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7年，贺子珍离开延安远赴苏联后，关于贺子珍的消息越来越少。

1947年的冬天，贺子珍带着对丈夫和祖国的深深思念回到了中国，可此时毛主席身边已经有了江青。

在此后，毛主席和贺子珍的见面屡次被阻挠，一直未能实现。时隔22年后才在秘密的安排下，匆匆见了最后一面。

在此后的十多年里，贺子珍几乎被“封锁”起来，鲜少再听到她的消息。

这期间，她也一直无法参加工作，空虚和孤独，无疑让她备感痛苦。然而这一切在1976年有了了结，但她却选择了释怀。

说起贺子珍，不少人为其感到惋惜。毛主席和贺子珍同风雨、共患难十年，经过战火的淬炼，他们之间既是同志、战友、也是夫妻，而这些早已在他们各自的心中留下了终生不可磨灭的烙印。

1937贺子珍年因为怄气加之身体缘故，远赴苏联，自此毛主席与贺子珍的事实婚姻画上了一个句号。

为此，有人感叹，如果她当初没远走苏联，或许之后就不会有江青什么事情了，这不无道理。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在苏联饱受苦难的贺子珍，最终在1947年回到了国内。可此时一切早已物是人非，而事实上，毛主席和贺子珍两人内心还是有着一份牵挂。

对于回到国内的贺子珍，毛主席对她也时有关注，比如在之后得知贺子珍病了的时候，毛主席很是担忧，给贺子珍写信，叮嘱她听医师的话，保重身体，并派人取出一些稿费给贺子珍送去补贴家用。

全国解放后，贺子珍把他们唯一的女儿娇娇（李敏）送到北京，让其陪伴在父亲身旁，给毛主席带去了很多欢乐。

而毛主席也会考虑到贺子珍一人孤苦伶仃，故而每逢假期，就会让人将娇娇送到贺子珍身边陪伴。

娇娇为父母之间的感情联系架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不断传递着父母双方的工作、生活、身体状况的信息。贺子珍向娇娇不止一次提到：“你爸爸工作忙,生活上很孤苦,你们要多多体贴他。"

1959年夏，在毛主席的精心安排下，他们终于有了一次短暂的重逢。

由于这次会见仅在毛主席和贺子珍两人之间单独进行，具体参与安排会见的水静也未在场，相关的细节很难再去考证。

但是，后来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曾从母亲贺子珍那里听闻了一些，李敏回忆: 那次见面后，反而更增加了他们对彼此的怀念、牵挂、忧虑和悲伤。

而此次见面也是毛主席与贺子珍见面中被屡次阻挠唯一成功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相见。

而经过这件事情后，贺子珍心里受到很大的打击，回家不久就病倒了。但她没有消沉，只是变得更加沉默，很少谈笑。

除此之外，贺子珍还是会时常关心国家大事。作为毛主席曾经的妻子，她非常崇拜毛主席，但内心一直十分渴望自己也能独立地做出一番革命事业。

即便到此刻依旧如此，一心还想出来为国家工作。早在回国之初，贺子珍还担任过后沈阳财政厅处长，还参加了全国劳动大会，为国家的建设贡献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然而在之后因为自己的身份已经难以如愿。

而之所以贺子珍无法再与毛主席见面，除了因为毛主席的身份外，其间少不了江青的阻扰。

自庐山和毛主席见过一次面后，江青一伙更加肆无忌惮地“封锁”贺子珍，禁止她和任何人接触、谈话，更别说出了参加工作了。

江青还试图想把贺子珍从历史上磨灭，还消除了不少关于贺子珍的档案资料。

这事还是后来全国政协在查询贺子珍的资料时，发现无论是上海还是中组部都没有贺子珍的资料。

当时不少工作人员也不禁感叹：一个从1926年起就投身革命的老红军竟然没有档案资料，这无疑是可笑的。

而这也成为了江青集团企图把其从历史上抹灭的证据。

就这样，贺子珍一直闲散的过了十多年，1976年3月6日，贺子珍提笔在自己桌上的台历上写下了这么几行字:

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话不多，但却反映了贺子珍当时悲伤、优郁的痛苦心情。

在这6个多月后，毛主席与世长辞，贺子珍悲痛不已。

然而考虑到当时的时局，她依旧没能亲自到北京悼念，最后派了侄子贺小平、外甥女贺海峰代她奔丧。

1976年10月，就在毛主席逝世的的一个月后，“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了出来，江青也于10月6日被抓了起来。

得知在这一消息的贺子珍，笼罩在心头20多年的阴霾一扫而光。贺子珍感到到前所未有的舒畅。

这些年因为环境所迫，自己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一直无所事事，备受压抑。现在，江青倒台了，阻挡自己出来工作的阻碍荡然无存了，贺子珍如释重负。

然而对于江青的垮台，贺子珍没有做出任何评论，因为在她看来，和毛主席走到这一步，只怪自己当初太过任性。

反而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工作，对女儿李敏说道：“我现在可以干点工作了，哪怕是写写回忆。”

然而就在贺子珍对未来满怀希望之时，不幸再次降临到她的头上。

1977年初春的一天上午，贺子珍突然发觉身体不停使唤，随即被送往医院救治，结果被诊断为中风。此后她的左半身偏瘫了，住进了华东医院，从此再也没能站立起来。

之后又被诊断她患有糖尿病，这接连串的身体打击，让贺子珍又陷入了异常的痛苦之中。而让他感到痛苦的不是病痛的折磨，而是为不能为国家和人民再去工作！

“四人帮”打倒了，共和国新生了，国家和人民没有忘记那些为共和国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过的人。

1979年6月1日，全国政协第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在会议期间，有人提议：鉴于贺子珍是妇女界中参加革命最早，是曾参加井冈山武装斗争的女红军战士，又曾是毛泽东的妻子，很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建议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后得到一致同意。

在确定后，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特意前往医院看望贺子珍，这也是贺子珍在上海居住了近30年，第一次有市委领导来看望自己。

她知道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当王一平告知第五届二次会议决定将她增补为政协委员的消息时，

贺子珍听后，很是激动，嘴里喃喃道：没想到组织上还记得我......

王一平书记离开后，护士卢泮云推着贺子珍来到医院的花园散心。

想起能继续为国家继续工作，贺子珍心情很是舒畅，以前，她感到自己生活在阴影中，外界的一切对她没一点吸引力。

现在，看到花园里盛开的花草，她赶忙招呼大家说：“我们拍几张照片吧！”贺子珍与大家在花园中照了两张像。

10日，新华社播发了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第二天，全国的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条新闻和贺子珍的照片。

照片上的贺子珍，坐在轮椅上，尽管满头银发，但却神采奕奕，焕发着新生。

在风烛残年的岁月，这份委任状，无疑很好的慰藉了在沉默中生活了几十年的贺子珍。让贺子珍看到了自己生活的希望，

为此，她表示自己不能在哀愁中沉沦，而应该抓住希望。

她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

“我还要为四个现代化出力。你们要帮助我恢复健康，我也要同你们一起努力把身体搞好。”

贺子珍在医院里，被医护人员称之为“最听话的病人”，她又一次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正视自己的疾病，同病魔展开了顽强的搏斗，同命运展开了顽强的搏斗。

她积极配合治疗，加强运动，想着尽快恢复身体，投身国家建设事业中去。

而在这一期间，贺子珍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传遍了全国，这时，人们知道原来贺子珍还活着、还在人间。

这位消失了40年的贺子珍，一下子成了新闻人物还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人们为其欢呼。

1979年9月，贺子珍第一次踏上了首都这块土地，心中百感交集。

到北京不久，贺子珍就在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的陪同下,在8日那天，秘密来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

离开毛主席纪念堂之际，摄像师吕相友抓拍下了那一珍贵的照片，贺子珍和李敏不约而同看向同一个方向：那是毛主席安息的地方。

此后贺子珍在政协委员这个岗位上为国家、为人民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而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后于1984年4月于上海逝世，被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回忆起贺子珍，她的人生是坎坷的，但也是光荣的一生。在最艰难的岁月里，是她坚守在毛主席的身边、献身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

她对祖国的一片热忱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她的功绩不容置疑、她的贡献不容磨灭。

像贺子珍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坚毅、刚强和宽容，无疑值得我们每一个后来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