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铭：伪装身份混入中央部门，4年后，因高调吹嘘暴露身份

世人皆知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可谁能想到，就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竟有一个名叫李万铭的人，凭借几份伪造的介绍信和公章，在短短几年间从一个普通科员一路升至党总支部书记，还获得了革命残废军人证书和人民功臣奖章。他不是特务，不是间谍，只是一个出身商人地主家庭的普通骗子。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不仅混进了中央部门，还曾被选送苏联参观学习，甚至还娶了一位女党员为妻。这个震惊中外的政治诈骗案，究竟是如何上演的？这个自称＂老红军＂、＂战斗模范＂的骗子，又是如何在四年后暴露真实身份的？

一、家族阴影下的诈骗之路

李万铭出生在陕西省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粮商，在陕西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粮站。除此之外，他还开设了酒铺和山货铺子。看似正当的生意背后，却暗藏着不少见不得光的手段。

在粮站里，他父亲经常使用短斤少两的手段牟取暴利。酒铺中的酒水也被大量兑水，有时甚至会加入工业酒精以增加酒精度数。山货铺子里的货品更是以次充好，劣质山货被精心包装后高价出售。这些手段为李家带来了不菲的收入，但也给年幼的李万铭树立了极其错误的价值观。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李万铭从小就开始模仿父亲的行为。1935年，年仅八岁的李万铭就在学校里偷窃同学的课本和文具。到了1940年，13岁的他开始偷盗更有价值的物品，如手表和钱包。这些行为每次被发现后，他父亲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夸奖他有经商头脑。

1943年，16岁的李万铭开始做起了更大的＂生意＂。他在火车站附近专门拦截外地来的商人，谎称能帮他们低价收购粮食。骗取定金后，他就会立即消失。这种行为为他积累了第一桶金，也让他尝到了欺诈的甜头。

1945年，李万铭考入了安康兴安师范。在校期间，他开始策划更大规模的诈骗活动。他利用课余时间在邮局当临时工，专门拆开他人的汇款单，将钱据为己有。后来这一行为被发现，学校却碍于其父亲的面子，仅仅给予了记过处分。

同年，18岁的李万铭加入了国民党。不久后，他又通过伪造文件混入了国民党青年军207师。在军队中，他并未改掉诈骗的习性。期间，他利用部队整编的机会，多次冒领他人的退伍费。这些伪造证件的技巧，为他后来的大规模诈骗活动打下了基础。

1948年，在一次例行检查中，李万铭冒领退伍费的行为被发现。军方随即将他投入沈阳陆军监狱。但由于当时战事吃紧，国民党军队人手不足，他很快就被释放并重新编入部队。这次经历不仅没有让他悔改，反而让他学会了更多欺诈手段，为日后的行骗之路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二、身份转换中的生存之道

1949年初，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李万铭随败退的国民党军队南下。在南京即将解放前夕，他迅速脱下了军装，换上便服。凭借着在军队里学到的文书制作技巧，他伪造了一份中央大学学生证。这份证件成为了他转换身份的第一块敲门砖。

当解放军进驻南京后，李万铭凭借这份伪造的学生证，成功混入了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在军政大学期间，他格外注意收集各类公文格式和印章样式。利用值班室打字机的机会，他秘密复制了大量空白介绍信和证明文件。

1950年初，李万铭以即将前往西南工作团工作为由，从军政大学骗取了一份真实的鉴定证明和介绍信。随后，他利用这些真实文件为样本，在南京城里找到了一家私人刻章店，仿制了多枚相似的印章。

有了这些＂武器＂，李万铭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他首先把目标对准了常州市人民政府。通过精心伪造的介绍信和印章，他成功获得了常州市建设科科员的职位。然而，这个普通科员的身份并不能满足他的野心。

在常州工作期间，李万铭注意到当时政府对革命伤残军人特别优待。于是，他又伪造了一份新的身份材料，声称自己是＂二野军大的党员教育科长＂，并谎称在淮海战役中负伤致残。这次行动本可能为他带来更好的职位，但因为一个致命的细节失误被识破。

原来，他在伪造的介绍信中提到参加过某次战役，但时间与实际历史记录不符。这个错误引起了组织部门的警觉。经过调查，他的真实身份被揭露，最终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然而，服刑期间的李万铭表现异常配合，积极参加劳动改造。加上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对改造人员态度相对宽容，他仅仅服刑一年就获得了提前释放。

释放后的李万铭并未被前次失败所吓倒。相反，他在狱中认识的一些人员反而为他提供了新的＂灵感＂。他了解到，当时各地政府机关正在积极接收安置转业军人，而由于战争时期档案管理混乱，许多人的档案都有遗失的情况。

这个信息给了李万铭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他开始筹划一个更加完整的身份转换计划。通过在南京街头的细心观察，他发现了一个重要细节：一些高级别转业军人的介绍信上会附带中央首长的批示。这个发现为他后来的大规模诈骗行为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

三、玩火自焚的高光时刻

1951年，李万铭以一份精心伪造的转业军人档案，成功混入了中央某部门。这次他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更为显赫的履历：西北野战军某部政委，在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为了使这个身份更具说服力，他还特意在档案中添加了一份据称是某位中央首长的亲笔批示。

在中央部门工作期间，李万铭表现得格外积极。他经常主动承担额外工作，并借机接触各级领导。每当有首长来视察，他总是第一个上前汇报工作。他熟练地运用从军政大学学来的政治术语，谈吐之间颇有水平，很快就在单位里树立了＂能干＂的形象。

1952年春，组织上选派干部赴武汉农学院进修。李万铭通过伪造的＂优秀干部＂推荐信，成功地被列入了培训名单。在武汉农学院期间，他继续发挥其特长，不断编造自己在战争年代的＂丰功伟绩＂。他声称自己曾在陕北根据地工作，还参与过著名的延安保卫战。这些＂经历＂让他在学院里获得了极高的声望。

学习期间，李万铭抓住了一个重要机会。当时苏联专家正在武汉农学院进行农业技术指导，他主动担任翻译助手。虽然他并不懂俄语，但凭借着敏锐的观察力和些许简单的外语词汇，竟然也蒙混过关。这段经历后来被写入了他的个人档案，成为他仕途上的一个重要＂亮点＂。

1953年底，组织上开始筹备派遣干部赴苏联考察学习。李万铭再次凭借其＂优秀表现＂和＂特殊贡献＂，成功地被列入了考察团名单。在赴苏期间，他获得了与多位苏联高级农业专家接触的机会。尽管语言不通，但他总能通过夸张的肢体语言和表情，制造出热烈交流的假象。

回国后，李万铭的地位更上一层楼。他被任命为某农业部门的党总支部书记，还获得了＂革命残废军人＂证书和＂人民功臣＂奖章。在一次部门大会上，他甚至公开＂回忆＂起自己在延安时期与几位老首长的＂亲密往事＂。

然而，正是这些日益张扬的表现，为他埋下了致命的隐患。他在各种场合反复讲述的＂战斗故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细节矛盾。比如，他曾声称在1947年参加了某次重要战役，但实际上那场战役发生在1948年；他说自己在延安时曾与某位首长共事，但那位首长当时并不在延安。

更致命的是，他在一次酒后吹嘘中，详细描述了一场根本不存在的战役。这引起了一位真正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干部的注意。这位老干部默默记下了李万铭的种种破绽，开始暗中调查其真实身份。

四、真相大白的转折时刻

1954年春，一封匿名信送达了中央组织部。信中详细列举了李万铭在各种场合讲述的＂战斗经历＂中的诸多矛盾之处。这封信引起了组织部门的高度重视，随即成立了专门调查组。

调查组首先核实了李万铭声称参加过的几次重要战役。通过查阅战史档案，发现他所描述的多个战役细节与历史记录完全不符。例如，他曾说自己在1946年冬天指挥过一场关键战斗，但档案显示那场战斗发生在1947年春天。

更令人惊讶的是，调查组在走访延安老干部时，竟没有一个人能证实李万铭曾在延安工作过。他声称与之共事过的几位首长，也都表示从未见过此人。这些发现让调查组开始对李万铭的整个履历产生了怀疑。

随后，调查组顺着线索追查到了南京。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个重要证据：1950年李万铭因伪造证件被判刑的案卷材料。这份材料揭示了他的真实身份：一个出身于陕西商人家庭的诈骗犯。

与此同时，李万铭在单位里的表现也开始露出破绽。1954年5月，单位组织参观革命历史展览，他在解说某张战役照片时，将战场位置说成了完全相反的方向。这个错误被一位参观的老战士当场指出。

更大的危机出现在一次部门会议上。当时正在讨论土地改革的历史经验，李万铭为了表现自己，声称他在1946年参与过陕北某县的土改工作。但一位与会的老干部立即指出，那个县直到1948年才开展土改。这个明显的时间错位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广泛质疑。

调查组的工作还发现了另一个惊人的事实：李万铭在中央部门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套取了大量机密文件的空白信笺和印章。这些文件被他精心保存，显然是为日后可能的＂转业＂做准备。

1954年7月的一天，调查组在李万铭家中进行突击搜查。在他的书房里，发现了大量伪造的证件材料，包括空白介绍信、各类印章的蜡纸模型，以及多份未经使用的假证明文件。这些物证彻底坐实了他的诈骗行为。

更令人震惊的是，调查人员还在他的日记本中发现了一份详细的＂身份转换计划＂。这份计划列出了他准备在不同场合使用的各种身份背景，每个身份都配有相应的履历细节和可能需要的证明材料。这份计划的存在，证明他的诈骗行为绝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长期精心策划的结果。

五、纸包不住火的结局

1954年8月15日，李万铭在单位被正式逮捕。案件移交最高人民检察院后，专案组对其1949年至1954年间的所有活动进行了全面清查。经统计，他先后伪造过军政大学学生、二野军大党员教育科长、西北野战军政委等多重身份，涉及伪造文件达127份之多。

专案组的调查显示，李万铭在潜伏期间造成的危害远超预期。他不仅骗取了大量物质利益，更严重的是泄露了多份机密文件。在他担任农业部门党总支书记期间，曾将一些农业建设规划的内部文件交给了不明身份的人员。这些文件涉及国家粮食生产和储备等重要信息。

1954年10月，专案组在南京郊区一处废弃仓库中，发现了李万铭藏匿的大量文件制作工具。其中包括多台打字机、刻章工具、特制的仿制纸张，以及详细记录各类公文格式的笔记本。这些工具的专业程度，显示出他在文件伪造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产线＂。

案件审理过程中，调查人员还原了李万铭的作案手法。他善于利用当时文件管理系统的漏洞，特别是在战后档案转移过程中的混乱时期。每到一个新单位，他都会先仔细观察该单位的公文处理流程，然后针对性地伪造相应证件。

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的人际关系网络。在对其社会关系进行排查时，发现他与多个单位的档案管理人员都建立了联系。这些关系为他获取各类公文样本提供了便利。通过这些渠道，他不仅掌握了大量文件格式，还了解到了不同时期公文的细微变化。

1955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李万铭案进行了最终定性。考虑到其行为已经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最终以反革命罪对其提起公诉。检方指出，他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诈骗犯，更是利用虚假身份打入党政机关的特务分子。

1955年3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李万铭案做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其犯有假冒革命干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等多项罪名。考虑到案件的严重性和恶劣影响，最终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判决后，相关部门对此案进行了全面总结。李万铭案暴露出的问题，促使组织部门对干部档案管理制度进行了全面整顿。新的管理制度要求，所有转业安置的干部档案必须经过严格的多重核查，并建立了档案真实性审核的标准流程。

1957年2月，在服刑期间，李万铭又试图通过写信给狱警的方式，继续进行诈骗活动。这一行为被及时发现，导致其死缓被执行。同年3月15日，李万铭在北京郊区刑场被执行死刑，其长达八年的伪装生涯就此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