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解放的南阳

1954年6月1日，宋绍良被任命为南阳地委常委、南阳专员公署专员，全面主持南阳地区的行政工作。

南阳地区位于河南省西南部，西、北、东三面环山，南与江汉平原相接，东北角与华北平原相通，气候温润，河流纵横，适宜农林牧副渔各业发展，素有“中州粮仓”之称，建国后被国家列为主要商品粮基地。

随着全国大规模建设局面的展开，国家要求农业提供更多的粮食、棉花、油料等重要物资。作为农业地区的南阳，理应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更大的支援。形势要求南阳尽快改善经济落后面貌，全面发展国民经济。沉重的任务压在宋绍良肩上。

在一次地委会议上，宋绍良指出，生产救灾和水利工作是国民经济的重点。他说：“决不能让自然灾害肆虐下去！我们在工作上必须树立整体观念，提高计划性，做长远打算！”他建议：能不开的会尽量不开，把干部从会议中解放出来，深入基层，多做调查研究。

为实施好第一个五年计划，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工农业生产规划，尽快改变全区经济落后面貌，宋绍良带着工作组走遍了南阳地区十三个县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每到一个地方，他来不及休息，就立即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研究对策。当他看到群众改变生产面貌的愿望和干劲十足时，信心更加坚定。

他决心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打一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翻身仗。

在编制南阳地区生产救灾和水利建设方案时，宋绍良数不清熬了多少个通宵。为了提神，他不断地抽烟。短短几天，他办公桌前那个习惯性掐灭烟头的地方就被深深地烤出一个窝窝。当方案被代表们通过，写进南阳地区党代会决议的那个中午，宋绍良走出会场，一跤跌坐在台阶上，长久站不起来。

经过宋绍良等南阳地区主要领导人的共同努力，南阳地委统一了救灾的根本在于把生产搞上去的指导思想，制定了“以防为主”的救灾方针和“以小型为主、以蓄水为主、以社办为主”的水利建设方针，采取了以改低产作物为高产作物、改造上浸地、改造湖洼地、改粗放经营为精耕细作、改变山区生产状况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增产“五改”措施，初步形成了南阳地区农业生产上的总体思路和基本方法措施。

在此后的数年里，南阳专署在宋绍良的主持下，认真落实南阳地委发展国民经济的各项措施，组织带领全区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到1957年，南阳地区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工农商各业获得长足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一五”计划提前半年完成。

在主持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宋绍良还置身于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变革中。

5年里，在地委、专署的领导下，南阳地区对个体农业，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积极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建立互助组，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并逐步实现由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向以取消土地报酬为特征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对个体手工业，在贷款扶持基础上，组织国营贸易公司和供销合作社，对其主要行业采取加工订货、包购包销和联营等措施进行改造，引导个体手工业走上合作化道路；对私营工商业，坚持“团结教育”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采取公私合营、厂矿合并、联购联销或联购分销等措施，使其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并对小业主及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56年底，南阳地区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使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纳入国民经济计划轨道，实现了生产关系历史性的变革，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宋绍良养成了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他的家里，除了公家配给的必要用品外，别无他物。他在机关里经常吃大灶，把节省下来的钱用来救济生活更困难的同志。听说警卫员的父亲年老多病，没有床褥时，就把自己床上那条打土豪分得的豹皮褥子揭下来，让警卫员带回去。晚上熬夜加餐，警卫员们都可以要上几块肉吃，可他仅吃一小碗素面。到省里开会，

他从来不坐专车，经常是搭公共汽车。一次在省里开会，会场离住宿地点很远，省领导要给他派车，他坚决拒绝。有一天，宋绍良拔了颗牙。警卫员悄悄向省领导反映了情况。会议结束时，省领导派车接他回住地。宋绍良对警卫员大发脾气：“你这孩子，我们来开会，让领导派车接送，影响多不好。”

到农村开展调查研究，他总是严格执行“三同”制度，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点也不搞特殊化。一次在镇平杨营区蹲点，警卫员为给他改善伙食，买了一斤鸡蛋糕，宋绍良坚决不吃。回机关后，宋绍良审查警卫员列的报销清单。发现没有鸡蛋糕一项，问。警卫员说：“你不吃，我也没吃，带回来几个警卫员分吃了。”宋绍良说：“我们到农村工作，群众吃啥我们也吃啥，这样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鸡蛋糕既然买了，就记在我的帐上。算我请客。”随笔将其列到自己的开支项目上。

宋绍良经常教育身边的同志，遇到对党的利益不利的事要做坚决的斗争。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前夕，有个干部认为，政策一实施，东西就不好买了，于是乘机多买了几尺布。宋绍良知道后，严厉地批评道：“共产党员要带头执行党的政策。买几尺布虽然是个小事，但我们马上要实行布证制度，这是有意钻政策空子，性质严重。今后决不容许此类事情发生！”

做为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一年里，宋绍良除了开会，几乎都在基层检查督促工作。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哪里问题严重，他就到哪里解决问题。1955年春，南阳地区发生春荒，方城县一些群众受坏人煽动，拦截救灾物资，发生骚乱。宋绍良立即带人去处理。在招扶岗，群众围着他，撕破了他的衣服。

警卫员要开枪，宋绍良坚决不许，硬是通过说服教育，平息了事件。随后他说：“出面闹事的都是群众，坏人躲在后面。动武伤的是群众，却给坏人以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