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19日，被誉为“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的贺子珍在上海病逝。

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就被全国各大报刊登报，与此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广播了这一电讯，并且做出了评价。

“贺子珍同志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她的去世，不仅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同样也引起中央领导干部们的重视，身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更是为她连下了两道重要命令。

1947年，在莫斯科生活了近十年的贺子珍终于回到了祖国。

在这十年时间里，贺子珍备受煎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土，好在她得到了老战友王稼祥夫妇、罗荣桓夫妇的帮助，终于回到了故土。

回国之后的贺子珍先是暂住在了哈尔滨，后来又赶赴上海，在上海市长陈毅的安排下，定居在了湖南路262号。

因为贺子珍的身体情况一直不好，医生建议她安心静养，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之后，便派人将与贺子珍一同生活的毛岸青、李敏接到了北京，好让她能够调养身体。

对于贺子珍的病情，毛主席是十分关心的。

后来，毛主席甚至亲自给陈毅打去电话：“一定要妥善照顾好贺子珍同志，她在上海的一切开销，从我的稿费中支出。”

陈毅自然明白毛主席的用意，他是怕给上海市委的同志添麻烦。

但贺子珍可是老红军战士，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颇多，上海市委照顾她、怎么能算添麻烦呢？

于是，陈毅当即回绝道：“主席放心，我们上海市难道还养不起一个贺子珍吗？她的开销我们市委包了。”

1959年，毛主席来到了江西庐山，不由得想起多年未见的贺子珍。

江西，是贺子珍的家乡，更是毛主席与她生活多年的地方。井冈山时期，贺子珍就以机要秘书的身份，陪伴在毛主席的身边，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并在不久之后结为革命夫妻。

过往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毛主席对贺子珍也愈发思念，于是在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曾志的建议下，毛主席终于决定，与时隔20多年未谋面的贺子珍见一见。

这一次会面，是极为隐秘的，知晓这一情况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虽然只有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但也算是圆了贺子珍想再见一见毛主席的心愿。

送别贺子珍之后，毛主席主动向身边的随行人员问道：“现在贺子珍同志的待遇如何？”

工作人员稍作回想，立即回答道：“主席，听上海的同志说，组织上安排她的是副省级待遇。”

听到这个回答，毛主席欣慰地点了点头，自顾自地说道：“可以了”。

从那之后，贺子珍共有三次来到庐山，站在一片高地上眺望着远方。

每当有人问起时，她总是满心坚定地说道：“毛主席对庐山有感情，他一定还会再来的。”

其实，贺子珍心中是十分希望到北京去转一转、看一看。一来是想要亲自见证首都的繁华与发展，毕竟这是数以十万计革命者们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的；二来是想借着到北京去的机会，再与毛主席相见。

1966年9月，侄女贺小平要去北京，贺子珍得知后赶紧找到她，希望自己能够一同前去。

可是，贺小平却拒绝了：“你怎么去？市委是不会同意的”。

此时，江青已经担任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顾问，手中的权力十分大，贺子珍要想去北京，必定会受到很大的阻挠。

无奈的贺子珍沉默了，到北京去的愿望也只好作罢。

1976年9月9日，一个噩耗传来：毛主席去世了。

一时之间，全国人民陷入失去伟大领袖的悲痛之中，经过中央领导们的商讨，决定在人民大会堂设立灵堂，以供人们祭奠毛主席。

身在北京的李敏本想直接给母亲贺子珍打电话，告诉她这个噩耗。但转念一想，妈妈如果听说这个消息肯定十分痛苦，于是决定让丈夫孔令华带着女儿去上海，当面告知这个消息，也能在她身旁安慰一下。

当孔令华抵达上海，面色沉重地说出这个消息之后，贺子珍难以置信，但又无法不直面这个现实。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本就身体虚弱的贺子珍击垮了，她痛哭道：“你们的爸爸走了，我真后悔没让李敏多劝劝他，一定要保重身体”。

躺在病床上的贺子珍叫来了侄女贺小平，安排她代替自己去北京奔丧。

等到贺小平等人出发之后，贺子珍这才强撑着身体走下病床，捧着一块黑纱亲自挂在墙上的主席像上。

她眼含热泪、喃喃说道：“虽然去不了北京，但我也要祭奠一下润之”。

挂上黑纱之后，贺子珍默默向后退了几步，随后深深地鞠了三躬：“润之，你安息吧”。

1979年中旬，已是70岁高龄的贺子珍收到了中央传来的通知，让她原本沉寂的心再次迸发出了生机。

当时，全国第五届政协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增补贺子珍同志为全国政协委员。

当李敏亲自赶到上海告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贺子珍激动得热泪盈眶。

她紧紧握住女儿的手，哽咽着说道：“原来组织上没有忘记我”。

不久之后，组织上派专机将贺子珍接去北京，刚一落地，她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到毛主席纪念堂看一看。

当天下午，贺子珍坐着轮椅，在李敏、孔令华的陪伴下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看着毛主席沉睡的面庞，她再一次泪如雨下。

她心中明白毛主席的劳累。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内忧外患的旧中国、到现如今蓬勃发展的新中国，这几十年时间里，毛主席殚精竭虑地忙碌着工作，哪有什么休息时间？这是贺子珍最为心疼的。

现在，毛主席面容安详地躺在水晶棺中，在贺子珍看来，他终于能够睡个安稳觉了。

1984年4月初，贺子珍的病情发生恶化，并且出现体温升高、咳血的情况。

上海市委的同志们不敢耽搁，马上将她安排住进华东医院接受治疗。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李敏、孔令华也马不停蹄地赶往上海。

刚到医院，主治医生本打算向家属交待病情，但李敏摆手打断了他，径直朝着贺子珍的病房快步走去。

当她看到病床上面容憔悴的母亲时，当即扑了上去，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贺子珍缓缓睁开了双眼，好一会儿才看清来者正是自己的女儿、女婿，这才挤出了一丝微笑：“娇娇、令华，你们来了。”

看到母亲苏醒，李敏俯下身子问道：“妈妈，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贺子珍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没有什么大碍，就是肚子有些痛。”

见母亲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李敏这才退出病房，找到主治医生询问情况。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贺子珍的病情似乎得到了控制，身体情况也渐渐好转，吃饭时胃口也渐渐好了起来。

此时，李敏等人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甚至开始商量母亲出院后的事情。

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4月18日贺子珍的病情再度恶化、陷入昏迷，任凭众人如何呼唤，都无济于事。

当天晚上，贺子珍的哥哥、担任福建省副省长的贺敏学匆匆赶到，见贺子珍已是昏迷，慌忙走上前去呼喊：“妹子，妹子，哥哥来了。”

或许是亲人的呼唤起到了作用，贺子珍艰难地苏醒过来，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询问道：“我不行了，我死后，骨灰究竟能不能安葬在北京？”

听到妹妹最后的要求，贺敏学重重地点了点头，他要尽自己的全力、完成妹妹最后的遗愿。

4月19日下午，贺子珍结束了她的一生，享年75岁。

不久之后，贺敏学将妹妹的临终遗愿写成了一封报告，交到了中央办公厅，希望北京方面能够认真考虑，将贺子珍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然而，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面对这份报告，也是十分为难。

按照当时的规定，必须是政府、军队中的干部，或者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才能葬在八宝山公墓。

贺子珍去世前，并没有担任具体职务，而且她的身份过于特殊，工作人员不敢擅自作主。

经过几天慎重考虑的之后，中央办公厅将这份报告呈交给了邓小平，希望由他来定夺。

看完报告之后，邓小平先是批评了“中办”的工作人员，这么重大的事情，竟然拖了这么久才汇报。

紧接着，他当即下达了两道命令：“贺子珍同志的骨灰，应该安置在骨灰堂一室。另外，所有在北京的领导干部，都要献花圈”。

要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有着十分严格的管理条令，其中骨灰堂一室是安置中央领导人的地方。

这条命令，足以看出邓小平对贺子珍的重视，同时也是中央对她革命生涯的肯定。

1984年4月25日下午，八宝山革命公墓被围得水泄不通，当贺子珍的骨灰被安置好后，人们陆续献上花圈，用这种方式、送“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