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冬，吴贻芳踏上了异国之旅。

和无数有志青年一样，她寄希望于能在他国学到有用知识，以期来日报效国家，这样的信念让她得以在异国坚持。

可“中国人”的身份让她举步维艰，随时都能听到旁人诋毁、污蔑中国、中国人的言论，不止是学生，就连老师也是如此，更甚于一国总理，都肆意批评中国：

“中国经济落后，人民无知，政府无能，盗匪遍野。”

吴贻芳对此愤怒不已，大声抗议。

可又有多少人在意？即便她回去后连夜写了一篇驳斥文章，就算这篇文章有理有据、不卑不亢。

因为那时的中国弱小、可欺、落后，自然被轻视。

不过吴贻芳坚信中国一定会强盛起来，前提是每个中国人都投身到中国建设当中。为实现这一目标，她终身耕耘在所热爱的事业当中。

1909年，对吴贻芳来说，是个难忘的年份。

这一年她的父亲、哥哥、母亲、姐姐相继离世，自己成了孤儿。

疼惜她的姨夫陈叔通一家，将其接到家中。

说起她的姨夫陈叔通，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曾参加过戊戌变法，担任过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抗战期间多次组织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也是在他的支持下，吴贻芳得以就读上海启明女子学校。

家中出了巨大变故后，又被姨夫接到家里，并在姨夫推荐下，担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师小附属小学英文教员。

期间，得到美籍教师诺玛丽推荐，作为插班生在金陵女大学习。

金陵女大由德本康夫人牵头，创办于1915年。金陵女大创办之初的一大目标，其实为培养基督徒、服务于中国的基督教化。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所创办宗旨为培养基督教徒的高校在中国教育史上即将扮演重要角色，也将因吴贻芳的存在，而变得耀目夺彩。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吴贻芳组织同学（金陵大学第一学期只有11名学生、6名教职员）打着校旗，手持十字架，参与学生游行。

这样一支特殊的学生游行队伍，在整个学生运动浪潮中，站在了风口浪尖，轰动了整个南京学界。

那是吴贻芳在近代中国第一次崭露头角，但不是最后一次。

1919年，首届金陵女大毕业生毕业，一共五人，吴贻芳是其中之一，她也是最早在中国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生。

毕业之后，她任教于北京女子高师。

执教女子高师，培养学生，是她最热爱的一份事业，她深爱到着这一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并愿意为之付出毕生精力。

在北高师任教一年多以后，吴贻芳得到了一个去国外深造的机会——1921年，美国蒙特霍利克女子大学校长到北女高师演讲，她担任翻译。那一口流利的英文，给蒙特霍利克女子大学校长留下了深刻印象。

许是生逢乱世、又或是爱才，这位校长推荐她到美国密执安大学深造，吴贻芳也接受了这份好意。

那是她第一次走出国门，感受到只有轻视、傲慢。

她曾跟同学讲过在美国的一些往事，当提及中国人在国外的境遇时，不由悲愤莫名。记得一次，她乘坐火车途经美国国境一个小城市，深夜有人敲门“查票”。说是查票，结果一上来就询问她：

“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如果是中国人，必须立即下车。

如果是日本人，则能待在车上。

强压着怒火的吴贻芳，大声的回答道：

“我是中国人！”

结果不用多说，她被赶下了火车。

深夜寒风凛冽，她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被莫名赶下车，只因“中国人”的身份，这让她内心燃起了发愤图强的熊熊烈火，誓要让这群外国人不再轻视每一个中国人。可国家羸弱，轻视无处不在。

1926年，澳大利亚总理来美演讲，期间提到中国，称：

“中国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近代国家。”

言辞傲慢、态度轻蔑，无不刺痛着现场的吴贻芳，她却只能苍白的辩驳到：

“这是对中国人的污蔑！”

一个人的声音实在太过弱小，仿佛并无人在意。

实际有人在意，无论是留学海外，亦或在国内为中国革命呕心沥血的青年们，很在意每一个关于中国的评价。

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得到的是赞美，而非贬低、污蔑。

可他们清楚，发声是必要的，奋斗是必须的！

只有国家强盛，中国人才会真正昂首挺胸。

那一晚，吴贻芳写了一篇文章，次日刊登在《密执安日报》上，文章有理有据、不卑不亢，激起了在美华人的拳拳爱国心。

1928年，吴贻芳获得密执安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

她的导师希望其能留校任教，可她早已归心似箭，便谢绝了导师好意，回国担任金陵女大校长。

自此，她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女博士校长。

赴任金陵女大校长后，她曾遇到过不少难题，也面临着一次次重大选择，这遇到的第一桩事，就是中国实际情况与办校宗旨产生冲突。

前面提到，金陵大学办学最大的一个目标是培养基督教徒、服务中国基督教化，这显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需求。

彼时中国需要的能为这个国家奋斗、敢于牺牲的新青年，而非高举着基督教教义的基督教徒。

由于金陵大学的资金基本依靠国外教会（前期），又必须考虑教会立场，为此吴贻芳提出了“厚生”作为校训。

厚生，取义无私奉献的精神。

人生的目的不只是为自己活着，还应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帮助社会、帮助他人，这样将使自己的生命更加丰满。

“厚生”也契合基督教“以献身自我服务众生”的精神，如此既尊重了教会意志，又与当时中国的救国氛围相契合。正是依照这一校训，金陵女大的办学宗旨从带有强烈的宗教目的，转而变成和一般大学无异，更加注重学问和道德方面的培养。

正是如此，金陵女大更加注重对学生人格的培养。因为每一位能奉献自己、服务社会的人，都拥有一个健全的人格。

在这点上，吴贻芳任教金陵女大23年，所付心力最大。

毕竟素质教育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办校的首要任务，因此金陵女大有几个特别的“规矩”。

1、主辅修制和自由选择专业制。当时金陵女大的学生学文，必须修4个学分的自然科学；学生学理，则必须选修一门社会科学。

2、支持老师用启发式、问题研讨式教学法，不拘泥于传统的教学方法。

3、体育课是唯一四年必修课，不合格不能毕业。

她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在当时是及富有开创性的。同时眷恋师范、热爱教师这一职业的她，始终不忘培养教师的重任。

正是如此，金陵女大毕业生中有超过三成的学生从事了教育工作，在高等院校、中等学校、幼儿园等不同教育岗位上默默奉献。

而素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环，是品格的培养！

时值国家危难之际，学生当以国家为先、爱国为要。早在“九·一八”事变后，金陵大学在吴贻芳的主持下，学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通过游行、捐款等方式，为国家争相奔走、尽显巾帼本色。

三、一生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1937年12月2日，对吴贻芳来说，是难忘的一天。

这一天，金陵女大被迫迁到成都。

学校学生、老师乘船从南京下关出发，那一天日本空袭七次，江岸上无数百姓遭到侵略者轰炸，而他们却安然无恙。

原因无他，只因他们乘坐的是英国轮船。

那一刻，吴贻芳内心的爱国之情空前高涨。也是那一天，她真切感受到只有祖国强大起来，才不会任人宰割。

而国家强盛，靠的就是她身后那群学生们。

今后抗战胜利，需要这群学生去建设祖国。因此她想方设法也要让这群学生在颠沛流离中完成学业，以备将来报效祖国。

当然，颠沛流离中的金陵女大也参加抗日救民行动，如募捐、照顾伤员等。期间女大历经三次迁校，依旧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在民国教育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男有蔡元培，女有吴贻芳。

为实现“厚生”之校训，吴贻芳真可谓倾注心力、勤勤恳恳，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金陵女大。

在金陵女大20年校庆上，学生们演了一出特殊的话剧，去描述他们眼中的校长：吴家小姐吴贻芳才貌双全，来提亲的人踏破门槛，求娶不得，最后，“教育之神”登门求婚，吴家小姐欣然答应。

“吴贻芳嫁给教育”一说，一时成为一桩美谈。

更让人敬佩的是，吴贻芳一辈子再未“改嫁”。

抗战胜利后，金陵女大搬回南京。届时百废待兴，国民政府教育部有意将金陵女大和金陵大学合并。

金陵大学规模更大，同为基督教会创立的教会大学，合并后也能方便两校招生。对此，吴贻芳提出了反对意见。

她认为独立的金陵女大具有更多优势，如男女地位问题、师生关系等。在她的坚持下，金陵女大一直独立办校。

前后，金陵女大培养了上千名毕业生。

总数并不多，散步在海内外各地。可放在高等教育并不发达的旧时代，尤其是那个女学生就业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这批毕业生无疑成为了新中国妇女界知识分子的顶梁柱。她们当中很大一部分，在新中国的教育界、医学界，乃至政界，都贡献出了一份力量。

这群从金陵女大毕业、活跃于新中国各界，以及旅居海外的学子们，骄傲的称自己为“金陵女儿”。

吴贻芳不遗余力、勤勤恳恳培养金陵女学生的这种精神，被称之为“金陵精神”。由此不免感慨，中国民国教育界，果真是“男有蔡元培，女有吴贻芳”。

如此一块“瑰宝”，引得各界广泛关注。

蒋介石1949年下野之后，国民政府有意聘任其为教育部长，她选择了拒绝。

之后国民党败退，国民政府再度许以重金，并给了她一张去台湾的船票，她仍旧选择了拒绝。

在吴贻芳看来，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早已腐朽不堪，绝非中国之未来，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有希望、才能实现当年心愿。

新中国成立后，吴贻芳更加倾心于所钟爱的教育事业。

1951年，她正式担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

次年，南京师范学院在金陵女大原址建立，她出任该院副院长。

不管是教育厅厅长，亦或是师范学院副院长，都是为中国教育工作。她也深爱着这份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始终不忘初心，努力前行。

20世纪70年代，坚持教育工作六十余年的吴贻芳鉴于当时江苏并无一所师范类大学，便写信向组织建议，可将南京师范学院改为南京师范大学。

1984年1月，省政府批复同意。

自此南京师范学院升格为师范大学，在大学成立大会上，他人代生病的吴贻芳宣读了对南京师范大学的祝词，其中说到：

“我的心情和全校师生员工一样，感到无比高兴。”

她言辞中的关切之心，让人动容。这些年她在中国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也是如此，她才能先后在1956年、1981年当选江苏省副省长，才能在1979年获得由密执安大学授予她的“智慧女神奖”。

而在她病重逝世前，她最关注的依旧是中国教育事业，并向省政府写信，希望能创办一所女子职业学院。

从事教育事业六十载，吴贻芳毕生都在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直到逝世，足以让人动容、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