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古代的举人如果没考上进士，能够做什么官？萨沙问答第203集》
引言：
世人都知道古代科举考试，考上进士就能当大官。可你可知道，在古代官场中，还有一群没考上进士的举人，他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差？清朝时期，有个叫张廷玉的大臣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举得中，胜过十年经商。＂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康熙年间，苏州府一位叫顾见龙的举人，虽未考中进士，却当上了教谕，三年任期结束后便在家开起了私塾。据说他购置良田数百亩，家资万贯，比一般商贾还要富足。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这些未中进士的举人也能过上如此滋润的日子呢？他们都是通过什么门路做官的？又是怎样在官场中立足的呢？
一、举人的社会地位
康熙四十二年，扬州盐商马守诚家中办了一场宴席。席间，一位身着青衫的举人与几位富商同桌而坐。这位举人名叫钱大昕，乃是扬州有名的学者。用完餐后，马守诚将钱大昕请到内室，恭敬地递上一份厚礼，请他为自家孩子补习功课。钱大昕欣然应允，这一教就是三年。
世人常说＂一举得中，白银万两＂，这话一点不假。举人在科举制度中可是位置显赫，与秀才有着天壤之别。当时的扬州府，秀才每月只能领取六斗米的廪粮，而举人不仅免除一应赋税徭役，还能享受朝廷每月发放的束脩银两。
乾隆年间，江南织造曹家栋请一位举人为其长子教书。这位举人姓王，年过四旬，为人倨傲。一日，曹家栋设宴款待，席间有商人不懂规矩，以平辈之礼相待。王举人立即拂袖而去，直言：＂吾虽未登进士，也是朝廷命官，岂能与市井商贾同席？＂
这样的事例在清代并不罕见。举人虽未中进士，却享有诸多特权。他们不仅可以免除本人及直系亲属的赋税徭役，还能获得参加会试的资格。每逢乡试放榜，中举者还能获得朝廷赐予的蟒袍补服，这可是一般平民望尘莫及的。
雍正元年，江西南昌府一位举人程鸿诚，因家境贫寒，常被人轻视。一日，当地富商李某设宴，刻意将程鸿诚安排在偏僻席位。恰逢巡抚大人路过，见状立即呵斥李某，命其重新安排座次，将程鸿诚请至上座。这一幕让在场宾客震惊不已，更让人见识到了举人的尊贵身份。
举人的特权不仅体现在社交场合。他们还能享受＂免试入仕＂的待遇。乾隆朝时，各省举人可通过捐纳等方式直接补授知县、教谕等职。即便是最普通的举人，也能在府学担任教职，每月领取朝廷发放的俸禄。
道光年间，苏州府一位举人张云章，凭借举人身份补授江阴县教谕。他在任上勤勉任事，深得百姓爱戴。三年任满后，又被推荐为松江府教授。这样的晋升之路，在当时的举人群体中并不少见。
二、举人做官的主要途径
清朝道光年间，江南常州府有位举人朱锡庚，因家中世代经商，颇有积蓄。当时朝廷正在推行捐纳制度，朱锡庚便捐纳了一个从九品的县典史职位。三年后，因为政绩出色，他又被提拔为正八品的县丞。这便是捐纳入仕的典型案例。
捐纳制度在明清两代尤为盛行。以清朝为例，举人若想通过捐纳入仕，通常需要缴纳百两至千两白银不等。捐纳的品级越高，所需银两也就越多。乾隆四十年，浙江绍兴府举人施廷瑞便是通过捐纳一千二百两白银，获得了从六品的州同职位。
除了捐纳入仕，教职系统也是举人做官的重要途径。嘉庆年间，苏州府举人顾嘉训通过府学博士起家，先在府学任教，后被推荐为教谕。当时的教职体系分为府学教授、州学教授和县学教谕三级。举人可从最低级的教谕做起，表现优异者还能升任更高级别的教职。
咸丰二年，江西南昌府举人熊锡龄便是从最基层的教谕做起。他在任上勤于教导生员，编撰教材，深得上级赏识。三年后，便被升任为州学教授。这样的晋升方式在当时并不罕见。教职系统虽然品级不高，但胜在稳定，且与地方官员往来密切，往往能获得更多升迁机会。
地方行政职位的选拔，也是举人做官的重要渠道。同治年间，安徽歙县举人程曦通过地方大员推荐，被选为知县候补。当时的举人若想走地方行政路线，除了通过捐纳，还可以通过考取吏部的选举，或是得到地方大员的举荐。程曦在任上勤政爱民，后来又被推荐为知府，这便是举人通过地方行政选拔上升的典型例子。
光绪初年，湖南长沙府举人彭文彬先是在本地担任教谕，因为处理地方水利纠纷得当，被巡抚看中，举荐他担任县丞。这种从教职系统转入地方行政系统的情况也很普遍。当时的举人若想升迁，往往需要在不同系统之间寻找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举人若想通过地方行政选拔做官，除了要有真才实学，还需要一定的人脉关系。道光年间，广东肇庆府举人梁兆熙，就是因为与时任巡抚有世交关系，才得以被举荐为知县。这种依靠人脉关系获得官职的情况，在古代官场中并不少见。
当然，能否在官场上站稳脚跟，最终还是要看真本事。同治年间，浙江台州府举人王心铭虽然通过捐纳得到县丞职位，但因为处理政务不当，很快就被革职查办。这也说明，举人做官虽有多种途径，但要想在官场上有所作为，还需要真才实学作为根本。
三、举人的官场生存之道
乾隆年间，江苏苏州府举人陆仲华通过捐纳获得县丞职位后，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当地一位势力颇大的盐商与百姓发生纠纷，知县因顾忌盐商的势力，迟迟不敢处理。陆仲华接手此案后，既不得罪盐商，也要给百姓一个交代。他先是暗中调查取证，又请来府城里德高望重的耆老出面调解，最终既化解了纠纷，又保全了各方颜面。这个案例生动展现了举人在官场中的处世智慧。
同治六年，浙江嘉兴府举人沈镇庭初任教谕时，遇到了一件难事。当地有个富户的子弟在府学行为不端，但因其父与知府交好，其他官员都不愿管教。沈镇庭采取迂回策略，先是在府学定下新规，要求所有生员严格遵守，再请来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在堂上讲学，以理服人。这样既整顿了学风，又没有得罪权贵。
举人在官场立足，除了要懂得处理公务，还要善于经营人际关系。道光年间，安徽歙县举人程元章在任县丞期间，每逢节庆必定拜访上司，逢年过节也会送些土特产，但都不贵重。他还经常请教上司为政之道，虚心求教。正是这种恰到好处的交际手段，使他在任上深得知县赏识，后来又被推荐为知县。
光绪初年，湖南长沙府举人彭世超通过教职起家，在府学任教期间，常常利用教书之便结交各路官员。他深知，一个举人要想在官场上有所发展，光靠才学是不够的，还要有广泛的人脉。每当府学举办文会，他都会邀请地方官员参加，借此机会与他们建立联系。这种社交方式既不显刻意，又能达到拓展人脉的目的。
举人在官场中还要讲究审时度势。咸丰年间，江西南昌府举人熊廷选在任教谕期间，遇到一件棘手事。当时有位地方大族欲将族中子弟安插进府学，许诺事成后重谢。熊廷选既不直接拒绝，也不应承。他借口府学名额已满，建议对方等待来年，既不得罪人，也坚守了原则。
官场之中，举人还要懂得审案断事的技巧。同治年间，浙江台州府举人王心铭在任县丞时，遇到一起土地纠纷案。双方都拿出地契为证，互不相让。王心铭没有贸然判决，而是深入实地查访，发现其中一方的地契是伪造的。他让书吏将两份地契放在阳光下照射，从纸张和印泥的新旧程度上识破了真伪。这种明察秋毫的本事，在官场中尤其重要。
道光年间，广东肇庆府举人梁宗谦在任职期间，特别注意结交同僚。每当同僚遇到难题，他都会主动帮忙出谋划策。久而久之，他在官场中建立起良好的声誉，不仅得到上司赏识，还与同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互帮互助的处世之道，使他在官场中游刃有余。
四、举人的收入来源
乾隆四十二年，扬州举人钱鹤龄在任教谕期间，每月可领取朝廷发放的俸银十两，还能获得府学发放的米粮。除此之外，他还在城中开设私塾，每年收取学生束修银近百两。据当时的账册记载，钱鹤龄一年的总收入超过三百两白银，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可观的收入。
举人的收入来源十分广泛。以清朝康熙年间的苏州府举人顾见龙为例，他除了担任教谕的固定俸禄外，还通过多种渠道获取收入。每逢乡试，他都会被邀请到富户家中担任考官师爷，为考生指点文章，每次都能获得丰厚报酬。有时候，地方官员还会请他修改公文，这也是一笔额外收入。
道光年间，浙江嘉兴府举人沈某在任职期间，除了每月十两俸银外，还享有多项额外待遇。他在任上经常被请去为富商子弟补习功课，每季都能收到可观的束修。此外，每逢节庆，当地商户也会送来各种礼品，有时是绸缎，有时是银两。这些都是举人的重要经济来源。
同治初年，江西南昌府举人熊锡恩虽然只是一名普通教谕，但他懂得理财之道。他将俸银分成几部分，一部分用于日常开销，一部分用来购置田产。几年下来，他在城郊置办了数十亩良田，每年光是租金收入就有百两之多。这种理财方式在举人群体中很常见。
除了正常收入，举人还能通过参与地方事务获取额外收入。咸丽年间，安徽歙县举人程廷桢在任职期间，常被请去调解民间纠纷。每次调解成功，当事人都会送上谢礼。有时候，他还会被邀请参加地方修志，或者为人题写匾额，这些都是可观的收入来源。
光绪年间，湖南长沙府举人彭世泽在府学任教时，就十分善于经营。他不仅在城中开设私塾，还组织生员刻印时文，供考生参考。每逢乡试季节，这些时文集都会畅销一空，为他带来可观收益。此外，他还经常被请去为富商题写匾额、对联，这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举人的收入还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同治年间，江南举人普遍收入较高。以苏州府举人陆润庭为例，他在任教谕期间，除了固定俸禄外，光是为商家题字、修改文书的收入就有百两以上。每逢节庆，当地商户还会送来各种名贵礼品，有绫罗绸缎，也有金银器物。
值得一提的是，举人还能通过参与地方公共事务获得收入。道光年间，浙江台州府举人王心铭在任期间，曾主持修建城隍庙。工程完工后，庙方除了给他丰厚的酬劳，还送了一块上好的端砚。这种通过参与公共事务获取收入的方式，在当时也很普遍。
五、举人的社会活动
乾隆年间，江苏常州府举人朱锡庆在任教谕期间，经常组织文会。每月初一，他都会邀请当地文人雅士聚集在紫阳书院，或品茗论道，或吟诗作赋。这些文会不仅提供了一个文人交流的平台，还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活动。据《常州府志》记载，朱锡庆主持的文会持续了十余年，培养了不少本地才俊。
举人参与地方公益事业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道光二十年，浙江嘉兴府举人沈镇芳发现当地童蒙教育落后，便自费在城南设立义学。他不但出资购置校舍，还亲自授课。每逢灾年，他还会组织当地绅商募捐赈济。这种义举使他在当地声望日隆，也带动了更多人参与公益事业。
同治初年，安徽歙县举人程廷桢在担任教谕期间，积极参与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他召集本地文人，搜集史料，核实考证，前后耗时三年，终于完成了《歙县续志》的编撰。这部县志不仅记载了当地的人文历史，还详细记录了地方物产、风俗习惯等内容，成为研究当地历史的重要文献。
举人在地方调解纠纷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光绪年间，湖南长沙府举人彭文治常被请去调解民间纷争。有一次，两个宗族因为祠堂地契发生争执，闹得不可开交。彭文治查阅族谱，走访耆老，最终找到了百年前的分家文书，才平息了这场纷争。这种调解方式既维护了地方安定，又彰显了举人的社会地位。
咸丰年间，江西南昌府举人熊锡龄在府学任教时，经常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每逢春秋两季，他都带领生员去乡间考察水利设施，记录农事物产。这些考察活动不仅增进了学生的实践知识，还为地方志提供了详实的资料。据《南昌府志》记载，熊锡龄整理的农事记录，对当地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举人还经常参与地方文化建设。道光年间，苏州府举人顾嘉训在任期间，发现府学藏书散失严重。他四处奔走，向当地富户募捐，重修藏书楼，并亲自整理书目。他还组织人手抄录善本，使府学藏书量大为增加。这种文化保护工作，对保存地方文献起到了重要作用。
光绪初年，浙江台州府举人王心铭在当地创办了一个诗社，名为＂松风社＂。每月举行雅集，邀请本地文人切磋诗艺。这个诗社不仅吸引了众多文人参与，还带动了当地诗歌创作的兴盛。据统计，松风社在存续期间，共编印诗集十余部，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团体。
举人还积极参与地方教育改革。同治年间，广东肇庆府举人梁兆熙在任教谕期间，改革了府学的教学方式。他不仅要求生员研读经史，还鼓励他们关注时务，学习西学。每月举办一次时务讲论会，邀请各界人士参与讨论。这种教学改革在当时颇具创新意义，为地方教育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