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今天要聊一个堪称金融宇宙中心的话题——国债，这话题既有趣又复杂。

先看看过去25年美国国债与GDP的走势，那真是一路飙升，美国疯狂借钱，如今国债与GDP的比值已经超过了120%。不止美国，英国、欧元区，还有中国，其政府债务都在以令人咋舌的速度增加。不过最夸张的还得是日本，国债与GDP的比值高达260%，冠绝全球。这意味着按日本民众的收入来算，得花2.6年才能还上政府的债务；要是按照日本政府2022年的财政收入计算，就算政府不吃不喝、一分钱都不花，也得18年才能还清这些债务。

你可能会疑惑，这些国家的政府难道疯了吗？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呢？背后到底是什么逻辑？美国会不会出现债务违约呢？为什么有的经济学家说政府借得越多越好呢？到底借多少才算多呢？我们带着这几个问题一起往下寻找答案。

每个国家的政府其收入和支出都会同时存在。以美国政府过去30年为例，其收入的95%来自税收，而支出则用于公共事业、国防军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多数时候政府的支出是大于收入的，专业说法就是存在持续的财政赤字。支出里多于收入部分的资金缺口，政府会通过发行国债向全社会借钱来填补。除美国外，中国、日本、英国、欧元区的财政收支情况，也都是持续赤字。要是家里过日子这样，估计会被认为是败家子，但对于国家而言，情况就不同了。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美国之前吵得沸沸扬扬的债务上限问题。这是为了控制政府开销而设置的一种“象征性”机制，叫“Debt-ceiling（债务上限）”，这是由国会投票决定一个债务上限值，财政部借钱不能超过这个数值。听起来这是个很合理的限制，有自我约束的意味。可为什么说是象征性的呢？从1981年到现在的42年里，债务上限上调了42次，平均每年一次。实际上大家都清楚，美国债务一旦出问题，比如出现违约，对整个美国经济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白宫曾预测，如果债务违约持续几周，美国股市会下跌45%，超过800万人会失业。因此这个债务上限在更大程度上为美国两党提供了一个争论的契机。

前两年拜登政府大笔投入5万亿刺激经济的时候没对债务上限进行谈判，现在债务快到上限了才开始谈判。其实世界上有债务上限的国家并不多，除了美国还有丹麦，不过丹麦的债务上限非常高，几乎是其现有债务的三倍，基本就是个摆设。

过去50年间，全球政府债务都在持续攀升。首先需明晰，政府举债旨在支出。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理论，他是反对政府花钱的，认为市场竞争效率最高，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借钱花钱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美国在18、19世纪是很遵循这套理论的，鼓励竞争，政府尽量不干预。不过问题逐渐显现，完全让市场自由竞争的话，经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崩溃一次，最严重的就是1929年的大萧条。当时美国政府依旧坚持不干预经济周期，结果萧条持续了十多年。事后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次萧条持续这么久，和政府的不作为有很大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学大神凯恩斯提出了新理论，并且逐渐被各国政府采纳。简单来说，就是市场也会失灵，政府不能完全不管，在经济萎靡时，政府要借钱来替大家花钱，增加社会总需求，避免经济危机。

不过凯恩斯的理论后来也存在争议，但其核心观点已被各国政府接受。每当经济面临危机或衰退时，政府就会大量借钱、花钱来刺激经济，帮助经济尽快复苏。比如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2020年疫情；日本1998年金融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2011年大地震；欧洲的欧债危机等时期都是如此。只是钱花出去也不一定都有效果，像日本过去30年持续借债，但GDP却停滞不前。

前文这些都是政府花钱的理论依据。最近有一种更颠覆普通人观念的经济学理论——“现代货币理论（MMT）”开始流行。该理论认为政府应该理直气壮地借债，因为政府支出越多，非政府市场的收益就越多。政府的信用本质上就是钱，只要没有通货膨胀，就应该大胆借钱、花钱，这对经济发展最有利。这套理论目前尚未被主流经济学接受，但确实很热门。

就算政府借钱花钱能促进就业、刺激经济，也不能无限制地借下去。不过政府借钱和我们个人借钱不太一样，政府有一个我们不具备的能力——印钱。可能有人会质疑，政府不能印钱，只有央行才能印钱，政府只能借钱。从理论上讲确实如此，现在大部分完善的体制都将政府和央行分开，政府不能直接从央行印钱来花。但实际上，政府还是有办法变通的。比如，央行虽然不能直接印钱给政府花，但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国债，这就是量化宽松的做法，只不过多了一个中间环节，本质上还是政府从央行借钱花，这涉及到内债和外债的区别。

一个国家用本币发行的国债属于内债，在金本位制时期，内债对政府还有一定限制，政府不敢大量印钱。但现在，政府比较容易通过印钱来避免债务违约。海外借入的、以美元等外币计价的债务，即被称为外债。外债通常意味着资金的获取源自境外，计价货币为外币。除了美国，其他国家不能印美元，如果出现现金流问题，就只能向其他国家或机构借钱，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违约。

倘若内债乃经济活动之缓冲器，那么外债则为经济活动之放大器。此二者作用各异，对经济运行产生着截然不同的影响。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债务本身就是杠杆。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资本大量涌入投资，国家可以通过借外债放大自身优势；但一旦出现问题，资本大量撤离，就会加剧经济的崩溃。纵观历史，诸多国家级的经济崩塌与债务困境，皆因外债违约而起。这一现象揭示了债务履约在经济稳定中的关键作用。比如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地区发展迅速，吸引了大量外部投资，但8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加上美元加息，拉美国家不得不跟着加息，导致债务越来越重，外债不断增加，最后阿根廷、巴西、墨西哥都出现了债务违约，美国投资者也损失惨重。

再看欧债危机，这是欧元区一个很矛盾的点。欧洲各国原本抱团取暖，共用一个央行负责印钱，但财政政策却各自为政，这就相当于把内债变成了外债。结果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都出现了问题，国债面临违约风险。欧洲央行不能因为这几个成员国就去购买他们的国债，破坏规则，这些国家只能向其他方借钱。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虽然会借钱，但会要求这些国家紧缩财政，这使得这些国家经济本来就萎靡，还要紧缩，财政政策本应是经济的调节器，却反而加大了经济波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和乌克兰违约、2001年阿根廷危机、去年斯里兰卡危机，这些经济崩溃的直接原因都是外债无法偿还。所以有人说“内债不是债”，这种说法有些极端，内债当然也是债，只是内债的可控范围要大得多，各国政府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比较安心地借内债，不用担心短期内违约。从这点来看，美国有其特殊性，对它来说，内债和外债没什么区别。

我们刚才分析了政府借钱和个人借钱逻辑不同，限制政府发债的不是钱，也不是债务上限，那真正的限制是什么呢？深入剖析历史上数起重大债务危机，得以归结出两大成因。

首先是利率，利率是金融市场的核心，国债又是利率的核心，因为国债价格决定了无风险利率。我们会发现，所有公司发行的债券，比如微软、亚马逊、中国石油等公司的债券利率都和国债利率高度相关，因为它们的定价是依据国债利率来的。国债发行过多，供给增加，价格就会下降，对应的无风险利率就会上升，整个经济的利率都会随之上升，这和加息的效果差不多。

加息会抑制消费、抑制投资、抑制经济等。可能有人会疑惑，加息是央行控制的，和国债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央行控制的是短期利率，国债影响的是长期利率。利率上升除了抑制经济，对政府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后果，那就是政府发债成本增加，以后再借新债就得支付更高的利息，就像车出事故多了保险费就会变高一样，政府债发多了，利率就会升高。

要是政府收的税连利息都不够付了，就会陷入债务漩涡，无法控制，越借越多，比如日本的债务，如果政府平均利率高达5%，其财政收入连利息都不够付。不过日本目前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虽然债务全球最高，但目前财政收入只有11%用于支付利息，而且过去几年，借债增多的同时，支付的利息却在减少。

这是因为政府有应对利率上升的办法，这又和量化宽松有关。日本从2013年开始推行安倍经济学，大量借钱刺激经济，但又担心国债借太多导致利率升高。于是，央行通过印钱购买国债，这样需求增加，国债价格提高，利率就被压下去了。

到2020年，日本政府更加激进，直接表明要搞无限量的量化宽松，目标是把10年期利率压在0.25%以下，现在这条线提高到了0.5%。从2013年之后，日本央行持有的国债量大幅增加，就是因为央行持续购买国债来压低利率，才使得日本政府虽然借债越来越多，但利息支付却越来越少。所以央行印钱不只是为了增加经济体中的货币量，更重要的是压低长期利率，美国和欧洲的量化宽松也有类似效果。

每次有人质疑美国财政部借债过多时，财政部长都会和蔼地表示，虽然债借得多，但利率很低，现在支付的利息还没有90年代高，意思是借钱成本低又能刺激经济，为什么不借呢？由此可见，利率这个限制政府借债的因素，政府和央行可以相互配合来绕过。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一个限制是政府永远无法绕过的，那就是通货膨胀。通胀对政府来说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经济需求不足可以通过花钱来拉动，就业不足可以通过花钱来刺激，但通胀一旦出现，就成了头号敌人，其他经济问题都要靠边站，央行也不能继续人为压低利率了，之前的政策手段都不管用了。无数历史经验表明，解决通胀的唯一办法就是紧缩政策，这就像化疗一样，不管是好的经济细胞还是坏的，都会受到抑制，通过抑制整体经济来给物价降温。当然，有些政府狠不下心来实施紧缩政策，继续借债刺激经济，就很可能陷入恶性通胀，比如前几年的委内瑞拉就是这种情况。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问，美国现在通胀这么高，为什么还要提高债务上限呢？这是因为钱已经花出去了，没办法。要是美国政府早知道2021年的刺激政策会引发这么高的通胀，导致美联储疯狂加息、全球经济衰退，估计就不会花那么多钱了。

理解了这两个限制因素后，我们再来看国家发多少债是合适的，就比较清楚了。只要不触及这两条红线，发多少债就是政府在经济增长和稳定之间权衡的结果，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的策略和风格。有些国家比较稳健，比如丹麦，即使有债务上限，其债务与GDP的比值也一直保持在50%以下，瑞典、荷兰、瑞士等国家也差不多，它们不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是按部就班地发展。而美国、日本则更追求高增长，中国的体系不太一样，中央层面相对稳定，但地方债、城投债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总之，各国不管选择发多少债，底线就是不能让利率过高抑制经济、不能出现还不上钱的情况，也不能让通胀失控，这个债务红线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值，也不是和GDP的固定比例，而是取决于国家的经济环境。如果利率和通胀都比较低，民众对政府也很信任，即使借债数额看起来很大，在经济上可能也不会有问题，就像疫情之前的美国、欧洲、日本一样，即使日本债务那么高，也只是媒体在喊，金融市场一直都比较稳定。

但现在环境不同了，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三年前是0.6%，现在是3.7%，通胀就更不用说了，三年前几乎为0，现在是4.9%。日本和欧洲也有类似情况，所以日本260%的债务比率，放在两年前可能不算高，但现在就有问题了。

如果有一天一个国家发现国债发多了，通胀也起来了，路越走越窄，该怎么办呢？这时候的选择并不容易，大概有三条路。

第一条路是紧缩，这是最直观的办法，欠钱太多就少花钱、少借债。比如美国政府经常因为预算批不下来而关门，短则几天，长则几周，2019年最长的一次关了35天，全美80多万公务员一个多月没领到工资。但这种小打小闹的紧缩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大规模紧缩对经济的打击是立竿见影的，实施这种政策需要很大的魄力，推行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大阻力，要不是被逼到绝境，不会采取这种极端方式。像欧债危机中的意大利、希腊、西班牙，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韩国，都是因为借的是外债，被逼无奈，在向IMF借钱时，被债主逼着实施了非常严格的紧缩政策来解决债务问题。

第二条路更激进，就是违约或者债务重组。可能很多人不太清楚一个国家违约会怎么样，政府违约不像公司违约那样具有毁灭性，公司违约可能会变卖资产然后解散，但政府即使破产，投资人也不能把政府怎么样。不过在100多年前，确实有武力解决的情况，1902年委内瑞拉破产时，其债主德国、英国、意大利就出动军队炮轰其港口逼债，但现在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发生了。现在一个政府违约，最大的后果就是信用下降，之后融资成本会大幅提高，很难再借到钱，这已经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因为现在的经济体大多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越发达的经济体越依赖信用，一旦国债违约，整个国家的信用市场就会崩溃，该国货币也会被人们避之不及，汇率市场暴跌，要恢复可能需要至少十年八年的时间。美国政府曾预测，哪怕只是几期利率还不上，就会导致800万人失业。不过，这也不是说内债违约就不会发生，从1980年到2022年的42年里，全球大大小小的内债违约共发生了84次，我仔细统计过，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国的内债违约基本都是和外债一起的，比如1998年的俄罗斯、2001年的阿根廷、2012年的希腊，主要问题出在外债上，但政府考虑到外债违约信用必然受损，干脆内债也一起违约，这样可以少还钱或者少印钱，阿根廷在20年里竟然破产了三次，真的很惨。

当然，紧缩和违约并不是普遍的选择，大部分政府选择最多的是第三条路——拖着。要么借新债还旧债，要么直接印钱花，或者两者同时进行。一般政府出现债务问题时，经济往往萎靡且伴随着高通胀，这时候花钱刺激经济，说不定能刺激成功呢。比如假设刺激电动汽车行业引发了技术大爆炸，带来生产力的大幅提升，经济就会增长，通胀也能被消化，政府财政也不会越来越差，经济问题就轻松解决了。

虽然这种可能性很低，继续借钱、印钱大概率会让情况持续恶化，这种拖着的做法是不理性、不合理的，但这确实是大多数国家面对债务问题时的共同选择。这也不是政府有拖延症，而是和大部分国家的政治体制有关，毕竟各国都有选举，即使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不想拖，但民众不喜欢紧缩，更无法接受政府违约，在这三种方案中，拖着是扩张性的，短期内对民众的影响最小，所以这种政策最受民众欢迎。（文本来源@小Lin说的视频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