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们希望在一个飘雪的傍晚，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着火锅唱着歌，喝着小酒聊一宿。可是在2020年的初春，这种最基本的愿望也变成了一种奢望。数以亿计的家庭，被困在大师兄画的圈里面，有的如唐僧默默念经，有的如二师兄心急火燎。
当然也有不幸的人在病床或在争取一张病床的路上煎熬着，相较于他们，那些圈里的人，也是无比的幸福了。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平安幸福，但现实依旧是残酷的，在这个阶段，通篇的文字甚至不如一个口罩有力，所以跳开病情的讨论，我们把目光放在那些被圈在家中的亿万家庭，在他们这段略有些极端的经历中，真实的呈现出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和困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性”体验。
一、地球村（Global village）
威德汉姆·莱维斯在《美国和宇宙人》中有一段话，“随着电话把一端与另一端的人连在一起，随着快速安全的交通的发展，地球已经成为了一个大村落。”后来这个地球大村落的概念被加拿大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发展，并成为席卷全球的一个名词——地球村。
虽然此前我们可以隐约的感觉到，无论走到哪儿，都可以看到同胞，在巴黎铁塔、第五大道、京都神社，操着各地口音的中国人几乎是景区的必备品。但全球感染的情况，却让我们真实的明白了，仅仅中国一个城市的人口，就能在全球有这么大的流动性和影响力。这也反映出我们生存的一个基本现状，在这个地球村里面，没有孤岛，所有人都被关联到一个命运的绳索上。
麦克卢汉对地球村做了深入的解读。一方面，它只是描绘出一个狭小的空间范围。在这个狭小的范围内，人们可以快速地交流并在第一时间里得知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地球村”里，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角落，都如同生活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一样。传播速度的加速提高促成了地球空间实质上的变小，而空间的越来越狭小又进一步保证了时间上的同步性。正如麦克卢汉所说：“时间停止了，空间消失了。我们生活的地球村里，事情在同步发生。”
另一方面，从更广阔更理想的角度来说，麦克卢汉所说的“村落”还意味着共同的社区和我们可以共同塑造的全球社会。首先，传播媒介创造的环境使整个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家园中。其次，麦克卢汉认为，这样的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是民族、国家等概念的瓦解和重构。
作为一个现代人，必不可少的一个观念就是全球化的视野，要认识到我们并不能偏安一隅，大洋彼岸的蝴蝶扇动翅膀，也可能给我们造成灾难。而在这种全球化的视野中，需要有一种理性的观念，也就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不是只有合作和对抗，一切都在流动之中，并不是贸易对抗医疗就业要对抗，也不是边境友好就是经济友好，在地球这个村落里面，如何生存，是一个技术，也是个艺术。
地球村，可能是一种表象，真正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就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上面，一个是出行，一个是传播。
二、传递与传播（Transmission and communication）
美国著名的思想家约翰·杜威曾说过，社会不仅因传递（transmission）与传播（communication）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在于传递与传播中。
我们的高铁构成了地里的骨架，高速公路形成了联通的血管，飞机架起了大洋之间的桥梁，正是“传递”让我们的世界，从一个立体的球面，缩小为一个平面的村落。在地球人和两个地点之间，几乎都不消自转一圈的时间就可以互相抵达。
传递，压缩了真实世界的空间距离和时间间隔。让某些人可以在香港吃早茶，在巴黎喂鸽子，在武汉吃热干面，去纽约看日落。但如果不想这么麻烦，我们早已经可以在醒来的时候看非洲动物的迁徙，中午的时候关注中东的局势，晚上的时候欣赏北半球的极光，这一切都归功于电子化的传播媒介。
传播，不是压缩时间与空间，而是真正让全世界每个角落的人，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内，分享这个世界，贡献自己的体验，人类在这个时代，真正成为了一种“共同体”。
也正是传递和传播，支撑起了这个漫长假期每一个被困在圈里的家庭，保证即便不出门、不生产，依然能够吃上东西，依然能够送货上门。同时也让我们能不停的关注相关进展，决定自己的行动，在焦虑的同时也有足够的消遣办法。虽然被困在一个小的范围内，但仿佛依然拥有整个世界。
大众媒介与公共领域（Mass media and public sphere）
我们能够足不出户就跟世界连接，这要归功于大众媒介的发展。而大众媒介生产的主要产品，就是新闻。一位学者曾经非常到位的概括了新闻的作用：“使痛苦者安稳，使安稳者痛苦”。
对于正在遭受困苦的人，新闻的向外传递，仿佛让他们的痛苦被更多人看到，也被更多人关心，这种痛苦的散播，会让他们感受到一种共同感，从而在对抗痛苦的过程中，并不觉得孤单。而对于旁观者而言，新闻的深入，会让人逐渐产生忧患的意识，会设身处地想象，会积极的防护，虽然新闻会让他们有一种煎熬感，但正是这种痛苦，使得旁观者行动起来。
在病毒面前，现代人能依靠的，只有两样东西，医院和新闻。医院治疗我们的身体，而新闻，抚慰我们的内心。在客观领域，我们信赖医学，甚至崇拜科学。而在精神领域，我们依靠传媒，依靠他人制造出的各种信息。
但这些信息里，有科学的，有鸡汤的，甚至还有“蒙古大夫”、“上师仁波切”骗人的。大众媒介在提供新闻的同时，也制造了诸多的“垃圾”，有的是不负责任的谣言，有的是利益相关者的骗局，还有居心叵测的蛊惑煽动。与此同时，大众媒介有时候会被权力所抑制，无法发挥对现实问题的揭露和权力的监督作用，以至于事情发生了，才马后炮般的出现一个个事后诸葛亮。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更需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每个人努力共同创造出一个“公共领域。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也叫公共性，是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
公共领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时代，当时自由民共有的公共领域和每个人特有的私人领域泾渭分明：公共生活在广场上进行，公共领域既建立在对谈之上，又建立在公共活动之上。
17世纪，咖啡馆、沙龙遍布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部分贵族借此积极参与社会交往。最初，他们探讨的是一些文学问题，进行文学批评。当批判从文学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了。
公共领域有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求具备一种社会交往的方式，这种交往的前提不是社会地位对等，或者说，它根本不考虑社会地位问题，反对等级及利益，提倡举止得体。各色人等，不论层次与职业，均可在理性的层面上参与讨论。
在这场席卷全国的病情面前，我们公民的自主行动能力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一时间自我防护到位，积极帮助他人或灾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在另一方面，在观念的领域，依然鱼龙混杂，让人分辨不清。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努力创造一个能够让大家充分理性的讨论，辨别现实情况，寻求公共利益最佳出路的公共领域，在这之中，每个参与其中的人贡献智慧，也能在其中成长，产出方案，帮助那些行动派更好的进行实践，更可以用理性形成一个监督的利剑。在很多时候，能够救我们的只有自己。
符号与神话（Sign and myth）
在反复的新闻报道中，我们把当前的情况，形容成战局，这是一场战役，每个人都在抗击，用热干面代表着武汉，我们说武汉加油，这并不是一场战争，一个城市也不能加油，但我们在使用这些词语的时候，都能在广泛的人群中达成一个共识，并得到很好的沟通效果，这就是符号的力量，更是在符号之上塑造的“神话”的幻像。
符号学要追溯到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他把符号区分为，能指（表示符号形式）和所指（表示符号意义）。比如“雪”，能指就是雪这个字的形式、读音，而所指就是我们心中听到这个字之后，明确的那个晶莹剔透、从天上飘下来的物质。
此后的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在其符号学理论中，对索绪尔的所指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区分。符号含有两个层次的表意系统，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也就是外延和内涵）。外延意义是符号明显所指出的意义，而内涵意义则涉及到文化层次。比如雪的外延意义，就是我们想得到的物理层面的雪，而内涵意义会隐藏得更深，比如冰清玉洁，比如瑞雪兆丰年等等。
在此基础上，罗兰·巴特观察到社会中的一个实质——“神话”。他把“神话”视为“集体表象”，是一种集体行为，把社会和文化之物逆转为“自然”之物。在媒介文本中，正是意识形态构建了符号文本的特定意义，使人们产生特定的联想和认知。巴特将这些渗透了意识形态的符号文本称之为“神话”。
简单地说，在社会层面创造了很多“神话”，比如某个人是正义的象征，某个人是抗击病情的先锋，国家是母亲，武汉要加油等等。甚至我们当前最熟悉的口罩，也被“神话”了，除了本身防护作用之外，口罩成为一种抗击病情的心理“神话”，人们有了口罩，就获得了一种神奇等能力，可以在这个世界自由穿行的能力。
当我们说加油武汉的时候，将一种本不存在的人性赋予了一座城市，这种神话让我们很容易就忽忽略掉其中正在遭受疾苦的个体，而是从一个整体的角度，从一个拟人化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件，这也就会引出两个问题——内爆和超现实。
内爆和超现实（Implosion and hyperreality）
麦克卢汉形容现代人的状况时，用了一个词——内爆，就是内向地爆发和坍塌。事物内向的爆发往往会发出比外向更巨大的能量，导致处于临界点的事物发生聚变。我们的生活已经混为一团，过去、未来、遥远或是眼前，这似乎都没有了区分。个人的、公共的，一切都在瞬间“内爆”于我们面前。内爆的全面发生意味着人性在自我中坍塌。
此刻，我们每个人都被各种信息包围着，或刺激、或抚慰，我们或焦虑、或愤怒、或感动、或振奋。但这些信息造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似乎对那些遥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更感兴趣，为新闻中的人高兴，被视频里的人所感动，而忽略身边父母的相处和亲友之间的感情。
内爆让我们无法更好的评估自身在现实社会的位置，原有的远近疏亲的观念被打碎，那些本来在生活之外的事情一下子被拉到我们面前，经过媒体的加工变得更加具有戏剧性，更能让人感兴趣。每一个人有限的关注度和有限的情感，都陷入到内爆过后的信息废墟中，我们忘记了初心，捡拾着信息的碎片，被媒介制造出来的东西按摩着，舒缓在变幻莫测的现代世界生存带来的内心焦虑。
从而，我们陷入了鲍德里亚说的超现实当中。就是：真实与非真实的区别已经模糊不清了，非真实超过了真实，比真实还真实。真实不再只是自然的自在之物（如山川、海洋），还包括认为生产出来的真实（模拟实境），它不是变得不真实或荒诞了，而是变得比真实更真实了。
鲍德里亚宣布“真实本身也在超真实中沉默了。复制媒介巨细无遗地临摹，真实在从媒介到媒介的过程中被挥发了，成了一种死亡寓言，真实成了为真实而真实的真实（就像为了欲望而欲望的欲望），膜拜逝去的客体，但这课题已经不是再现的客体，而是狂喜的否定和对自己仪式的消除：成了超现实。”
本拉登真的存在么？“911”发生了么？海湾战争是否已经结束？这些也许都不存在，或者说真实的这些事我们都没有见到过，我们所遇见的，都是被全球化媒体所包装出来的，被各种意见分析所包裹着的一个超现实，在一个现实的基础上的种种幻象。
如今，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用“符号和神话”，构建了这个村子里发生的“超现实”事件，通过“传递和传播”的便利，这些超现实在我们每个人大脑中“内爆”，让我们陷入一种混乱的境地，如果想要避免这些情况对每个人的影响，就需要在“大众媒介”中创建“公共领域”，让我们辨别世界、监督权力、理性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