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论既是一种政治思想意识，也是一种鲜明的历史观；既是政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理论阐述，也是刻建社会史书撰述的指导思想。史学家在修史的过程中不可能回避“ 正统” 这一问题，要对这一问题给出解释和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政权分裂的实质以及民族政权的对立存在，对史学家修史产生一定的影响。沈约作为历经宋、齐、梁三朝的南朝史学家，其对“正统”这一问题有着自己的看法，并且在其所编著的《宋书》对“正统”现念的论述有着深刻的体现。通过对《宋书》进行相关的分析，进而了解沈约的“正统”思想，对于了解这一时期南朝史学家的“ 正统”现念有一定意义。
关于南朝时期“正统”观，吴怀祺先生有着深刻的见解。吴怀祺先生认为南朝时期正统观的实际内涵有两个层面：“一是王朝的统闰，一是民族的观念，这二者又往往交织在一起。”南朝时期，正统观念中“应天受命” 的盛行与“夷夏之别”的强化，成为南朝史学突出的时代特征和现实反映。而沈约作为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在修史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正统”观点的影响，并在其所修的史书中有一定的表现。
一、王朝的统闰观
在王朝的“正统”问题上，南朝君臣抛弃了习凿齿所谓“晋越魏继汉”的正统论，相继承认前朝 的正统地位，通过应天受命理念的宣传，完成了所谓自汉、魏、晋、宋、齐、梁、陈正统相沿传承的构造。这一观点的形成有着一定原因，习凿齿尚可以在东晋时以是否完成统一来为西晋争继汉的正统，东晋与西晋出自同宗，尚不至于在统一问题上 给东晋的正统地位带来多大争议。而南朝以来，南方政权不仅未能在统一大业上有新的建树，反而是版图愈来愈小。同时，为了给王朝兴替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特别提到“混一宇宙，乂清四海” 的正统观念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强调“历数有归”、“ 天之历数，实有攸在”、“苟无期运，虽有项籍之国，终亦败亡。”的天命观念渐渐成为了正统观念的主体。
《宋书》中有关“ 应天受命”论调的记载与史臣的评析，不是南朝个别的史学现象。史家范哗与刘宋当权者相处并不甚欢，他的思想与刘宋君臣的思想并不完全合拍，他的《后汉书》属前史撰述，也无须尽力反映刘宋当权者意识。但他的《后汉书》同样显露了这种应天受命思想的痕迹。 清人姚之骃在比较薛莹与范哗对光武帝刘秀的论赞后，特别指出：“ 范论但书符瑞，不及开创大略，失史体也。”范哗受到垢病的这一缺点，恰反映出当时盛行的这种符瑞思想对史家的普遍影响，也说明应天受命等思想并不纯粹是南朝君臣出于统治需要而刻意捏造 的意识观念。
周一良先生曾揭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中，与王朝禅代有联系的另一问题，是所谓正统。”王权的频繁代兴，给两汉以来的应天受命以证正统观念 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空间。沈约的《宋书》中天命观念也十分明显。《宋书武帝纪下》后论载云：“ 史臣曰：汉氏载祀国百， 比祚隆周，虽复四海横溃，而民系刘氏， 喋喋黔首，未有迁奉之心。 魏武直以兵威服众，故能坐移天历，鼎运虽改，而民未忘汉。及魏室衰孤，怨非结下。晋藉宰辅之枢，因皇族之微，世擅重权，用基王业。至于宋祖受命，义越前模。… … 高祖地非桓、文，众无一旅，… … 至于钟石变声，柴天改物，民已去晋，异于延康之初，… …若夫乐推所归，讴歌所集，魏、晋采其名，高祖收其实矣。”
由上可见，沈约在分析汉、魏、两晋王迹兴衰时，是相当重视人事作用的，但在寻求晋宋历史变动原因时，仍然没有摒弃应天受命之思想，史臣反复表达所谓“ 宋祖受命，义越前模”、“天人之望将改”、“钟石变声，柴天改物” 等应天受命之思想，正说明了这种正统观念在当时 的政治界到史学界都有着深刻影响。
在论及晋宋更替的历史变因时，沈约对当时流行的“五德终始”观念也十分推崇，认为晋宋更替是“五德” 轮替的历史规律。“昔土德告渗，传祚于我有晋；今历运改卜，永终于兹，亦以金德而传于宋。仰四代之体义，鉴明昏之定期，询于群公，爰逮庶尹，咸曰休哉，罔违联志。”
在强调应天受命的同时，南朝时期的政治家与史家也多特别注意有佐证应天受命之效的各种 祥瑞异象，一些史家在史书撰述中更是别列一志来专纪瑞异。萧子显改《宋书》之《符瑞志》为文义更直接的《祥瑞志》，其基本思想也是将祥瑞与皇统变异统一起来，将祥瑞作 为皇朝正统授受的依据之一，使应天受命的观点更显充实。
南朝政权更替、君统变易频繁，但每次改朝换代均是平稳过渡，并未引起很大的社会动荡， 这与当时的正统观念是分不开，也可以看做是正统观念在当时的有益作用。
二、民族间的“ 夷夏之别”
魏晋南北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处于南北对立的阶段，南北各个政权的统治者为了宣扬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一方面通过“应天受命” 的观点来叙述自身的合法性，也通过对对立政权进行大肆的诬蔑，以突显自身的合法性。这些给南朝带来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从政治到史学等各个领域强调夷夏之别、捍卫正统的观念不断强化。比如南朝史臣论赞往往有着明显的民族倾向，如沈约论北魏云“ 至于狸伐纂伪，弥煽凶威’，民族情绪都很强烈。
沈约在叙述北魏历史时，奉南朝之正朔年号，诬北方拓跋鲜卑为“索虏”、“魏虏”、“夷贼” 等。认为北方为异族所统治，乃“戎夷乱华，丧我洛食，蹙国江表，仍遘否运，沦没相因。”、“魏朝虽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
在史书撰述中，将北方政权纳入四夷之中，而以“索虏”、“魏虏”蔑称之。这在沈约《宋书》 中较为明显。《宋书》记四夷传名多用其族名或国名，唯有鲜卑族所建北魏，既不称其国也不用其族名，而用“ 索虏” 作为传名。四夷之中北魏与刘宋争夺正统最为激烈，故而沈约言词之诬蔑也最为激烈，甚至还妄称“ 其先汉将李陵后也”。《宋书》中所见蔑称北人为“ 索虏” 共达110次。这一蔑称也出现在《梁书》与《陈书》中。自东晋十六国以来，南北分裂已颇有时日，但这种以争正统的民族观念在史学领域中的渗透，正是在宋、魏以后更为鲜明，显示 出南朝以后正统观的民族内涵意蕴的增强。
由上可知沈约《宋书》中所显现出来的“正统” 观念受到了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影响。由于政权的频繁更替和长期分裂的社会现实，使得“ 应天受命” 的观念在当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 而这一观念对于保证王朝更替过程中的社会次序的稳定是有一定价值的。同时，对以后“ 正统” 观念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而民族关系间的“ 夷夏之别” 则受当时社会政治现实的需要和影响，同时也说明了这一时期的民族观念有很大的狭隘性和不完善性。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 国的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的“正统”观念也处于一个初步发展的阶段，有很大局限性，但毕竟是人们对“正统” 观念的有益认识。沈约《宋书》中所显露出来的“正统观” 的认识也显的浅显和不成熟，但其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是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