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汪叔还会回来吗?”老刘半蹲在村头那棵老槐树下,嘴里叼着一根草茎,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条蜿蜒的土路。
我愣了一下,一时没接上话。
这话他每年都要问上几次,可每次问起来,心里都像扎了一根刺一样。
“谁知道呢。”我把草帽往头上一扣,尽量压住心里那点酸涩,装作轻松地回了一句。
可眼前的土路却渐渐模糊了,像是被什么东西蒙住了一层雾。
1971年,我刚满十八岁,跟着几个同学从沈阳坐了整整一天一夜的火车,被分到辽西的一个叫大井村的小队插队。
那时的我,心里还装着一腔热血,觉得自己能干出点名堂来。
可一脚踏进大井村,我就知道,这地方没那么简单。
放眼望去,四周光秃秃的,连棵像样的树都找不着。村里只有几间泥巴垒的低矮土房,炊烟稀稀拉拉地从屋顶冒出来,一阵风吹过,烟也散了,显得格外冷清。
村长老刘领着我们几个知青一家一家地认人。走到牲口棚后面的一间小屋时,他敲了敲门,笑着说:“汪老哥,出来见见新来的知青!”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瘦削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他背有点驼,脸上布满了风霜,可那双眼睛却特别精神,笑起来像弯弯的月牙。
“欢迎啊,年轻人。”他声音低沉,透着一股亲切劲儿。
村长介绍说,这位是汪叔,从省城下放来的干部,负责小队的牲口棚。
从那以后,汪叔成了我们几个知青心中的主心骨。
他和村里其他下放干部不一样,从不摆架子,也从不抱怨。他住在牲口棚后面的破屋子里,屋里除了一个矮炕和几块木板拼的桌子,几乎什么都没有,却总是干干净净的。
汪叔爱看书,屋里堆满了各种书。我们一有空就往他那儿跑,听他讲书里的故事,讲怎么和牲口打交道,甚至讲怎么在这穷地方活下去。
有一回,队里的牛拉肚子,眼看着都快站不住了,村长急得团团转。汪叔翻出一本破旧的兽医书,看了半天,又从村里找来点草药,熬了一锅黑乎乎的汤。
他亲自一勺一勺地喂牛,那牛竟然慢慢好起来了。
村长拍着他的肩膀直夸:“老汪,你这是真有两下子啊!”
汪叔却摆摆手,笑着说:“没啥,书上都有,就看你肯不肯学。”
他总说知识是财富,可惜村里人连书都没见过几本。后来,他干脆把牲口棚腾出来,利用晚上没人的时候给村里的孩子们上课。
我们几个知青也跟着帮忙,用手电筒照亮,教孩子们认字写字。那些孩子围着汪叔,嘴里“汪叔汪叔”地叫个不停,眼睛里全是崇拜。
可大井村的日子,哪能一帆风顺。
1973年冬天,村里闹了一场大旱,地里的庄稼全都旱死了,连喝水都成了问题。牲口棚里的牛得了病,死了好几头。
汪叔急得饭也吃不下,天天守在牲口棚里,连觉都不怎么睡。
有一天晚上,我去给他送饭,看到他正蹲在牛棚里,手里拿着一根草,眼神空空的,像是在发呆。
“汪叔,你别太累了。”我把饭放在他面前,轻声劝了一句。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睛里满是血丝,声音低低的:“小马啊,你说咱这穷地方,啥时候才能熬出头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答他,只能默默地坐在他身边。
后来,他还是救活了几头牛,可他自己却病倒了。
我们几个知青轮流去照顾他。他躺在炕上,脸色蜡黄,却还不忘叮嘱我们:“小马,小刘,你们年轻人得多学点东西,别像我,老了才知道知识有多重要。”
1974年的春天,汪叔忽然被调回了省城,说是工作需要。
临走那天,他把牲口棚的钥匙交给村长,又拉着我们几个知青的手,一一嘱咐。
“小马,好好干,别混日子。”
“小刘,别老打光棍,找个媳妇成个家。”
他没多说什么,可我们心里都清楚,他是不舍得走的。
谁知道,那一走,就再也没见过他。
汪叔走后,我们几个知青也陆续离开了大井村,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招工进了厂。
我回到沈阳,进了一家国营工厂做技术员,后来结了婚,有了孩子,日子过得忙忙碌碌。
可汪叔的身影,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2020年的夏天,我带着儿子回了一趟大井村。
村里早就变了样,土房子全拆了,换成了一排排红砖瓦房。村头那棵老槐树还在,可牲口棚早没影了。
我站在村口,看着眼前的变化,心里五味杂陈。
“爸,这地方真的是你待过的地方吗?”儿子好奇地问。
“是啊,就是这儿。”我点点头,忽然觉得喉咙有些发紧。
正说着,远处传来一阵马车的声音。
我抬头一看,一个瘦削的老人正赶着一辆破旧的马车,慢慢地朝村口走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脸上满是皱纹,可那双眼睛,却让我一眼就认了出来。
“汪叔!”我喊了一声,声音里带着颤抖。
他停下马车,看了我一眼,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小马?”
我跑过去,一把抓住他的手,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汪叔,这些年你去哪儿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他叹了口气,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唉,命运啊,总是爱折腾人。”
那天晚上,我和汪叔聊了很久。原来,这些年他一直在省城的一家工厂干活,后来退休了,想着再回来看看大井村。
“村里变化真大啊,看到大家过上了好日子,我这心里,是真高兴。”他感慨着,眼里泛着泪光。
第二天一早,汪叔又走了。他说他还有别的地方要去看,不能在大井村久留。
临走前,他从马车上拿出一个包裹递给我,说是以前留给我的。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叠泛黄的书和一封信。
信里只有一句话:“小马,人这一辈子得有点光,哪怕是别人看不见的,也得照亮自己。”
我站在村口,目送着汪叔的马车渐渐远去,直到消失在土路尽头。
风吹过,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像是在低声诉说着什么。
我忽然觉得,那盏灯,从未熄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