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后来，男生里面又推举一个年龄最大、个子最高，比我还强壮的王福长和我摔跤，他们以为我很瘦弱，肯定有八成的胜算，准备好在老师被学生当众摔倒时趁机羞辱我一番。但没想到从小练农活的小王，空有一身力气却不懂摔跤的技巧。而我从小在后海边上看老师傅撂跤，没吃过猪肉还是见过猪跑的，下面使绊子，上面向他侧后一发力，小王应声倒地。从此，他们再也不敢寻思整治我了，下课也经常不忙回家，跟屁虫一般追随在我身边天南海北的瞎扯。后来几个大个男生还给我起了外号，模仿我呼唤爱犬，叫我“好的”，可是用他们的山东口音叫出来，读音变成“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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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月，“左”的思潮甚嚣尘上。学校的教学根本就谈不上，只一味地强调“革命”所以，每逢夏锄、麦收、秋收所谓“三大战役”，学校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要下地参加全连 “大突击”。职工清晨五点半就下地了，学生七点半才下地。三年级的学生，才十来岁的嘎嘴豆儿，也一样扛着比他们还高的锄头下地锄草，直到下午四点才收工。生在农场，长在农场，学生干农活的本领可以说是与生俱来，但是，本该读书的孩子却放下书本干繁重的农活，叫人心里不是滋味。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学生大一些，三四个年龄大的比我干活还快，一根垄锄到头，男孩子直起腰说笑，女生程凤芝、汪江云等等顾不上喘口气回身接我，锄完我这根垄又一起接落在后面年龄小的同学。我干活比不过他们，他们并没有嘲笑我，因为我毕竟是老师，能给他们传授知识；他们其实本能地充满对知识的渴望，尽管有时候自己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说实在的，我并不想当老师，那个时代视知识如粪土，谁也没有回天之力。可慢慢地，我和我的学生之间又悄悄增长着一种默契，老师讲得好听，学生就多学一点，总比天天念报纸强吧!就是这种默契，引领着我在把握“革命大方向”的前提下，尽量给他们传输一些知识。不过别忘了，我也是个革命的热血青年，再折腾也跑不出那个时代划的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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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冬天又到了，学校放寒假。我因母亲病故请了事假回北京，返回农场时给我的学生带了一些书，有的是北京市小学生的语数课本，我准备用它来当本班的教材，正规一点，别再信口开河；有的是课外书，我送给学生的礼物，他们从没有看见过那么好看的书。 只可惜买得太少，我想多买，可哪儿来的钱? 没成想刚回到连队，还没开学，指导员又找我，说团里成立科研组，需要抽调骨干，点了我的名。就这样，我都没来得及和全班同学告别就到科研组上班了。

当老师的时间整整一年。寒来暑往，几度春秋，我那批学生几乎都上班了。由于我几次调动，跟他们见面的机会很少。1978年我考大学离开北大荒后，更没机会见上一面。说真的，很想念他们，真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他们是我的学生，其实也是我的朋友，年龄差不多的朋友。

忘不了刚开学时，他们讥笑我的北京口音，笑我用“甭”代替“别”，结果逼着我改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以致后来遇到许多人，都不能从口音分辨出我是哪儿的知青。忘不了女生徐秀凤神神秘秘把我叫到她家的仓房前，掏出鹅蛋和炒爪子塞给我，弄得我接过食物红着脸跑了。当然，半数学生家的饭我都吃过，倒不是专门请我这个老师，是知青们常常去老职工家吃饭。我也忘不了有一年为考大学到医院检查身体，我的学生张金芳已经在团部医院当了护士，负责检查视力，硬要把我09的视力都写成1.5。她的父亲老张是连队商店售货 我去买一块月饼，却包给我两块。他们和我的感情完全不同于现在一些人请客送礼那一套，我们那时候像一个抵足而居的大家庭，按年龄，我是大哥哥；按和老职工的关系排辈儿，我是张叔叔；按身份，我才是张老师。一起玩的时候，我又变成了“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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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北京的知青组织了一些人回农场探亲，我的许多学生都来看我。他们都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原来的小黄毛丫头一个一个都那么漂亮。男生于建奎已是个深沉的男子汉，另外几个有的当了连长，有的当了种子员，有的被调到公安局、邮局，穿上了国家的制服。当过班长的程凤芝没有来，她永远不能来了，小小年纪因胃癌走了，还不到30岁。我至今不能忘记她因与我年龄接近，而常常拿我开涮，每当看到我的窘态，她便露出一脸坏笑。 分手的时候，我虽然笑着，还像是过去给他们当老师的时候一样，却忍不住偷偷落了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