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华经典古籍《黄帝内经》，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黄帝内经》突出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连续性」 中医源远流长，商代发明了汤液，西周有了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的分工，春秋战国时期扁鹊提出“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 诞生在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是先前医疗实践的总结。它用“黄帝”来命名，分为《素问》《灵枢》两大部分。每篇都以黄帝设问为先导，表示其思想源自上古时期。 在世界医学史上，古埃及创造过辉煌的医学成就。这从三部医学文稿（埃伯斯纸草文稿、史密斯纸草文稿和卡忽恩纸草文稿）可见一斑。但自埃及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后，其传统医学就被湮没了。 古印度医学有着丰富的内容，如《阿闼婆吠陀》记载了77种病症，并开出对症药方，还出现了医学名著《舍罗迦本集》《妙闻本集》，但后来由于雅利安人入侵，古印度医学也逐渐消亡了。 古希腊、古罗马的医学曾经十分兴盛，提出了不少学说，如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说、盖伦的人体学说、亚里士多德的隐德来希生机论，还有《药剂学》《医学百科辞典》等问世。然而，随着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中断，其传统医学或被遗弃或散佚。 中华民族把黄帝视作文明始祖，以“黄帝”命名的典籍传存到现在，并仍然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的，只有这部《黄帝内经》。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原生文明，而且成为这个文明具有生生不息连续性的突出象征。 「创新性」 中医是中华民族原创的医学体系，《黄帝内经》最早也最集中地表现了这一点。这种原创性具有世界上其他民族没有的独创性。 在最初的先民生活中，医和巫是混同在一起的。医的古老写法“毉”，就反映了这样的状况。《素问·五藏别论》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这里的“至德”有两种解释：至高的医德或至深的医理。无论哪种解释，都表明《黄帝内经》将医学和巫术相区分。它的问世是冲破巫术鬼神迷信的重大创新。 中医诊疗强调个体化。“望、闻、问、切”就是采集不同的个体信息，以便因人制宜。《黄帝内经》认为，不同个体对同样的疾病反应各异，需要针对不同的患者制订不同的治疗方案。因而，每个典型医案，都在某个方面是有所创新的。 与强调患者的个体性相联系，《黄帝内经》还很注重医者独自领悟的个人创见。《素问·八正神明论》说：“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所谓“独悟”“独见”“独明”，都在强调个人独立独特的创新。这是经过长期临床实践、潜心思索而达到的，超越了通过口耳言传感知的知识，成为心领神会的智慧。 这实际上是最高的创新境界，即实现了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中医重视历代名医医方的整理研究，正是因为它们汇集了创新的智慧。 「统一性」 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解释“经”的含义：“常也，法也，径也。”“经”是常道（基本理论）、法则（基本规范）、门径（基本方法）的载体。《黄帝内经》正是这样的中医典籍，由此被视作“医家之宗”。它奠定了中医统一的遵循依据的基础。 《黄帝内经》之后，尽管中医著作不断涌现、学术代有发展、学派日益纷呈，但它们的源头无不出自《黄帝内经》。但中医并不把统一性变为单一性，视《黄帝内经》为定式教条。 事实上，《黄帝内经》赋予中医的统一性，是“照着讲”和“接着讲”的结合。前者从遵循基本理论、规范、方法出发；后者是各人在诠释这些基本理论、规范和方法时，把来自新的实践的新观点增添进去，于是就出现了新的著作、学说、学派。 一方面，《黄帝内经》确立的统一的基本理论、规范、方法，在历史中表现为多种学术形态；另一方面，多种形态使得统一的体系内容更加丰富、结构更加完备、表述更加准确。 中医发展史证明了这一点。东汉张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后者即《灵枢》），又不“终始顺旧”，而是以辨证论治的整套原则，充实提高了《黄帝内经》的临床医疗体系。 此外，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都尊崇《黄帝内经》，但又各从不同侧面继承发展了它，将其建立的体系提升到新的高度。 中医这种一展开为多、多归结为一的统一性，体现了“守正而不守旧，尊古而不复古”。 「包容性」 《黄帝内经》以“黄帝”为名，清晰表明它具有黄老之学浓厚的包容性思想品格。黄老之学源于老子、庄子，老庄主张对不同思想采取宽容的态度。 《老子》认为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等相反相成，不同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庄子》主张物论可齐，各种思想犹如百家众技，皆有所长。黄老学派的宋钘、尹文还进一步提出“别囿”，即不要为某种思想所局限。 《黄帝内经》继承了这样的思想品格，包容了诸多学说。比如，吸取黄老之学以精气为天地万物本原的思想，把精气说作为阐述人的生命活动的理论基石；将阴阳说和五行说这两个不同系统有机联系起来，构筑了基本学术框架。 《黄帝内经》还传承了孔孟儒家仁者爱人的价值原则，以人的生命为天地万物的最高价值，强调“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把“别异比类”“援物比类”作为重要思维方法。这显然是对《墨辩》“以类取，以类予”的运用和发展。 《黄帝内经》的包容性还表现在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素问·气交变大论》就直言：“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黄帝内经》的医道具有长久生命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运用了天文、地理的科学知识和人事社会的知识。 《黄帝内经》赋予中医的包容性，在西医传入后依然得以保持与弘扬。由此，中西医结合很自然地成为中医界的共识。 「和平性」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在《黄帝内经》中集中表现为强调“平”与“和”是人体健康的理想状态。 《黄帝内经》认为，人的健康在于脏腑功能和谐协调，情志表达适度中和，并能适应不同环境的变化，其根本是达到阴阳的动态平衡。疾病的发生，是由于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阴阳失去平衡，因而治疗疾病就是使失去阴阳平衡的整体功能恢复到协调和谐的状态。 在《黄帝内经》之前，主要有《周易》和《老子》讲阴阳。前者主天尊地卑，即贵阳贱阴；《老子》主贵柔守雌，即重阴轻阳。《黄帝内经》则进一步强调阴阳平衡，“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可以说，这一阴阳平衡的思想较之《周易》《老子》，更能代表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当然，《黄帝内经》更多是从医学视角论述“平”与“和”。《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内外调和，邪不能害”，即人体和外在环境相适应，就能阻止邪气侵害健康。《素问·至真要大论》说：“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即治病必须要使作为人体生命内部原动力的血气达到和平状态。 在人与外部环境和谐、人体内部血气和谐的基础上，《灵枢·本藏》进一步提出比较全面的以“和”为核心的“人之常平”（健康无病）的标准，即“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以及“寒温和则六府化谷，风痹不作”，归结起来，就是天人和、形神和、气血和。 《黄帝内经》充分反映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五个突出特性，应当将其作为推进“第二个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献词”的最后写道：“精神和自然，乃是您所信赖的神医。”这里的“您”是指燕妮的父亲。这篇博士论文反对把人与自然环境对立起来，强调摆脱宗教对精神的束缚。因此，这句话可广义地理解为自然和精神是人类的“伟大神医”。 这与《黄帝内经》所提倡的理念高度契合。《灵枢·营卫生会》强调“人与天地同纪”，要求以人体生理活动与自然规律相一致来护卫生命健康。《素问·上古天真论》说：“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里，又进一步把精神健康作为抵御疾病的屏障。 “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传承和弘扬好《黄帝内经》的思想精华，是做好“第二个结合”学理化、学术化的一个可用抓手。 （作者陈卫平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东方哲学研究院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本文系作者在华东师范大学东方哲学研究院成立仪式上的发言摘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