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党项宪人于1038年建立了以银川为巾心的封建割据政权一一西夏，西夏的统治疆域相当广袭，强盛时期帝有今宁夏全部、肃大部分地区、陕西北部以及青海、内蒙的部分地区。西夏国从景宗元昊到末主脫共传十帝，先后与宋、辽、金等政权并存成犄角之势，历经战和交替、变乱兴衰，于年被蒙古汗国所灭，而后族人四散。

西夏灭亡后，在西夏故都中兴府一带，元代依然有大量西夏遗民，宁夏、甘肃及周边地区的西夏遗民人数也相当可观。在甘肃酒泉发现的刻于至正二十一年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记录了一个唐兀氏家族，自西夏灭亡至元朝末年年间，历六代（十三人）的职官世袭及其活动，这表明有元一带，在河西一带也有遗民的踪迹。

忽必烈继汗位后，对西夏故地的西夏遗民釆取种种措施进行安集，并起用忠于蒙古统治者的西夏贵族担任管民官，安抚西夏遗民。

西夏国被蒙古军占领后，蒙古统治集团对原西夏统辖区域实行了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唐兀人也被列为色目人之一，即第二等民族等级，党项族贵族原意效力于元的有识之士，深受蒙古统治者的重视和信任，这成为西夏遗民移居内地的途径之一。据汤开建先生的统计，西夏遗民在元朝为官者为人。如湖广行省平章李恒。他是西垔皇室李惟忠之子。侍御史幹玉伦徒是西夏李仁孝的宰相和学者幹道冲的曾孙。翰林学士髙智耀是献宗德旺时期的右丞相高良惠的孙子。中兴路兴民总管朵儿赤，其父幹扎篑，世掌西夏国史。

此外，蒙古统治者征发西夏人充军，从征金、宋各国，遂西夏人分布于各地，此为西夏人移居内地之途径二。年，在河北保定顿庄村发现的，立于元代至正十年的《大元救賜故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记载了唐兀氏老索家族四代人从蒙古汗国至元代末年的主要情况，这批西夏人在年之间到达保定居住，有元时，这些西夏人定居在保定生息繁衍，人数逐渐增加。元朝灭亡后，这批西夏人仍在保定附近。

年在保定韩庄发现的西夏人石幢，表明在明代中叶保定附近仍然居住着一批西夏遗民。安徽地区的西遗民主要有那木翰、昂吉儿、余三大家族。后来一部分迁往合肥及其他地区，合肥一带的余氏后裔，仅为余氏后代之一支。除安徽外，河北、河南、陕丙、江苏、江丙等朽均冇余陶的后代，仅安徽省的人数就不下五千。云南西夏遗民主要是幹氏。

幹氏家族先祖为灵武人，世代掌管西夏国史的撰修。幹氏家族侍奉元代君主始于朵儿赤之父幹扎篑。成吉思汗第六次攻打西夏时，幹扎赞守西凉，他意识到西夏王朝已大势已去，他便献城投降，幹扎赞也因此被太祖任命为元朝中兴路管民官。自朵儿赤开始，幹氏家族后裔落户云南，并改姓为朵姓。朵儿赤出身儒学世家，颇有才学，得到元朝统治者的重用，官至云南廉访使。

西夏灭亡后，有一部分党项人沿着去拉萨佛教圣地朝觐路线，遁往西藏。早在西夏灭亡前，西夏党项民族就与萨迎寺建立了密切联系。因此，成吉思汗灭西夏后，西夏一部分贵族投靠西藏萨迪政权，并定居昂仁。从元初直到明末，他们屡受元政府封赐，世袭万户长职。

元朝进行的灭金、灭宋战争给我国的经济文化带來了极大的破坏，主要表现为人锐减、土地荒完、生产力遭到严東破坏、经济损失惨東。从公元年成吉思汗侵金幵始，金的西北和北部即华北地区的河北、山东等地，屡遭燹。窝阔台即汗位后，于年大举侵金，金顽强抵抗，战争更加激烈，屮原地区遭受的破坏就更加严重。蒙古军所到之处，城邑残破，庐舍焚毁。到金朝被灭时（年），屮原地区已是“土矿人稀”了。

西夏牧畜品种主要有马、牛、羊、骑驻、耗牛、驴、路、猪等，其畜牧方式既有逐水草牧畜、无定居的游牧生产方式，也有设厩喂词料的舍词生产方式，还有放牧与舍词相结合的半舍词方式。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在从事畜牧业的同时，仍然保留狩猎的习俗。狩猎不仅是西夏传统的生产部门，而且还是其最高统治者与部落菌豪商议军事、练兵打战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即使是在西夏中后期封建经济获得比较充分发展之时，狩猎也从未间断过。如乾顺时御史大夫谋宁克云：“吾朝立国西唾，狩猎为务。”西夏人初到液阳，“犹射猎为俗”，但是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汉文化的也围中，“后渐知耕垦播殖如华人”。

唐兀崇喜家族由尚武到崇文、由游牧到农耕的转型过程，与元朝统治政策是密不可分的。蒙古民族入主中原时，中原大地的封建制度已有数百年的发展历史，经济发达，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进步，与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相比，具有明显的差距。为了加速本民族的封建化进程，元代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而元统治者的汉化政策，进一步加速了唐兀氏家族的社会转型。

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随着其军事征战的胜利，夺得了中原广大地区的土地，但此时其军队数量激增，其军事费用也随即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为了长治久安，幵源节流，元朝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中原地丨的农耕经济逐步得到儿朝统治者的认可与肖定，开始促进农耕、劝课农桑。兀朝统治者推行了一系列重农政策，设立专门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元政府从中统二年年）幵始，先后在中央和地方设“劝农司”、“司农司”、“人司农司”等机构，专掌农桑水利事务。为了恢紅和发展农业中产，元朝政府多次颁布奖励垦荒的命令。水利是农民命脉，元朝政府分重视水利建设，至元二八年（年）设立都水监和河渠司，在元政府的组织和督促下，全国各地兴修了许多水利灌概工程。此外，元政府还减免租税、提高耕作技术等。

蒙统治者将大量的军队转业安置，由野战转为戍守，参与屯田牧守，“官与草±，偕民错居”，这样，唐兀氏家族随之开始了其农耕生活。但他们仍以军籍编户，所以他们实际上过的是亦军亦农“上马则备战，下马则屯聚牧养”的双栖生活。唐兀氏社会转型与襥阳的人文生态环境也有密切关联。灌阳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之。襥阳地处黄河母亲的怀抱中，因此，生态条件优越，襥阳地区，水渠交错，灌概便利，水文条件得天独厚。

而且这里土地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润，梢被茂盛，适合农耕，农耕文明发达。这件优厚的环境，给唐兀氏社会转型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于足他们在定居灌阳后，就由骑射转为农耕，播耕如华人。待到他们结束征战、游牧生活，定居猴阳后，便与汉人通婚、改姓汉姓、学习汉俗而逐渐汉化了，在汉化的基础上尊崇儒学，兴办义学，订立乡约，美化风俗。襥阳西览遗民虽然聚集而居，但因长期生活在文明较高的汉民族的包围之中，因而逐渐被汉文明所征服，逐步汉化。两复遗民的汉化，以上溯到西夏国时期。元昊建立大夏国后，坦然政治上与宋王朝分庭抗礼，但文化上无深深地显示出对汉文化的借鉴。

元昊十分强调本民族特点，将创造西夏文看作立称帝、发嵌西夏文化的一个基本条件。于是，借鉴汉字而创制了西夏文。着儒学的发展，两夏国翻译了许多儒家经典著作，如《孝经》、《尔雅》、《四言來字》《论语》、《孟子》、《列子》《左传》、《周书》等。丙夏儒学人师幹道冲在译《论语注》的同时，还闸发别义，作《论语小义》二十卷。由于儒学的发展，西夏国文人学士辈出，尤其是在推行科举制度之后，形成了儒士云集、文人签萃的局面。见诸文献的就有十多个。

如翰林学士院的学士王佥掌管编修实录；焦景颜、杨彦敬由翰林学士进参知政事，为仁宗时的名臣；刘志直、刘志真兄弟皆为当时的名士；刘昭由翰林学士进枢密直学士、户部侍郎；王师信作为翰林学士曾出使金国；梁宇由翰林学士进御使大夫等，正因为在西夏国时期，西夏文、官制、礼乐等多与宋同，所以唐兀杨氏家族在到达濮阳后，很快就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环境而逐渐汉化。

蒙古民族虽然征服了中原，但经济与文化的差异依然存在。中原当时已是发达的封建经济与文化，而蒙古仍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度的阶段。以忽必烈为代表的索古统治者逐步认识到儒学对国家稳定的重要作用，于是蒙古统治者开始优待僑学，积极发展教育。

在中国古代，虽然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与现代教育存在很大的不同，但在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同样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古代教育培养了各级国家政权所需的官吏。而且中国古代教育的内容主要儒家思想，因此中国古代教育还造就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秩序，这一秩序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相结合，构成了中国封建统治的主要内容。中国古代教育以中央和地方的官学为中心，以书院、社学、义塾、私塾等教育形式为补充，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教育层级结构。

这一教育层级结构是在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从教育层级的变换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由中央向地方的基层社会扩散，受教育者的范围由皇族、贵族、官僚子弟向一般百姓子弟逐步扩展。中国古代的教育除了培养统治人才的职能外，还具有传承、传播文化的职能。地方教育层级在知识传授的同时，更能实现社会教化的功能，深刻地塑造着地域文化的基本面貌，影响地域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