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梁是明代后期的辽东总兵，其前后坐镇辽东的时间前后长达30年。在其第一次主镇辽东期间，“先后奏大捷者十，帝辄祭告郊庙”，有效地确保了辽东镇的边防稳固，“师出必捷，威振绝域”，“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但是，就是这么一位名声响亮的边帅，在历史上却留下了两个重大的黑点：第一、李成梁在第二次镇辽期间，与镇守太监高淮狼狈为奸，搞得联动军政败坏。第二、李成梁镇辽期间，扶持努尔哈赤，给了他坐大的本钱，随着其势力的壮大，遂公开建立后金，对抗明朝，东事从此成为了明朝灭亡的一大原因。尤其是第二点，真是自明末以来，无论是官方奏疏还是野史，可谓是“骂声不绝”，如熊廷弼就是典型例子，其在《答友人（查勘辽地）》里说：“仆生长南陬，不识夷情。第考按国初区画东胡、置卫三百有奇、分其部落以弱之、别其种娄页以间之、使之人自为雄，而不使之势统于一者，何也？夷狄合则强、分则弱、此祖宗立法深意也、昔建州诸夷、若王兀堂王杲阿台辈尝分矣。而合之则自奴酋始。使之合之。则自李宁远始。何则？正统间、海建勾北虏也、先为患、卒被夺其敕书、失贡市利，不能过活，乞哀守臣，复请补给，或十数道、三五道，各自入贡，势莫能相一也。自宁远为险山参将以至总兵，诱此间彼，诱彼间此，专以掩杀为事，诸部或绝或散，而是时奴酋之祖曰教场，父曰他失，他失者阿台壻也，其袭阿台也，宁远寔使诱之，已而城下，并杀其父祖，而奴酋请死，宁远顾思各家勑书无所属，悉以与奴酋，且请为龙虎将军以宠之，于是奴酋得以号召东方，尽收名家故地遗民，归于一统，而建州之势合矣。自建州之势合，而奴酋始强；自五百道之贡赏入，而奴酋始富。得以其力，远交近攻，兼并南关灰叭诸部，而海建乌龙江之势又合矣。自诸部之势合，而奴酋始敢与我争地要盟，宁远恐其报祖父雠，计亦不得不出于苟顺，以幸旦夕之无事，而付之无可奈何矣。当奴酋之请死也，覆巢之卵，可一指掐也，孰生其羽毛而长其爪距，纵其飞扬而成其跋扈？宁远不得而辞其过也。祖宗朝，方分之以树相疑之形，而宁远顾合之以成相一之势。相疑则用夷攻夷，而我收其利；相一则纵夷抗我，而我受其害，此封疆莫大之隐忧。亦宁远难了之前件。而人言顾若彼，所谓以告者过也。”本文就对第二点进行讨论。

李成梁对建州女真势力坐大确实负有责任，但其主要目的是明廷在女真地面一贯推行“以夷制夷”的政策之延续

据史书记载，万历二年（1574年），李成梁在讨伐建州右卫首领王杲时候，误杀了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当时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出于愧疚，将年幼的努尔哈赤和速尔哈赤两兄弟留下抚养，并在以后作为亲信家丁随其作战，“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太祖亦尽死力”，在这期间，说两人没有建立起一点密切关系是不可能的。在李成梁和明廷的庇佑下，努尔哈赤确实获得了相对优质的资源，发展其势力。从史书上看，他对明廷和李成梁的支持挺满意，在攻打叶赫纳林孛罗时还炫耀了一下。《清太祖实录》记载：“昔我父被大明误杀，与我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送还尸首，坐受左都督敕书，续封龙虎将军大敕一道，每年给银八百两，蟒段十五匹，汝父亦被大明所杀，其尸骸汝得收取否？”

当然，像李成梁这样有名的战将加官场老油条，扶持努尔哈赤可能有些愧疚的因素在内，但绝对不是主要原因，其目的就是“以夷制夷”。“以夷制夷”是明廷在女真地面推行的传统玩法，想方设法刻意造成女真各部不相统属、互相制衡、自相残杀的局面，而明廷做为平衡手以“扶弱抑强”，扶持代理人的手段来把控全局，确保最东边辽镇的安全。所谓“分其枝，诚欲离其势，恒令争长仇杀，以贻中国之安”。而李成梁扶持努尔哈赤的目的就是东（女真）、西（蒙古）无法兼顾的情况下（当时的内喀尔喀五部相当强悍，值得李成梁重视），在女真内部插个钉子，整个代理人，制衡海西女真、毛怜卫（瓦尔喀女真），好让其心无旁骛地对付蒙古势力。《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时建州主兄弟入中国，后海西南、北关更相仇杀，而速把亥、伯言把都等复跳梁于西，成梁势不能东西奔命，遂复建州以杀海西、毛怜之势。”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而在李成梁第一次镇辽期间，努尔哈赤在暗地里加紧扩张，意图统一建州女真诸部，所谓“收集旧部，生聚教训，阴有并吞诸部之志”。但是在表面上，仍然对明朝极尽恭顺，频繁朝贡，致力于打造“忠顺看边”的形象，至少在万历十九年（1591年）以前，明廷和李成梁对努尔哈赤的“服务”是相当满意的，还真把他当作以前哈达部的王台。总而言之，在万历十九年（1591年）前，努尔哈赤披挂着“忠顺”的面纱，不停地扩张。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基本统一了建州女真，就在李成梁去职的万历十九年（1591年），其还吞并了长白山鸭绿江部。

所以，李成梁对努尔哈赤的崛起确实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就是在他和明廷的纵容和默许下，努尔哈赤完成了对建州女真的统一，顺便还有点添头。但要知道，在这个时候，努尔哈赤尽管完成了建州女真的统一，但是还并没有在女真内部取得压倒性优势，海西女真的势力还是压倒建州女真，“以夷制夷”的制衡政策还是管用的。而在战功赫赫的李成梁看来，即便是努尔哈赤各种不服造反了，以辽东镇的军事实力（毕竟这时辽东镇没经历过壬辰倭乱、高淮乱辽等事，实力很强）再联合一下其他女真部落，对付努尔哈赤完全是绰绰有余，顶多是第二个王杲罢了，根本翻不了天。

有的在上升，有的在下降，场面逐渐失控

急剧衰弱的辽东镇

万历十九年（1591年），李成梁遭受弹劾去职。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才开启了第二次镇辽的生涯。就是在这10年间，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两件事让辽东镇元气大伤，这便是“壬辰倭乱”和“高淮乱辽”。所谓“辽本孤悬，一坏于朝鲜之应援，再坏于税珰高淮之蹂躏，辽人不复知有生趣”。

七年的壬辰倭乱自不必说，辽东镇首当其冲出兵、出民夫、出粮、出钱，其已经是民生凋敝。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又派税监高淮进入辽东征收“矿税”，就是这位宦官在辽东横征暴敛，搞得辽东民不聊生，其竟然克扣辽东当地财政和军饷做为矿税上缴给明神宗，各屯军户实在受不了，士兵群情激奋，以至于辽东发生了四次兵变。“今辽东之变，不数月间一见于前屯，再见于松山，三见于广宁，四见于山海关”。

据明廷兵部尚书李化龙奏，辽东大量的中小商户在高淮的压榨下或破产逃离，或陷入赤贫，“先辽阳城有四十七家，其家皆有数千之产，为淮搜索已尽，非死而徙，非徙而贫，无一家如故矣！”辽东军则“数年不得钱粮”，而普通百姓则“家户受灾，情见鱼骇鸟惊，相率投虏”。

李成梁

而自李成梁第一次去职之后，在10年之间居然没有将领能驾驭辽东军事集团，辽东的民生、军政局面一塌糊涂，严重削弱了辽东镇的实力。

日益强大的建州女真

而努尔哈赤利用明廷政局混乱，自万历十九年（1591年）以后，努尔哈赤的实力大为增长。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努尔哈赤在古勒山之战中击败兵力占优以海西女真和科尔沁蒙古兵为主力的九部联军，彻底改变了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的实力对比。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挟战胜之威，吞并长白山朱舍里部和讷殷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攻取辉发部的多必城。万历二十六年（1596年），攻打瓦尔喀女真，获得“人畜万余而回”。万历二十七年（1597年），努尔哈赤征服哈达部。万历二十九年（1598年）（李成梁重回辽东坐镇），努尔哈赤建立牛录制度。

被迫重新坐镇辽东的李成梁

自万历十九年（1591年）以后，明廷根本没有合适的人选来率领辽东军事集团，在无人可用的情况下，大学士沈一贯提出重新启用李成梁主镇辽东，但此时李成梁这个官场老狐狸是肯定知道辽东镇和建州女真实力逆转的情况的，何况二次上任的他已经是76岁的老人，雄心、进取心大不如前，早已力不从心。他本人一开始是拒绝的，立刻上疏：“服官四十一年，身亲百十余战，刀痕箭眼，遍体残伤，阴雨北风，金疮时发，不能以骨立之马，再服盐车之任”。在明神宗的旨意下，李成梁只能被迫赴任。

所以，第二次镇辽的李成梁一是年纪太大，第二辽东军镇长达十多年的败坏，让他也无力对抗逐渐壮大的建州女真，就在万历三十七年（1607年），熊廷弼指出，“辽兵堪战者不过八千”，这还是高淮乱辽后休养了好几年的辽兵，那么在高淮乱辽时期可想而知。所以他在第二个任期里远没有在第一个任期时意气风发，时殊事异，此时的李成梁是害怕建州女真的，放弃宽奠六堡给努尔哈赤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情况。“太祖自吞南关，尽并乌龙江上诸部，独擅人参、松子、海珠、貂皮之利，日益富强，威制群雄，李成梁再起帅辽，亦不能制，割宽奠六堡畀之，仅饵之而已”。《山中闻见录》指出：“时建州已并猛骨孛罗，逼宽奠六堡，军民惮往戍，成梁内徙军民六万人，遂弃新疆。”

至此，努尔哈赤坐大已经成为既定事实，李成梁根本无能为也。而在努尔哈赤扩张时期，明廷的态度真是值得玩味，从万历二十几年开始，不少重臣，如王象乾、李化龙、熊廷弼等等表示努尔哈赤必反，如王象乾表示建州女真“谋为不轨已毕露矣”。万历三十七年（1607年），探听明廷消息的李朝使者也说：“听中朝物议，则以奴酋为忧”。此时距离努尔哈赤起兵反明还有8年时间，是不够准备么？不仅不做准备，甚至在万历三十七年（1607年）还支持努尔哈赤从李朝要回瓦尔喀女真的人口。可见明朝昏昏然，不作为到什么地步。

朱翊钧

这种昏昏然在萨尔浒之战前再一次有充分的体现。在出兵之前，兵部、户部要求明神宗发内帑济急，明神宗掏出十万两就不肯再掏了，多一分钱都不能出！都火烧屁股了还搂着钱不放，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综上所述，李成梁对建州女真的崛起确实负有一些责任，但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完全是在可控范围内，符合明廷“以夷制夷”的策略。实际上是万历帝的倒行逆施导致辽东军政败坏，对努尔哈赤逐渐坐大的情况漠然视之才是东北局势逐渐失去控制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