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山东的历史地位极高，和山东的自然资源丰富是强相关的。

《史记·齐太公世家》里说：“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意思是姜太公受封齐国之后，尊重地方风俗，鼓励工商发展市场经济，并利用鱼、盐等自然资源充实国库，齐国很快成为地域性大国。

数百年后，齐桓公和管仲也做出相同的选择，他们修订军事制度、用鱼盐发展市场经济，给齐国霸业奠定了军事和经济基础——“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

鱼、盐、黄河灌溉的肥田，可以说是上天赐给山东的可持续性自然资源，三者共同支撑起山东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隋唐时期，山东东部的莱州（今属烟台），更是发现了黄金。

黄金是人类世界的硬通货，自古就有“盛世置地、乱世藏金”的说法，莱州发现黄金，便进一步提升了山东的经济地位。

隋朝任命的刺史辛公义，就在莱州昌阳县（莱阳县）开采金矿冶炼黄金，然后上贡给朝廷使用。李世民平定乱世、开创贞观治世以后，重开昌阳金矿，并在法律层面规定，黄金是莱州给朝廷的贡品。

不过，隋唐的主流货币是铜币和绢帛，黄金一般用做大宗货物交易、皇帝赏赐、富家转移资产的媒介，需求量不是很大，故而莱州的黄金产量也有限。

到了北宋，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上对于金银等贵金属的需求猛增，而朝廷受冗员、冗兵、冗费和交纳岁币的拖累，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急需开辟新的财源。

在官、民两方的共同推动下，莱州的黄金，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公元1050年间，宋仁宗下诏，允许山东人民自由开采金矿冶炼黄金，但要接受政府的监管、收购。不久后，仅仅是黄金一项的赋税，莱州每年就能上交三千两。

此后二十余年，莱州的金矿不断扩大。

公元1078年，北宋的金税达到10710两，其中莱州（烟台）上交4872两、登州（烟台、威海）上交4701两，两州金税占全国金税的90%左右。

山东黄金，自此便成为全国黄金的重要产地，此后千年，这一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过。

时间进入抗战时期，山东的鱼、盐、粮食支撑起山东抗日根据地，给中国革命做出巨大的贡献。山东烟台的黄金，则不断的运往延安，成为中央财政来源的重要补充，在经济层面支援着中国革命。

2、

抗战初期，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政府按照三个师的标准发放经费。但随着抗日战争的进程，延安的开销用度越来越大、八路军的兵员越来越多，国民政府发放的经费便不能满足需求。

开辟新的财源，迫在眉睫。

1938年春，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汇报工作，教员就和他说：“延安的黄金和外汇非常匮乏，把票子搞到延安什么都买不到，多搞些通货比较好。”

票子是日渐贬值的法币。通货即黄金、白银、鸦片。

因为山东自古出产黄金，黎玉就决定，利用山东产黄金的有利条件，不惜一切代价开采黄金，送到延安缓解中央的财政压力。

那时山东的最大黄金产地，已不是隋唐北宋时期的莱州昌阳县，而是烟台招远县。

受益于近现代工业设备的进步，先后殖民山东的德国和日本，探明招远县境内分布着2000余条金矿脉，黄金储量千吨以上。德国退出山东以前，就在招远大力开采黄金。

“一战”期间，德国退出山东，全力投入欧洲战争，于是日本趁机侵略青岛，并逐渐向北渗透。日本势力抵达招远以后，便成立了一些实业公司，开始以入股、承包等名义掠夺招远的黄金。

经过数十年的开发，招远成为亚洲最大的黄金产地。

抗战爆发前夕，尽管日本一度撤出招远，放弃了开采黄金，但随着国军兵败如山倒，日军逐渐吞并了整个华北地区，于是日军成立了“北支那开发公司”，负责修复招远的玲珑金矿，随后又和三菱矿业公司合作，成立了一个每天处理150吨矿石的选矿厂，重新开始掠夺黄金。

招远县的玲珑金矿，每吨矿石的含金量是100克左右，那么估算下来，日军每天能得到1.5万克、300两的黄金。

既然日军都在招远办厂采金了，八路军还能怎么搞黄金呢？

其实是有办法的。

一方面，日军只开采黄金储量最丰富的金脉，而不是按步骤、有秩序的开采一整条金脉。这样一来，招远的金脉就被日军开采的支离破碎，那些日军看不上的金脉，就能做为我党我军的开采目标。

另一方面，日军为了保护玲珑金矿，在那里屯驻了一个日军中队、七个伪军中队，并用碉堡、电网把玲珑金矿包围起来。这么做固然保护了玲珑金矿，但也隔绝了日军和其他金脉的联系，于是在玲珑金矿以外，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可以任意活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1938年7月，黎玉和中共胶东区委商议后决定，由胶东区工委书记苏继光，到招远成立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以秘密工作的方式，领导招远的采金工作。

山东，从此开始了开采黄金支援延安的伟大工作。

那苏继光是如何在日军的眼皮下，领导招远军民开采黄金的呢？

其实主要是三种方式，而这三种方式，都有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

其一，苏继光领导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筹集资金，在日军看不上、顾不到的地方创建了大量的小型金矿，然后租给招远的人民群众，由他们自由开采冶炼。

但从金矿中提炼出黄金以后，招远的人民群众不能私藏，必须按照事先签订的合同，以规定的价格卖给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

这样一来，人民群众得到实际利益，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得到黄金，双赢。

因为有利可图，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管理的小型金矿，便达到两百余座，参与采金的人民群众达到三万余人。

这种采金方式，可以看作北宋开采金矿冶炼黄金的进化版。

其二，八路军武装抢夺日军控制的玲珑金矿的黄金。

1939年7月，即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成立一年的时候，八路军第五支队的一个营，便在招远到龙口的公路旁，伏击了日军的运金队伍，缴获了三辆卡车的金矿石。

以此为起点，伏击日军的运金车，成为八路军的日常行动。

例如在1942年4月，八路军的一个营装扮成送葬队伍，悄悄靠近日军的运金车，等到达最佳战斗位置以后，他们立即从棺材里取出武器发起战斗，一举击毙十余名日军、俘虏二十余人，缴获了运金车上的金矿石和武器弹药。

同年7月，八路军的一个团埋伏在招远的一段公路旁，击毙或俘虏49名日军，缴获了六辆卡车的金矿石。

而就在武装抢夺日军黄金的同时，中共胶东区委和苏继光还选拔地下党员，打入日军的玲珑金矿，动员矿工参加抗日战争。

这些被动员起来的矿工，经常把金矿石提炼出来的金精粉藏到鞋底、棉袄夹层、菜饼里，骗过日军的管理人员，然后从玲珑金矿带出来，交给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

尽管每次武装夺取金矿石、偷带金精粉的数量不多，但胜在次数比较频繁，日积月累之下，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黄金来源。

这种方式，是梁山好汉截取生辰纲、斯大林抢劫运钞车的翻版。

其三，设立地下收购站，收购黄金。

招远做为黄金产地，难免有大量的黄金流向民间，以金戒指、金耳环等形式在社会上流通。于是，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在中共胶东区委的支持下，派出工作人员到招远各村镇开设地下收购站。

收购黄金的流程，也是有步骤的——

1、开展群众工作，悄悄打听谁家有黄金。2、登门拜访有黄金的人家，做抗日教育。3、以市场价或高于市场价收购黄金。

这么三步走完，有黄金的人家参加了抗日战争、换来实际利益，名誉和物质都获得极大满足，而工作人员得到黄金，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又是双赢。

据统计，招远的地下收购站，每月收购的黄金有三百两左右，效率不输武装抢夺日军的黄金。

3、

招远到延安有千里之遥，路上又遍布日军碉堡，那么招远的黄金，是如何送到延安的呢？

其实招远没有直抵延安的交通线，招远的黄金，必须先送给沂蒙山区的中共山东分局，然后由山东分局统一送到延安。

招远到沂蒙山区，主要是武装运送。

1944年前，招远到沂蒙山区要走“渤海走廊”，即自招远出发，经莱阳或莱州到昌邑、潍坊、寿光，然后调头向南，穿过胶济铁路抵达沂蒙山区。

小股部队运送黄金的时候，往往是挑选两百余名政治可靠、久经考验的战士，组成两个连，他们穿着特制的衣服，然后把10两黄金缝进特制的口袋里。

这样一来，即便遇到日伪军袭击，送金战士也可以分头突围，把黄金的损失降到最低，不至于被日伪军一网打尽。

如果要送的黄金数量较大，便要动用大部队。

例如1940年6月，苏继光指挥营以上的部队，武装运送两万两黄金到沂蒙山区。同年冬，八路军第一纵队教导团团长贾若瑜，又指挥两个营的部队，运送三万两黄金送给山东分局。

除了专门武装运送以外，领导干部们到山东分局开会的时候，也会带着一批人运送一批黄金过去。

例如1940年9月，胶东北海区的行政专员曹漫之，就利用开会的时机，指挥八百名送金战士，把六千两黄金送到山东分局。

从这三件事可以看出来，不到半年时间，招远就给山东分局送去五万六千两黄金。

1944年以后，山东胶东到江苏盐城的交通线已经打通，于是送金战士便不再走危险的“渤海走廊”，而是自招远、莱阳直抵胶州和高密，然后经诸城进入沂蒙山区。这条路称为“滨海通道。”

山东分局收到黄金以后，主要通过上海的正规金融机构送到延安，相对方便一些。

而山东分局送黄金到上海，也有两条路。

其一是通过海运，把山东分局的黄金秘密运送到上海，交给我党在上海设立的华益公司，华益公司再以商业贸易、运送抗日物资的名义，以常规的商业渠道把黄金送到延安。

其二是山东分局把黄金存到青岛、烟台的银行，而这些银行都是我党暗地控制的。它们以结算、汇兑、转账的名义，把黄金运送到上海，上海的银行机构再和华益公司合作，把黄金运送到延安。

如果走陆路直接运送黄金到延安，可能就要付出一些代价。

例如1943年秋，二十余名送金战士得到命令，每人怀揣五十两左右的黄金，给延安送去。结果走到山西的时候，他们遭遇日军堵截，队长被迫把送金队伍分成两批，一批带着全部黄金去延安，另一批留下和日军作战，掩护战友和黄金。

战斗打到最后，黄金倒是全送到延安了，但留守的一批送金战士全部牺牲，代价非常惨重。

4、

招远到底向延安运送了多少黄金？

根据薛暮桥、谷牧等人的回忆，以及烟台、招远留存的资料，普遍认为，1938—1945年间，招远向延安运送了13万两黄金。

这13万两黄金，相当于延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年度财政收入的7倍，换句话说，招远向延安运送的黄金，和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量，几乎是持平的。

按照那时的市价，13万两黄金可以购买5.99亿斤小米、6.5亿斤高粱、4.99亿斤小麦。

可以说，招远的黄金，极大缓解了延安的财政危机，为抗日战争做出巨大的贡献。

美中不足的是，抗战期间，日军在招远开采的黄金达到16.5吨，折合33万两，另外还有38.45吨白银、6226吨铜。这些硬通货，都成为日军“以战养战”政策的有力支撑。

不过话说回来，在日军气焰嚣张的年代，相对弱小的我党我军，能从日军的虎口中夺取13万两黄金，已经很不错了，还要啥自行车。

1945年8月，日军无条件投降，我党完整接收了包括玲珑金矿在内的所有招远金矿，9月，招远便开足马力开采黄金，支援即将到来的解放战争。

截止到1949年，招远又开采了22.8万两黄金。

统计下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招远以一县之地，足足提供了35.8万两黄金。

现在人们回忆山东的革命贡献，往往会谈起领导山东的罗荣桓、沂蒙红嫂、孟良崮击毙张灵甫、山东八路军挺进东北、五百万小推车支援淮海战役等大事件，招远的黄金好像不为人知。

但用唯物主义史观来看，用黄金支援延安的招远，同样是值得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