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之中，称引元佑诸人又十之八，而黄庭坚语尤多。此书也提出了关于诗歌的重要见解，如所记黄庭坚的"脱胎换骨"法，对宋以后诗坛影响颇大。"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作诗当"沛然从肺腑中流出"，应"不见斧凿痕";"古之人意有所至，则见于情，诗句盖其寓也"，"当论其意，不当泥其句"，"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岂可限于绳墨哉!"这些论述，体现了贵真、贵情、贵意的观点。

此书尤主含蓄，提出了诗之含蓄有"句含蓄"、"意含蓄"和"句意俱含蓄"三种形态，称赏王维和王安石"五言四句诗得于天趣"，永愉认为含蓄是"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惠洪之诗自然而有文采，独立于江西诗派之外，其所论颇可与创作相印证。

孙觌作为“苏黄”的追随者与懂诗论诗的惠洪一见如故，情投意合，相见恨晚，时常与其切磋佛文，抄写佛经。“觌治笔砚，作小字书佛经，一挥数百千言。” 孙觌一挥而就，作有《本行经》六十卷，“觌书佛《本行经》六十卷，函之延祥寺藏中，世以为宝。”见江西抚州志。

另外，关于孙觌在袁州期间抄写《本行经》六十卷，四库本《鸿庆居士集》此文缺，但，依明钞本《南兰陵孙尚书大全文集》时间，系文于此。

有一说，是宋隆兴初元所写，即1163年，离孙觌去世仅六年。“觌书佛《本行经》六十卷，函之延祥寺藏中，世以为宝。今公所书，盖与彩鸾并传于世。宋隆兴初元，岁次癸未，八月日书。”待查证。见《鸿庆居士集补遗》卷二十《书道经一》

建炎二年（ 1128 年）正月二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二：“（建炎二年春正月）乙巳，新除中书舍人孙觌充显谟阁待制，知平江府。” 孙觌充显谟阁待制，改任知平江府（今苏州）。有辞状和谢表。

苏州早期属扬州辖下的吴郡，被拆分后，置吴州，吴郡隶属吴州，又将钱唐、富阳、新城3县设为钱唐郡，隶属吴州。隋朝开皇九年(589年)，吴郡被废，改吴州为苏州。政和三年(1113年)，苏州升为平江府。元朝 至元十三年(1276)，平江府被改为平江路。

宋元两代，“平江”成为苏州的城名。李心传在其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二中，是这样记载的：“乙巳，新除中书舍人孙觌充显谟阁待制，知平江府。初，觌有除命即上疏辞，且言在靖康中首论蔡京蔡攸罪状，又论蔡行父子弃官而去，又论李纲不知兵，太学诸生诱众伏阙为乱。大臣之政专务姑息于是京攸之党，逃弃官守之人，行营司官属太学诸生，朝廷大臣莫不惟臣之怨积致中伤以陷大难，乞一宫观差遣。故有是命，日历三年正月。己亥再书，觌与郡恐误中奉大夫耿。”

并在其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六记载：皇上“疏入遂召克家及显谟阁待制知平江府孙觌赴行在。”到任平江府，孙觌写《知平江府谢表》上奏呈上谢皇恩。孙觌与谢克家一起被诏去觐见高宗皇帝。孙觌得到了高宗的勉励，还不忘记回复各位同僚的贺信，如《平江谢宰执启》等。见《鸿庆居士集》卷八有《辞免显谟阁知平江府状》、《知平江府谢表》，本集卷十三有《平江谢宰执启》。

建炎二年（ 1128 年）在平江府上，小孙觌三十多岁的忘年之交兼书法收藏大家王十朋(1112-1171）成了孙觌的座上宾，切磋诗文书画。

王十朋将自己收藏题跋的《兰亭序》拿给孙觌观摩，王十朋的好友米友仁写道：“余在平江，以此于孙仲益，帖首有缉熙殿宝及内府书印，内府合同三小玺印，必当时搨赐王公贵戚者也。余细观帖中，镌损五字及断裂处，以石塔寺井中搨本对较，尽为吻合，不爽丝发，而书法结构遒劲，如‘向、迁、与、事’诸字，深得率更遗法，故知为定武真迹无疑。法书中无上瑰宝，子子孙孙，其永宝之。时淳熙六年四月米友仁跋记。”

可惜，王十朋藏《兰亭序》原件至今早已不知所踪，而其珍藏之“贵重”之物在《王十朋全集》中竟没有记载，未免有些遗憾。另外，在平江孙觌还应王十朋之请为其《语本》作序。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鸿庆居士集》卷三十

这次孙觌在平江府任上的时间不长，却因他的《平江帖》等一众书法而流芳后世。该帖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四十八岁，正是人的才智走向高峰的时段。孙觌由于离开纷争的朝堂诸事，得以暂时喘口气歇歇脚。《平江帖》在平静安详的环境下写就，成为孙觌书法上的高光亮点就再自然不过了。

南宋初年，崇尚元祐学术，“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羮”，孙觌书法上也追步苏、黄遗风，如赵令畤、汪藻、李纲等人，孙觌是最能得苏字神韵者，紧列苏、黄、米、蔡四家之后，为另一大家。孙觌的书写比较开阔，用笔也比较肆意洒脱，整篇尺牍从头至尾保持一股贯穿其间的流畅气韵。从书法的承袭来源上，孙觌的书法可见伯乐恩师苏轼的影子，也能上推至颜真卿的笔法。

孙觌年幼时曾受到苏轼的器重，赞扬其“稚子璠玙器”，视为神童。想必在最初练习书法之时，其字间的豪放、大气多由苏轼处提点承袭。字里行间保持着轻松、酣畅的姿态。比如“必”“时”“不”“老”“友”等字与苏轼的书写十分接近。

孙觌的另一个书法脉络当属颜体一派。在北宋法度尚未完全消解之时，练习颜体仍然是书法学习的基本方式。孙觌的字间笔画以及用笔外扩、肥大的部分应当多有学习颜体笔势，比如“顿”“应”“学”“属”等字。在书法风格上，孙觌依旧保持了除临习其他书家以外自己的个人特色。孙觌之字偏宽大、斜势，实笔多，虚笔少，每一笔都力求落到实处，特别是单个字的书写保持着对粗细、体势、用墨都用心经营的特点。单独挑选几个字看。如“知府学士”四字，起笔时用笔较细，中间位置有重笔，常有左右、上下轻重不同的态势。

北宋时期的书写多用熟纸，书写在纸面上的字迹少去墨色的晕染，更加清晰，见书家功力。孙觌的书写在墨色上没有用心布置，但通篇呈现出的轻重变化却十分和谐。整篇尺牍虽短短十数行不足百字，在行间关系以及布局上却显匠心。

前半部分的书写稍稍严谨些，过半后的字体书写越来越肆意洒脱，但是不离法度变化。因为是行楷书的书写，更偏向于楷书，楷书的书写对行间、字间呼应的要求最为严格，要求既保持书写的完整，又不失去对整体关系的把握，颇具难度。在书写上，孙觌是懂得取舍的书家，笔画多且复杂的字书写得变化丰富，但是对于一些常见字或字间出现较多的字也尽量做到不雷同，服从整篇布局的安排，比如“公”“之”“而”“以”等字书写较快，但丝毫没有失去书写的用心与经营。孙觌的书法可以用洒脱大气来形容，字里行间都能体会到其书写的用心经营和巧妙布置，与其人品、作风大有“字如其人”之感。众所周知，对书法家的判断常常受到其政治或者历史名誉的影响。也许孙觌在政治表现上不尽如人意，但并不妨碍其书法的肆意挥洒，成就其书法的体格与特点。

就此篇尺牍的收藏以及流传来看，它仍然受到了诸如项元汴、何良俊等明代江南收藏大家的关注。此篇尺牍流传至今，作为南宋诸多政治家手札中的一幅，也略能窥见南宋时期王公大臣在书法上的卓著成就，以点窥面，实为难得。

《中国书画报》书法版《中国书法史》把孙觌与赵令峙列为苏字之形神者，赵令峙为宗室子，太祖次子燕懿王德昭玄孙。《宋史》卷二四四《宗室一·燕懿王德昭》下有附传。其实，孙觌对苏字的意趣领悟与掌握更胜赵氏一筹，实为善学者也。孙觌书法是北宋尚意书风旗帜下文人书法的典范。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平江帖》在苏字的基础上，加入黄字的欹侧与开张，可谓善学前人。据此考察，可以窥见孙觌以苏轼书法为根底的基本脉络与面貌。孙觌晚年之书则有了一些变化，例如孙觌后来写的《牙兵帖》比十年前的《平江帖》更少东坡意味，他吸取了米芾的峻厉，因此更有新意。

今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博士仇春霞，在其2023年3月出版的《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以《乱世长寿人-孙觌》专门介绍了孙觌《平江酒毛帖》，来龙去脉，非常详细，值得细细品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