《静悄悄的革命》书中曾作出如下预测：当后物质主义者人数众多时，他们会将新的、非经济类议题引入政治，社会阶级冲突会下降。虽然后物质主义者集中在更加安全的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阶层中，但是他们相当支持社会变迁。尽管后物质主义者来自传统上支持保守派政党的更具安全感的阶层，但现在他们却偏向那些支持政治变迁和文化 变迁的政党。

从一开始，这种变迁就触发了较年长的群体和安全感较差的群体的文化反冲，他们因熟悉的价值观被侵蚀而感到威胁。在 20 多年前，我就已经描述了文化变迁正在如何激发民众对排外的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展示了一幅与当今密切相关的图景。

本文摘自《文化的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