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前一段时间的禁足，老妈长期以来养成的跳舞爱好就中断了，可没过多久，家里就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花盆，随着夏天的到来，老妈的新爱好也快有成果了。
相信大多数人对此也会有感受，在出门受阻，娱乐受限之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也发挥出来了。在对枯燥的影视节目彻底失望之后，各种各样的自娱自乐形式以及由此创造出来的文化现象也如老妈的花一般，绽开在祖国大地。
这看似繁华的创造力绽放的背后，凸显出在此之前人们文化生活的贫瘠。
在辛苦的劳作之外，人们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释放在文化领域，让娱乐占据自己需要放松的头脑。这种需求刺激出了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为大众的娱乐需求提供文化产品。
从自由市场经济的角度理解，这个文化产业理应根据大众的需求，为迎合大众口味去制造出相应的文化产品。但与物质产品需求的确定性不同，文化产品的需求处于一种模糊的地带。
比如与渴了就要买水不同的是，大众对于文化并没有特定类型的指定，在大众的眼中，消磨掉时间是消费的主要目标，由此也导致了文化产品比起物质产品来说，有一种更高级的二元现象。
一般物质的商品，其本身的特性是与其满足消费者需求是统一的，可以视其为一元的商品。而文化的商品在其本身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还有一个更高的先导性目的，就是创造或引导需求的功能，也就是在文化消费者模糊的需求中，为其引导出明确的可满足的方向。
也正是这种特性，使得在文化产品消费领域会产生一种危险——隐藏在文化需求满足之下的文化控制。这不仅仅是由于文化产品的二元性的特点，而且就文化本身，实际也有着表象和底层的二元表现。
对于什么是文化，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可以说文化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汇集，也可以说它是代代相传的可以让人在世界中对抗自身虚无的意义工具。
如果单纯从文化形态上来看，在其表象层面，我们可以笼统的把它称之为艺术。无论是经典的音乐、绘画，还是现代的电视、电影，都能够用一种艺术的概念去统一。
但实际上还有一种文化，更广泛的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以神话、传统、习俗等方式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可以说在艺术的表象之下，文化是一种规则，是用一种大众都可以接受的方式，在人群中传递着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的社会控制器。
就拿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来说，在不同的节日，做不同的事情，吃不同的东西，这些并不是某种法律条例所规定的，而是写在文化之中，用可以祖辈相传的口语包装起来，并由人们去理解和践行。当然在另一面，文化还在很多层面控制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比如伦理道德、婚姻生活等等，大多数的道德禁忌都是在文化中而不是在法律中被规定的。
所以按照这种二元化的理解，文化中艺术的表现，往往都是植根于社会规则之上的。文化的一体两面就集中于作为表象的艺术和作为底层根本的规则之间的迎合与抗争，简单地说，文化有着否定和肯定的不同特性。
通俗的来说，艺术可以是对社会规则的肯定，也就对现实的一种歌颂，同样也可以是对当前规则表达不满，也就是对现实的一种批判。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 《启蒙辩证法》中，有一章《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专门通过对二战前后德国文化现象的观察，提出文化的两个基本功能，“否定”和“对幸福的承诺”。
当时的社会，将文化产业工业化，形成了对民众文化需求的反向控制，而这种控制的最明显表现，就是文化的“否定性”功能被消除了，文化只剩下了肯定的功能。这种肯定，也并不是确切的“对幸福的承诺”，而是一种虚假的、空虚的、没有内容的的承诺。
《启蒙辩证法》中通过文化工业对文化的批评是具有超越时空的洞察。即便是数十年之后，在当前的社会中，文化工业在不断的发展迭代之后，依然保留下来当时的特性，但在当前又有了新的形态。
如今的文化工业，为了制造一种自由的幻象，整体升级了工业水平，已经不再去强制的消除“否定”，而是重新建立一套假象，否定抑或是承诺都是被允许的，因为所有的根基都是在假象之上，否定也否定的是假象，而承诺同样承诺的是假象。
所谓的自由，本质上就是虚假的自由，建立在一套与现实生活类似，但又在完全不同的虚假时空之上，即便是在其中进行充分的批评和无限度的承诺，也都不会对社会现实的根基产生任何影响。
假象，还有着很多同义词，在我们这个年代，同样可以叫做“流行的”、“偶像的”、“个性的”，《启蒙辩证法》中有两句话非常深刻——“虚假的个性就是流行”、“将廉价的东西偶像化，也就是将普通人英雄化”。
当前的一切可以公开流行的文化现象，都是层层包装的产品，在剥开复杂的外壳之后，会发现这种文化套娃并没有实际的内核，如果硬要说有的话，那也只是一种出于制造大众文化需求目的的谎言。
这种谎言，让我们看到的是虚假的影视作品、虚假的综艺真人秀、虚假的情感表露、甚至是虚假的演讲或新闻。
让这一切虚假能够成真的背后，是谎言所立足的语言体系。
我们当下的文化工业，并不是简单的在生产文化产品，而是从改造语言本身入手，将语言与现实切割，让语言成为假象的代言人。
语言本来是发源于真实世界的，同时语言也是真实的符号化表现。语言的核心功能就是让我们可以去描述真实、理解真实，这也是千百年来语言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而在这个根本之上，语言又成为了文化的一种主要的载体，所以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条“真实->语言->文化”的链路。
文化工业是改变不了真实的，但是它可以去改变以语言为代表的符号体系，它发现只要改变了语言的真实性，就可以做到切割真实与文化之间的联结，原有的传递千年的链路就可以彻底呗替换为“真实->语言->被改造的虚假语言和符号->虚假的文化”。
至此，那些偶像、那些个性、那些看似对现实的不满与批判，都根本没有现实的根源，只是源自于虚假符号之上的虚假文化构建。这些虚假的符号，来自于社会的各种运动、仪式、动员、竞赛，来自于媒体带着虚假目的的传播，来自于对于虚假问题的讨论，来自于人们在被设定的虚假人生目标实现道路上的徒劳努力。
至此，控制文化工业的阶层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大多数人们满足于文化作品所带来的梦想；即便不满足，人们自以为创造着某些反抗的诸如嘻哈文化，也不过是对假象的嘴炮；那些曾经作为斗士的艺术家，在商业价值面前卑躬屈膝；那些以批判社会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也都把口水浪费在对假象的抨击中。
现实的真实性，被精心的呵护着，或者说被别有用意的替换了。一切对社会的批判，都被导向一种对符号的批判。批判的是某种现象、某个制度、某个被创造出来的新词以及在这个词后面那些虚假关联。再有力的批判，也不过像刀砍在棉花上，化为无形。
更何况，在文化产品的二元化特性里，由于其同时暗藏着对消费者文化需求的创造和满足，这就让更多的人完全不用去思考自己要什么，只需坐在电视面前，或刷着各种电子设备，从中即获取自己的需求，同时又获取满足。
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时间消失了、精力消失了、意志也同样消失了，人在虚假的、被创造出来的某种“娱乐宇宙”中，同其在工作中一样，交出了自己的一切。最终也把自己符号化，称为文化工业所创造的无数“沙发土豆”之一。
人，彻底的原子化，个性被消除，用以代替的是流行，是虚假的个性，是被引导被创造的自我。
这一切，犹如使用自来水一般的容易，却也像自来水一样流走，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电视里那些被采访问到有什么爱好的人，无非说着唱歌、追剧和旅游，这些被工业设置好的兴趣，他们还以为自己从中能获取什么，最终却把自己贡献给了这些文化工业，变成了所谓的“受众”中的一员。这背后的悲剧，不在于时间的无意义消磨，而是在于对人创造力的抹杀和人生可能性的统一。
窗台上，老妈养的花要开了，还好她不爱追剧，我才能欣赏到这独一无二的一株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