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中华上下五千年”，这里的五千年指的就是我们国家的文明史，也就是人类脱离茹毛饮血的氏族群居阶段，步入文明社会，出现了国家和高等级的社会组织。

比如中国古代典籍中对文明的解释是“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对此，唐朝经学家孔颖达解释说“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简单来说就是起到好影响与作用的大德之人出来治事，就代表文明出现。

而西方的文明一词，来源于拉丁语“城市居民”，换言之，城市的出现是判定文明的首要标准。

为了给“文明”下一个世界通行的定义，1958年，在美国召开的“近东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上，拟定了三条文明判定的要素，分别是：城市、文字和复杂礼仪（宗教）建筑，得到了学者的普遍认可。此后，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提出了文明三要素的中国表述：城市、文字以及冶金术的掌握和运用。

按照世界通行的判定标准，西方国家将我国的文明起源定在了商代，英国《剑桥中国古代史》从商周时期开始写中国历史，美国发行的《世界文明史》中也说“商代社会是见于历史文献的东亚最早的真正文明。”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国目前已经发现的最早的汉字书写形态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而在此之前的历史，都被认为是传说。

2019年7月6日，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对良渚古城遗址申报项目进行审议表决，良渚古城遗址被正式纳入世界文化遗产。这也就意味着，良渚文明得到了世界的公认：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长江下游，曾经存在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

由于良渚文化的碳十四测定绝对年代在公元前3300年，故而成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自此，昔日那些质疑中国历史只能上述到距今3000多年的商周时期的“异见”声音，也彻底销声匿迹。

事实上，良渚的考古发现颇为不易。早在良渚文化消亡之后不久，良渚的精美玉器，比如代表中华玉文化的玉琮就曾随着盗掘大量流传于世，只不过当时的人都认为这是周、汉之物。清朝皇宫里收藏的玉琮，还被乾隆皇帝解释为是玉质的“大车杠”。

直到1936年，24岁的年轻学者施昕更在整理杭州老和山出土遗物时，敏锐的发觉与其家乡良渚一带流传的“石铲”存在某种关联，提请在良渚一带进行考古发掘，并最终出版了5万余字的《良渚》一书。遗憾的是，这位敏锐的发现者施昕更在1939年英年早逝，随着战争的扩大，对于良渚的发掘和研究也被迫中止。

1954年，良渚研究重启。考古学家梁思永将良渚文化判定为距今4000余年的龙山文化时期，称其为“龙山文化杭州湾区”。5年后，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的夏鼐，将良渚从龙山文化独立出来，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

然而，包括夏鼐在内的所有国内学者，都认为良渚文化是春秋末期吴、越相继崛起前的江南土著文化，受到了龙山文化的影响，年代上限不超过龙山文化。

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1972年、1974年、1977年，国家对良渚文化4个地点的7处数据进行了碳十四测定，得出为公元前3300年，距今超过了5000年。

对此，夏鼐重新修正了自己的认识：“良渚文化的延续时间也达一千年左右，即公元前3300—2250年，相当于黄河流域的河南仰韶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而开始的时代则要较早。”

但相比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的面貌显然更为发达，不仅有中国同时代规模最大的城址、水利设施，而且有着统一的精神信仰、分等级的墓地、原始刻画符号（早期文字），进入了国家文明阶段。

也正是有了良渚遗址的考古发现，中国5000年文明史得到了最有力的考古实证。

但值得一提的是，良渚古国在文献记载中只字未提。我们不禁会产生一个疑问：“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说法由来已久，而良渚的考古发现也已经是1956年以后的事，碳十四测定结果更是晚到了1972年以后。

先秦史书对于国家文明的发端，说法不一，共同点是都把国家起源模糊指向三皇五帝，司马迁在著《史记》时，将黄帝列为五帝之首，并将颛顼、帝喾乃至尧舜禹等后世君王，都列入了黄帝的血缘谱系。

但此时仍只有世系，没有年数。黄帝究竟生活在哪个时代？

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长安单安国等人提出了“自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的说法，将黄帝生存年代设定在了公元前3706年。

无独有偶，西晋学者张辅（东汉天文学家、数学家张衡后代）在评价《史记》时，也提出“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即张辅认为黄帝生活在距汉朝的三千年前。

唐朝的张守节在为《史记正义》写序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太史公作史记，起黄帝、高阳、高辛、唐尧、虞舜、夏、殷、周、秦，讫于汉武帝天汉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即张守节认为黄帝的生存年代在公元前2510年。

进入近代以后，民国学者吕思勉采取年表推算法，计算出黄帝年代，即：我国有明确纪年的时间是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按照《汉书·律历志》记载的“凡殷世继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岁”，“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史记》记载的“尧九十八年，舜三十九年”，相加得出唐尧元年在公元前2231年，则黄帝生存年代当距今5000年左右。

而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黄帝至禹，为世三十”，“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按照每世30年粗略计算，黄帝到大禹所处时代大约间隔900年，则中国国家文明的历史同样是5000年这个时间节点。

所以，历代以来学者虽然计算方法不一，但都把中华文明肇始时间指向公元前3000年前后。

这种巧合恰恰说明，“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说法绝非是某一个时期或某一个人的随意猜测或杜撰，而是有着真实的时代框架的。

此后，随着考古发掘成果的汇集，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相互佐证的“二重证据法”功效开始显现。

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了距今5300年的青铜刀；河南巩义双槐树发现了距今5300年的仰韶文化时代黄河流域大型城址群；湖南澧县城头山发现的古城距今超过6000年；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距今8000年的原始文字；距今4300年的尧帝都邑—陶寺遗址不仅有高等级的宫殿建筑，而且还有与军事权力有关的仪仗用具。

这些都说明，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植根于氏族又凌驾于氏族之上的高等级社会组织，文字、城市、青铜器如同满天星斗般散现在仰韶到龙山文化过渡阶段的华夏大地不同聚落，而崛起于长江流域的良渚古城，更是成为集铜器、城市、文字、国家于一体的集大成者，迈入了文明的门槛。

由此可见，在良渚考古发现之前，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之说本身就是古人对历史的真实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