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第五建利
邯郸三恶少虐杀案，是一起挑战和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霸凌惨案。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法律到底在保护什么人”的问题：在保护未成年受害人，还是在保护未成年加害人？这个问题的实质，不是别的，正是客观存在的未成年人的逆保护。
什么是未成年人的逆保护？就是说，在未成年人保护实践中，客观上受到实质性保护的不是未成年受害人，而是未成年加害人。其具体表现是：给予未成年加害人的是追西风、赶时髦的教条主义滥保护；给予未成年受害人的是非主流、打酱油的形式主义虚保护。
邯郸三恶少以团伙式霸凌，长期针对一个弱小善良的同班同学，最终凶残杀害之。他们蓄意谋杀、共同作案，劫财害命、毁容埋尸，悍然行凶、淡定应对。暴戾而贪酷，冷血而狡诈。视人命如草芥，视国法如空文。主观恶性极大，手段特别残忍，过程血腥恐怖，情节极端恶劣。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不严惩不足以安民心，不严惩不足以显公平，不严惩不足以伸正义，不严惩不足以保平安，不严惩不足以护稳定。
他们虽然已被核准追诉，但不等于逆保护不存在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规定，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第四条规定，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应当符合“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等六项要求。具体到邯郸三恶少虐杀案，受害人和加害人都是十三周岁，而受害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均已被加害人凶残地剥夺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给予加害人特殊、优先保护，每人先赏一颗“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的定心丸，再送一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大礼包，这等于受害人连仅剩的受保护权也严重缩水了。最后，把加害人在未成年人管教所里充满关爱地养起来。对比之下，伤害何其大也！这公平吗？这正义吗？向来如此就对吗？保护未成年人，应当最有利于未成年受害人，还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加害人？以善报恶，何以报善？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千百年来老百姓的朴素公平正义观的最大公约数。当年刘邦破秦入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第一条便是“杀人者死”！如果我们的法律既治不了霸凌杀人的恶少，又治不了欠债不还的老赖，那么，老百姓有什么理由相信法律？法律的权威又从何而来？电影《第二十条》有句台词说得特别好：“法律的权威来自哪里？来自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律，毫无疑义应当坚持人民性与权威性的有机统一。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法不能对恶少缩水，法不能遇难题躺平，法不能跟老百姓的朴素公平正义观对立。说老百姓是法盲很简单、很容易，但法律要赢得老百姓的信任不简单、不容易。正如演出效果不佳不能怪观众不懂戏一样，法律效果不佳不能怪群众不懂法。究竟是老百姓不懂法律，还是法律不懂老百姓？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判断法治是不是良法善治的根本标准，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什么叫人民至上？这就叫人民至上。什么叫以人民为中心？这就叫以人民为中心。老子讲得透彻：“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民间常说，“别把罗成当娃娃”。邯郸三恶少的作案过程和事后应对表现充分证明，他们是典型的罗成式犯罪嫌疑人，是事实上的低龄型超成人，是国人皆曰可杀的校园小恶魔。我们凭什么要像唐僧对白骨精那样对三恶少发慈悲心、当烂好人？如此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未成年三害，理应是我们严厉、沉重打击的对象，决不是我们特殊、优先保护的对象。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和智者。人民群众对邯郸三恶少是什么态度呢？是必欲判其死刑而后快！从来没有哪起案件像这起案件这样持久地牵动着全国上下、社会各界、千家万户的视线和神经。人民的愤怒在舆论场上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某些“法学东郭先生”，习惯性地把所谓“情绪化”的标签硬往群众脸上贴，却丝毫看不到隐藏在其法律书袋里的无穷后患。他们的说教无异于“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岂不闻“下下人有上上智”！邯郸三恶少穷凶极恶、惨无人道地剥夺了一个毫无过错的同龄人的生命，人民群众要求依法“剥夺剥夺者”天公地道。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的法治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的法治就一定会不断进步。相反，如果我们不尊重人民意愿，不严惩邯郸三恶少，那么，我们的法治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极有可能导致丛林法则盛行、以暴制暴成风的灾难性后果。能动司法之人民立场的真谛是什么？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正义自见。对被害孩子的家长来说，法庭判决应当是伸张正义的铁拳，而不是自嗨理性的鸡肋。
现实版“红孩儿”们凭什么敢肆无忌惮地兴妖作怪？他们凭的是法律“三昧真火”：一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这个公约把十八岁以下的任何人统称儿童，明确规定不得对犯罪儿童判处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中国是缔约国之一。二是《刑法》第四十九条。这个法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三是《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严重的问题在于：上述法律善意正在被未成年作恶者恶意利用，变成了他们对付执法者、司法者的护身法宝、反攻利器。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们应当怎么办？我们应当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拿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武器，破除对法律的迷信和执念，聚焦霸凌案，扭转逆保护，把颠倒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
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生活中，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未成年人身体心智早熟化、违法犯罪低龄化、犯罪方式团伙化、犯罪手段成人化、重新犯罪突出化、恶性犯罪残忍化、作恶成本超低化，而他们利用法律善意的能力和反侦查能力却在野蛮生长。他们不守法并不是因为不知法，而是因为不畏法。他们要钻的就是法律的空子，像吃青春饭那样犯少年法，倚小卖小，气焰嚣张。在一些未成年加害人那里，教育和法治非但不是万能的，简直就是无能的：教师不敢管、管不了，学校不敢开、开不了，警察不敢抓、抓不了，法官不敢判、判不了。师道尊严和法律权威在他们的心目中压根儿就不存在。这些被法律供起来的未成年加害人，反倒变成了“圣婴大王”式的国民小祖宗，真是岂有此理！对这种令人愤懑的法律善意反效果，警察和法官既窝火、又憋屈，但却无能为力；早已失去戒尺的教师除了和风细雨外，只能是日益佛系；善良的人们心甚忧、意难平，正所谓“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再没有比这更大的“天下之忧”了，凡此种种，人民群众强烈不满久矣！
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判定法律之是否良法，同样依此而定。生活经验和实践真知告诉我们，成年人欺负未成年人的案件确实有，但不多；大量的类似案件是发生在未成年人之间的霸凌案件。而在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中，受害人绝大多数是弱小无助、势单力薄的那一部分未成年人。最常见的霸凌是“多打一”模式，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加害方对受害方的碾压式绝对优势。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客观事实。在这类案件中，区别对待未成年受害人和未成年加害人显得尤为重要。否则，所谓未成年人保护只能在客观上起到保恶屈善、护强抑弱、厚众薄寡、鼓励人性之恶的反作用。
正如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一样，没有受害人和加害人的区别就没有未成年人保护的公平正义。譬如在一起强奸杀人案件中，加害人不满十二周岁，被害女童年仅四岁，结果是加害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真可谓逆保护的冰火两重天！法律对这个女童的保护承诺，竟然是口惠而实不至，保了个落花流水春去也。法律对她这个未成年至弱者何其不利、何其不公、何其无情！于是乎，我们的法律陷入了自身的尴尬悖论：保护了恶意满满的作孽强者，辜负了长恨绵绵的可怜弱者。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自然、社会和思维无不遵循矛盾法则。差异就是矛盾。为什么会出现未成年人的逆保护？因为未成年人保护严重忽视了矛盾的特殊性。其结果是：给予未成年加害人的保护，是具体的、实质性的、全方位的、一条龙一整套的；给予未成年受害人的保护，是抽象的、表面性的、空泛化的、无后续无措施的。我们往往不自觉地让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代表”所有未成年人来享受法律保护、享受合法权益保障，用自以为是的法治进步换来了事与愿违的情理倒退。全面保护未成年人，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在区别未成年受害人和未成年加害人的基础上实行差异化保护，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只有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才能掌握未成年人保护的规律。对反复出现的问题、普遍存在的问题，应当到全局指导上找原因。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必须坚持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则。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必须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受害人的原则。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必须坚持同一案件未成年受害人权益保障优先、未成年加害人权益保障限制的原则。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必须坚持依法追究加害方监护人责任的原则。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当前，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法治领域的突出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普遍认为：法律对坏人太好，对恶少太善。真正的法治必然拒绝圣母心，因为圣母心泛滥的结果就是“法治圣母”被“圣婴大王”先奸后杀，到死还在念叨：“抛开事实不谈，他还是个孩子，不适用死刑……”这叫什么？这叫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
马克思主义者是立法本意与法律效果的统一论者。邯郸三恶少把一道法治难题挑衅性地扔在了我们面前，人民群众高度关注，考验各方神圣的智慧和勇气的时候到了！我们的专家学者怎么看？我们的代表委员怎么说？纳税人的钱总不能白白花在刀鞘和刀背上而与刀刃毫不沾边吧？俗话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针对现实版“红孩儿”们的法律“三昧真火”，窃以为可以用如下四个办法来灭火伏魔、扭转乾坤。
第一，正名划线，一分为二。孔子论为政之先务说：“必也正名乎！”按照我们的民族习惯，我们可以对未成年人实行一分为二的正名划线：十二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属于少年；十二周岁以下属于儿童。这样，对三恶少判处死刑，就并不违反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国有句老话，男子十二夺父志。我们的古人甘罗十二岁就凭真本事拜相当领导了。我们认为，把未成年人一律视为儿童是荒唐可笑的，是严重缺乏人类发展自信的。事实上，我们的中学生从来不过儿童节。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好比是统一战线，我们区分少年和儿童好比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我们要严惩的邯郸三恶少不是儿童，而是少年，因此不受这个公约的约束。什么叫中国特色？这就叫中国特色。什么叫走自己的路？这就叫走自己的路。
第二，拿来主义，洋为中用。大胆引入英美法系的“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为我所用。一则邯郸三恶少的犯罪恶意远远超过成人，应当按照成人标准定罪量刑。二则受害人和三恶少同为十三周岁未成年人，理应按照未成年抵消规则对三恶少实行权益保障限制，适用成人量刑标准。同时，建议发扬司法首创精神，组建人民陪审团参与此案审判，把能动司法建设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第三，原心议罪，古为今用。法治文明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我们的古人有着非常务实而高明的司法智慧，例如“原心定罪”原则和“严诛首恶”原则。马克思主义法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法学，从《唐律疏议》到《大清律例》，我们都要以“两个结合”的精神批判性地吸收其法治精华。清代乾隆年间，一个九岁男孩霸凌另一个九岁男孩，强吃恶要零食，致后者倒地毙命，被判处绞监候，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死缓。乾隆皇帝表示，如此恶童，决不减刑。邯郸三恶少比这个恶童年龄大得多、恶意深得多、罪孽重得多，难道他们不该被处以极刑吗？
第四，修改法条，创设规则。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我们可以在充分讨论、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修改有关法条，并科学创设新的法治规则。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规定刑事责任年龄的同时，特别规定受害人是未成年人的恶性犯罪案件，追究刑事责任不受年龄限制。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再次下调刑事责任年龄。下调的本身，就是对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超前震慑和积极预防。比如说，既然有特赦令，为什么就不能有特惩令？打破思维定势，一切皆有可能。
办法总比困难多，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敢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法治孤勇者和规则创立者。没有先例，那就创造先例。上述办法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未成年人虐杀未成年人者死！
法律，归根结底是治国理政的工具。法律之剑，贵在锋利，不贵时尚虚名，正所谓“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法律，也要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的呼声，就是我们立法修法的努力方向。我们的法律，决不能听满世界卖人权拐的伪善海盗的忽悠。我们历尽艰辛追寻良法善治，蓦然回首发现：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才是我们做好包括立法修法工作在内的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
法治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最管用的就是最好的。世界上不存在一旦制定、万古不变的法律教条，更不存在四平八稳、雷打不动的法治进步。我们认为，死刑的震慑作用无可替代，判处死刑是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该判死刑而不判死刑，才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邯郸三恶少是一个霸凌杀人犯罪团伙，理应均以主犯论处，不存在什么从犯，而只存在主犯中的首犯。为了保护最大多数未成年人的安全，极刑严惩未成年三害，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也是最大的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叫什么？这叫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塑造什么样的“中国少年”，就会有什么样的“少年中国”。这些年来，我们保护未成年人的最大失误，就是把未成年加害人惯成了法律的宠儿、社会的熊孩，未成年人保护异化为单纯优待劣迹少年。二十年前，某市绑架杀人的四名未成年罪犯躲过死刑、相视而笑的场景实在气人。他们作案前早就知道自己是“判不死的小强”，所以才决定“犯罪要趁早”。二十年后，霸凌虐杀同学的邯郸三恶少，年龄更小，罪行更恶。二十年来辨是非，善花开处恶果结。血的教训启示我们：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硬，一手抓全面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一手抓严厉打击未成年人恶性犯罪。就是说，为了教育挽救大多数，必须严惩重处极少数。只有这样，才是符合对立统一法则的未成年人保护，才是符合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的未成年人保护。
王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立法修法和执法司法的过程，就是我们致良知的过程。如果我们抱着宋襄之仁、尾生之信，死守“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的教条不变，宁可负天下人，也不负三恶少，那么，悲剧的重演就不可避免。
年龄有大小，人性无大小，欺软怕硬、恃强凌弱的人性之恶，才是三恶少犯罪的实质性主导。留守是外因，善恶是内因，自私冷酷、漠视生命的内在之恶，才是三恶少犯罪的决定性因素。对这等货色选择节约公共资源，坚决送其往生才是大仁大义的上策。若容许罪大恶极者留得青山在，好人迟早会遭火烧。请大家用逆向思维来认真想一想，假如邯郸此案久侦未破，甚至受害人糊里糊涂“被失踪”了，三恶少会不会良心发现，投案自首？会不会幡然悔悟，金盆洗手？绝对不会！他们只会更奸更恶更老练，而遭其祸害的孩子也只会更多更惨更可怜。作为学生家长、作为孩子父母，就说你怕不怕？敢不敢往下想？谁能保证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案件？须知：最狠的打击才是最好的预防。
当前未成年人保护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其主要矛盾是：未成年受害人的权益保障需求与未成年人保护不全面、无区别甚至更偏重对未成年加害人的权益保障之间的矛盾。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量变已经足够，质变就在眼前。我们应当以最大的历史自觉，来推动未成年人保护的质变的发生。严惩邯郸三恶少，就是实现这个质变的破局第一刀。我们的法治，要以取经赶考的精神务实担当，传承红色基因；这个红色基因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我们的法治，要以察今变法的精神砥砺奋进，彰显文化自信；这个文化自信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我们主张严惩邯郸三恶少，不仅是要严厉打击未成年人恶性犯罪，而且是要坚决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恶少对同窗学友非但不诚信、不友善，反而包藏祸心、恶毒至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尖锐对立，于情于理于法，皆是背道而驰，此风决不可长。为什么古人对逆伦案的罪犯要杀无赦甚至还要罢县令的官？就是为了捍卫当时“圣朝以孝治天下”的核心价值观。自古邪不压正、法不容恶，古人的治理智慧值得我们虚心借鉴：对邯郸三恶少，一个都不宽恕！
有一种创造叫打破，有一种担当叫转折。社会各界都在等。等什么呢？等邯郸三恶少的最终结局。不但我们成年人在等，未成年人也在等，潜在的霸凌者更在等。我们坚信，严惩邯郸三恶少，必将成为中国法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它是广大未成年人拒绝校园霸凌的良好契机，它是全社会为未成年受害人施以援手的公益维权，它是以法治方式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播种机，它是用法治思维开辟未成年人保护新境界的宣言书。
可怜天下父母心，谁忍子女遭霸凌？盼望自己的子女健康成长、平安成长、快乐成长，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第一向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三害不除，霸凌未已。这是一个关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问题，我们没有理由沉默。让我们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大声疾呼：严惩三恶少，扭转逆保护，还未成年受害人以公道，给所有未成年人以教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