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说过“罗塞塔石碑”吗？它可是解读古埃及文明的金钥匙，还有“摩押碑”，它对考证基督教旧约圣经意义重大。

再比如南美阿兹特克的“授时石刻碑”，它记录了远古人类对时间和宗教的认知，这些石碑都赫赫有名，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块碑，和它们并列为世界“四大名碑”——它就是来自中国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这块碑的出现，堪称石破天惊，它不仅引起了世界的轰动，更揭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一个来自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派，如何在遥远的东方，经历了兴衰荣辱的传奇故事，这个教派，就是景教。

要了解景教，就必须先了解它的创始人——聂斯托里，公元428年，这位叙利亚教士当上了君士坦丁堡牧首，相当于教会的CEO。

上任后他立马搞了个大新闻：提出了关于耶稣基督“神人两性”的新教义——“基督二性连接说”，这个新理论，简单来说就是：耶稣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两个实体，合二为一。

这个说法在当时引发了轩然大波，直接导致了与亚历山大宗主教奚利尔的世纪论战，这场论战可不是简单的学术辩论，它背后是教会内部的权力斗争。

最终聂斯托里战败，被扣上了“异端”的帽子，革职查办，流放埃及，客死异乡。

其实在基督教内部，关于耶稣的神人二性，一直存在争议，“二性说”认为耶稣既是神又是人，而“一性说”则认为耶稣只有一个神人一体的属性。

在公元381年，尼西亚信经确立了“三位一体”教义后，“一性说”就被打成了异端，但有意思的是，“一性说”的亚美尼亚教会至今依然存在。

聂斯托里虽然是“二性说”的拥护者，但他提出的“二性连接说”却与主流教义有所不同，他认为耶稣的神性和人性虽然结合成一个“位格的合一”，但玛丽亚只是生育了耶稣的肉体，没有神性，所以不应该被称为“天主之母”或“诞神女”。

这一观点直接挑战了圣母崇拜，触动了教会的根基，在当时圣母崇拜可不是简单的宗教仪式，它象征着教会的权威，连接着人和神，聂斯托里否定圣母的神格，等于是在动摇教会的根基，挑战教会的权威，结果可想而知，他被教会毫不留情地干掉了。

被罗马帝国驱逐后，聂斯托里派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反而在波斯萨珊王朝找到了新的土壤，当时的萨珊波斯，正与罗马帝国明争暗斗，自然乐于扶持聂斯托里派，给罗马添堵。

公元498年，聂斯托里派正式脱离正教会，更名为“迦尔底教会”，以波斯为大本营，开始向东传教，史料显示，至少在公元6世纪，聂斯托里派的教士就已经来到了中国，但一直没有形成气候，直到公元632年，阿拉伯帝国吞并了波斯，萨珊王朝覆灭，聂斯脱里派才迎来了转机。

伊斯兰教对其他宗教毫不手软，“留头不留教，留教不留头”的政策，迫使聂斯托里派的高层不得不再次东逃，这一次他们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大唐帝国。

公元635年，聂斯脱里派的都主教阿罗本带着经书和十字架，来到了大唐的首都长安，他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接见，并在长安建立了景教的第一座教堂——大秦寺。

说到唐朝的宗教，很多人会想到佛教，毕竟从李渊开始，唐朝皇室就对佛教十分推崇，但实际上唐朝初期是三教并行的局面，除了佛教和道教，还有景教。

阿罗本自称是“大秦景教”的传教士，“大秦”在古代中国人的眼中，就是遥远的罗马帝国，唐太宗对阿罗本给予了最高的礼遇，这为景教在中国的传播铺平了道路。

当时的唐朝，对外来文化持开放态度，景教的传播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以长安为中心，迅速向全国扩散，到了唐高宗时期，景教已经“法流十道，寺满百城”。

然而到了武则天时期，景教的处境变得微妙起来，武则天崇尚佛教和道教，对景教的态度并不明朗，景教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了一些策略，他们集资在洛阳修建了“大周颂德天枢”，以讨好武则天，景教教士阿罗撼还将景教教义佛教化，以迎合武则天的喜好，这些做法虽然有些“曲线救国”的意味，但却让景教在武周时期得以继续发展。

唐玄宗李隆基时期，景教再次迎来了春天，唐玄宗不仅允许景教教士在兴庆宫讲道，还曾邀请景教僧侣一起做礼拜、讲福音。

安史之乱爆发后，景教也受到了波及，信奉祆教的安禄山，对景教进行了打压。

但景教徒也积极参与了平叛战争，景教徒伊斯甚至成为了郭子仪的副使，由于政治立场坚定，景教在唐代宗、唐德宗时期再次获得了支持，景教的福音也一路南传，传到了广州，各地景寺林立，我们开头提到的那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正是在唐德宗时期树立的。

盛唐之时，景教在阿拉伯天地同样崭露头角，随着公元746年阿拔斯王朝的建立，景教迎来了在新王朝中的机遇，由于当权者的波斯血统，景教的聂斯脱里派得以紧密联系权力核心。

进入阿拔斯王朝至曼苏尔哈里发的时代，主教提摩太一世频繁出现在曼苏尔的宫廷宴会上，762年，王朝都城迁往巴格达时，新都城中矗立起了聂斯脱里派的教堂，之后聂斯脱里派在哈烈、撒马儿汗、喀什加尔、阿力麻里和纳加夫这五座名城建立了威严的都教会，一时威名远播。

东西方景教都通过上层路线走上了顶峰，但这种依赖政治庇护的策略，也为日后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为了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景教进行了一系列本土化改造，这种本土化，既是景教得以生存的策略，也是其最终衰落的原因之一。

唐朝时期，儒释道三教鼎立，景教为了生存，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吸收了儒家思想，大量采用佛教、道教的成语翻译景教经典，甚至附会儒释道三家之言，借助当时流行的宗教术语来解释自己的教义。

例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就充满了儒释道三家的痕迹，碑文不仅歌颂了唐太宗和唐高宗的功德，还强调了儒家思想中的忠孝之道，更令人惊讶的是，景教甚至引入了祖先崇拜，碑文中称“七时礼赞，大庇存亡”，既为生者祈福，也为死者祈求冥福。

这种本土化策略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让景教融入了中国的文化环境，获得了生存空间，这种过度融合也导致景教逐渐失去了自身的特色，变成了一个“四不像”的宗教，它既不像基督教，也不像佛教，也不像道教，更不像儒家，最终失去了吸引力，被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抛弃。

十七世纪，利玛窦来到中国时，曾找到过几个景教徒，但他们对自己的宗教，除了十字记号外，几乎一无所知，这足以说明，景教的本土化策略最终导致了其自身文化的丧失。

唐武宗时期的灭佛运动，对景教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公元845年，唐武宗为了整顿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灭佛运动，这场运动不仅针对佛教，也波及了其他外来宗教，包括景教，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朝廷原本打算遣返外国教士，但由于通往西域的道路被吐蕃阻断，最终将他们全部处死，这场灭佛运动几乎让景教在中国绝迹。

虽然在元朝时期，景教在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曾出现短暂的复兴，但终究只是昙花一现，元朝之后，景教在中国彻底销声匿迹。

景教在中国的兴衰史，是一部宗教与政治相互交织的历史，景教的兴盛，离不开唐朝皇室的庇护；而它的衰落，也与过度依赖政治、过度本土化有关，景教的经历告诉我们，宗教传播必须处理好与当地文化的关系，适应当地文化固然重要，但不能迷失自我，失去自身的特色。

过度本土化，最终会导致宗教文化的空心化，失去生命力，景教的兴衰，也反映了宗教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政治庇护可以为宗教传播提供便利，但也可能使宗教成为政治的附庸，最终受制于政治的变动。[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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