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书颁布的墨迹未干，北京城已有人开始预订剪辫服务。
在这场改朝换代的大戏中，既有像梁济这样投湖明志的前清小吏，也有像张勋这般留着辫子进棺材的武夫。
当历史学家统计这场"忠诚度测试"的成绩单时，发现真正"全额殉葬"者不过百余人，倒是"分期付款"式的遗老遗少蔚为壮观。
末代皇族的生死时速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当日，禁卫军统领良弼在回家路上被革命党炸断左腿，临死前大喊："杀我者，英雄也！我死，大清遂亡！"这位宗室成员的临终预言倒有几分悲壮。但更多爱新觉罗子孙展现出惊人的求生欲：载涛在民国当上京剧票友，溥雪斋成了古琴大师，连末代皇帝溥仪都在紫禁城续租了十二年"帝王体验房"。
真正殉国的皇族仅有辅国公载穆等个位数，这个数据连崇祯朝殉国宗室的零头都够不上。
官员群体的选择题两江总督张人骏在南京光复时，选择乘日本军舰逃往青岛而非"死节"；湖广总督瑞澂更是创下连换五套衣服逃跑的纪录。倒是山西巡抚陆钟琦与儿子陆光熙，在太原起义中被乱枪打死，意外成就父子"双殉"的戏剧性场面。
《申报》统计全国22位总督巡抚中，明确殉节者仅3人，这个比例比晚明督抚殉国率低了87%。
时人嘲讽："大清的忠臣都在戏台上，现实中的都在打包细软。"
文人雅士的体面死法梁济在1918年投净业湖前，留下《敬告世人书》："国性不存，我生何用？"这位前清小京官用七年时间筹划死亡仪式，堪称"慢镜头殉国"的行为艺术家。
王国维1927年沉昆明湖，口袋里的遗书写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留下"文化殉节"的千古谜题。这些知识分子的殉清举动，与其说是效忠爱新觉罗，不如说是祭奠消逝的传统文化体系。
武将军阀的复辟周边张勋的辫子军在1917年上演复辟闹剧时，北京城突然冒出三千多根"临时辫子"——前清遗老们把假发摊的库存抢购一空。
更讽刺的是，当段祺瑞的"讨逆军"炮轰紫禁城时，这些"忠臣"的假辫子比真辫子掉得还快。
倒是蒙古亲王升允真刀真枪地组织"勤王军"，从1912年打到1916年，最后在库伦（今乌兰巴托）望着紫禁城方向绝食而亡，成为最后一位"全款殉清"的封疆大吏。
普通百姓的忠诚盲盒直隶易州农民孙尚容听闻皇帝退位，竟在家自设香案痛哭三日而亡；广州旗人妇女富察氏率全家十三口自焚，留下"誓不食民国粟"的遗书。
这些极端案例经报纸渲染，构成大众对"殉清潮"的想象基础。
但据民政部统计，1912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中，明确标识"殉清"者不足200人，这个数字放在四亿人口基数里，堪比沧海一粟。
遗老市场的灰色产业链民国初年的上海租界里，"前清遗老"竟成特殊文化产业：郑孝胥卖字画要盖"宣统御赐"印章，劳乃宣开班讲授"正统音韵学"，连太监小德张都靠倒卖宫中文物发家。
最荒诞的是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时，那些领双份俸禄（民国退休金+伪满津贴）的"两栖遗老"，把"忠君爱国"变成了套现工具。罗振玉之辈的"弹性忠贞"，彻底解构了殉国叙事的悲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