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他在法国拿着巴黎美院的奖学金，住在塞纳河边的画室，转头却进了戈壁，五十年，没回头。
命运转弯，是一摞破图录1935年春，巴黎，街头冷，画室小，常书鸿刚拿下奖学金，巴黎高美的课堂像他的第二人生。
他原以为，接下来会是展览、画廊、评论文章、艺术史。
但命运，从一摞发黄的图录拐了个弯。
旧书摊上，一本厚册子，他本来在找拉斐尔的画册，手指翻过，却看到《敦煌图录》。
灰白印刷，粗糙装帧，他翻开第一页时没什么感觉，翻到第七页时，手停住了。
“这是谁画的？”他低声问自己，千年以前的线条，色彩还在，神佛入眼，全是东方的神秘，不是西方的油彩，是他血里的记忆。
那天之后，他开始找关于敦煌的一切，图册是法国人伯希和带回来的，他想不通“为什么是他先看到的，而不是我？”
他写信给朋友，说自己可能疯了，“我不想留在巴黎了，哪怕回国是去一堆破壁上抄画。”
没有人相信他真的会放弃，法国的生活太好，稳定，前景明确，他父亲也劝：“先留几年，再说。”
他没听，他用了半年时间辞去一切，在1936年底回国。
朋友送他，在码头上，没人说话，他没带画，只带了两本《敦煌图录》，压在行李最底层。
到了敦煌，是一场打脸常书鸿第一次见到莫高窟，是1943年，跟他想的不一样，不是遗迹，是废墟，不是庙宇，是土堆。
“洞窟被风沙堵得只剩半个门，门上还写着‘鬼屋’。”
没有工具，没有人手，风吹得耳朵疼，他住的是以前看守人住的破屋子。
晚上进洞，还得带油灯，很多壁画已经掉色、脱落，鸽子拉的屎就在画上，有人在里面烤火，烟灰熏黑了佛像。
他没说话，拿起扫帚开始清理。
那年他39岁，一个巴黎回来的画家，在戈壁滩上扫地，有人说他疯了，他说：“你不动手，画就全没了。”
他找人组了队，把洞窟一个个编号，清沙、封口、抄画，建立档案，他还立了规矩：每个摹本必须原比例、原色、原位置，连裂缝都不能少。
“你不是搞艺术的，你搞文物这么认真干嘛？”
他不回答，他贴着壁画趴着画，一画就是三天，渴了就喝冷水，吃的是咸菜干粮。
有人看他瘦了十斤，说这工作是折寿的，他笑了：“这是换命。”
第一次出壁画，他输了官样文章1950年，莫高窟第一次展出摹本，他带了几十幅壁画进京，展览人不少，但领导要他改展览词，说要“突出时代背景”。
他拒绝，他说：“这些画比你们在座的都老，别给它们加帽子。”结果他被劝退，说“个人主义强烈”。
他退了一步，但没后退，他私下请了几位懂画的人看摹本，还寄了几张给国外博物馆，他知道敦煌需要的是认可，不是口号。
“画挂出去，不能是我画的，是他们的，千年前的人的。”
妻子走了，他没留一句话他第一次带家人来敦煌，是1944年，妻子陈秀芝一来就哭了。
房子破，饭是冷的，孩子也病了，她坚持了三个月，离开时没有告别，带走了一个学生。
他没追，他在沙堆后面抽了一整包烟，然后继续画，别人问：“你不恨她？”他没回答，他说：“壁画掉得快，我得补。”
喂猪那年，他弯了腰1968年，研究所里的人被分散，他没再提摹本，也没再画。
他被安排去农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实际是喂猪、挖渠，他62岁，腰不好，一次摔了，在猪圈门口爬了很久才站起来。
“后来我只能趴着喂猪，因为直不起来。”
他日记里写：“我人倒了，但画不能倒。”没人信他还能画，有人看见他在废纸上临摹，手抖，笔在抖，“但线条还是稳的。”
他不说苦，他说：“你们看，敦煌的那些佛，有的都没头了，它们也没哭。”
孩子不见了，他只说一遍他女儿常沙娜，是他最疼的，小时候他一边画画一边带她，她画画天赋高，高中就能画敦煌飞天。
但她也被派出去干活，很多年没信，他去找过一次，没人理，后来听说她在黄土高原，脚冻烂了，住进窑洞。
他只说了一句：“她回来那天，我会给她画一张新的飞天。”他画了，等她七年。
重来一遍，他选的还是敦煌1977年，他的名字重新挂上了研究所的门牌，没有庆祝，没有讲话，他带上老花镜，先去查了洞窟编号。
有一半的临摹记录丢了，有人劝他：“年纪大了，算了吧。”
他回头说：“你来晚了，这事还没完。”
那年他73岁，腰直不起来，手还有伤，他还是去了第45窟，进洞前他蹲在门口，眼眶发红。
他重新组织人，人不好找，旧人都走了，新来的年轻人不信这些“老家伙”，说要用现代画法。
他不吭声，只拿出一本发黄的摹本，摊在桌上：“你能画得比这个好，就换。”
没人再说话。
他写书，不是回忆，是警告他知道记忆靠不住，纸比人长久，他花了整整五年，把五十年间的研究与记录汇成一本书：《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别人劝他别写这么细，没人会看。
他说：“不是给你看的，是给后面人看的。”
书里每个洞窟都有编号、色号、损坏时间，连是谁清的沙都记着，“哪怕只剩这一本，洞窟也不算断。”
有人说他书太枯燥，他反问：“你要看故事？这不是小说，这是命。”
国外人来了，他只问了一句1980年以后，国外学者开始来敦煌，他接待过一批又一批，有人拍照、测光、打样，他只问一句：“你要的是照片，还是画？”
有个法国人说：“画。”
他点头：“你们国家那边，抢走得够多了。”那人尴尬，他没再说话，只让人带他看洞。
他没有敌意，他只是怕，怕他们又拿走一些，而这边的人还在争设备、抢预算、争头衔。
有人要改画，他挡在门口上世纪80年代，某部门来人，说想“创新”展示方式，要把部分壁画用投影“替代”，以现代方式还原壁画意境。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他问。
来人笑：“我们这是融合中西，活化传统。”
他冷笑一声：“我从西方回来，就是为了救这些画，现在你说‘融合’？壁画掉色可以修，脑子掉线就难了。”
会议不欢而散，后来领导找他谈话，他没妥协。
“你想拍灯光秀，去别处，不要来敦煌。”
他和女儿，只说了一次话常沙娜回来时，他正蹲在45窟边上补色，她喊：“爸！”他没回头，她走近，看到他眼里都是灰。
“你画的飞天，我带去清华展了。”她说。
他点头：“好。”
那天晚上，他给她拿出三张画，是小时候她画的，他没烧没扔，一直夹在画册里，她哭了，他没说话。
“以后敦煌的事，你看着办。”
他从不求人，但这一件事，他求了他晚年只提过一次请求，成立“敦煌资料库”，把历年摹本、照片、记录集中保存，统一编号，他说：“再不做，就全乱了。”
经费不够，人手不够，设备也落后，几个领导说“再等几年”。
他那天沉默了一整天，第二天写了份申请，只有一句话：“我年纪大了，再不干，你们就等下一个疯子。”
资料库成立的那天，他坐在角落，没人采访，也没剪彩，他只看着墙上那排字“敦煌档案室”。
“不够。”他说，“得防火。”
二十年后，有人说他“太轴”有人写文章，说常书鸿“不合群”“拒绝改革”“强势独断”，还说他一人决定太多事，造成保护方式长期落后。
也有人说：“他是对的，只是这个社会总在追赶他留下的脚印。”
这些声音，他都没听到，他1994年走了，在敦煌的病床上，那年秋天，研究院的灯没关，几位学生守了一夜。
他走得安静，没有告别，人们打开他柜子，发现满满一柜画稿、记事本、摹图原稿。
封面上写着：“敦煌未完。”
他是守着画死的，真画。敦煌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是热门景点，是研究圣地，是博主打卡地。
但在那之前，它是风沙下的废墟，是饿着肚子也要抄的壁，是一张画一笔一线抠出来的线稿。
常书鸿守了它五十年，没请功，没出名，没赚过钱，画摹了一千多幅，补壁数百处。
徒弟做了设计大师，女儿成了艺术先驱，他没为自己留下一张画像。
他说：“我这一生，就为它画了个轮廓，色还没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