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的作者班固，生活在东汉的初期。他与司马迁有所不同。司马迁在《史记》中透出对现实的批判，而班固则始终倾心于汉帝国，热情颂扬其辉煌。

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控告班固“私修国史”，班固因此被捕，书稿也遭到查抄。班固的弟弟班超急忙前往洛阳，为兄辩护。汉明帝在看到班固的书稿后，才明白他对大汉的忠诚与热爱，于是决定释放他，并任命为兰台令史。随后，班固参与了官修的东汉国史，即《东观汉记》（后世已散佚）中光武帝的部分。至汉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汉书》初步完成。

作为扶风人，班固在朝中属于“长安系”。三辅地区的老一辈曾在皇帝身边享受大汉的荣光，但因归附刘秀的时间较晚，升迁较为艰难，心中难免有些不满。然而，班固生于新时代，长于新时代，因此并未对新时代产生抵触。他写下《两都赋》，热赞洛邑的制度之美。考虑到东汉开国之气势，《两都赋》中所描绘的景象未必只是文学夸张，班固的内心也未必仅仅是迎合。

在当时的社会，个人只有归属于帝国，才能算是真正存在于世。光武中兴之后，还有什么比汉帝国更为永恒呢？成为帝国意志的一部分，何其荣耀。

然而，命运总是多变。汉和帝时期，班固依附于窦宪。一次，他的家奴因醉酒阻拦洛阳令种兢的车，甚至破口大骂。种兢因畏惧窦宪的权势，不敢追究。等到窦宪倒台，班固却遭到种兢的陷害，最终死于洛阳监狱中。临终前，他是否曾怀疑过自己所书写的汉家神话？

女主

班固的死，牵扯出东汉历史上的外戚之祸。章和二年（公元88年），汉章帝去世，年仅十岁的太子刘肇（即汉和帝）登基。因新君年幼，太后窦氏临朝称制，其兄窦宪把持朝政。许多人认为，章帝去世后，东汉便已进入盛世衰变的转折点。黑暗的外戚政治，也成为后世解读这段王朝历史的共识。

我们不妨先理清皇帝身边的女人们。刘秀初创业时，与新野阴氏联姻，背后是南阳的豪族。后来，为了笼络河北豪族，刘秀立真定郭氏为后。天下一统后，刘秀废郭氏为中山王太后，改立阴氏为皇后，并将阴氏之子刘庄立为太子。然而，他又不想过于打压河北势力，仍给予郭氏极高的尊崇，以避免阴氏对郭氏的迫害。

刘秀的姻亲中，还有几个西北家族：扶风窦氏、安定梁氏和扶风马氏。马氏原与窦氏、梁氏关系良好。据《后汉书》记载，马援曾因病卧床，梁松前来探望，未得回应。梁松离去后，马援的儿子询问为何要得罪显贵，马援则表示自己与梁松父亲是朋友，不必在意。此后，两家交恶。后来，马援远征武陵蛮失利，死于军中，梁松与窦固借机落井下石，马氏日渐衰落。为保住权势，马氏终止与窦氏的联姻，将马援的女儿（即明德马后）送入太子宫。汉明帝即位后，逼迫窦融辞职，禁锢窦固，并诛杀梁松。

史书上说，东汉的皇帝们极为宠爱皇后，但生育子嗣的东汉皇后却寥寥无几。皇帝的宠爱，是出于政治，而非人性的关怀。马后入宫后，迟迟未有动静，明帝在她未被立为皇后之前，将贾贵人（马后的外甥女）的儿子过继给马后，成为养子，这便是后来的汉章帝。贾贵人让出儿子，显然是一种家族策略。整个东汉，姐妹亲属齐入宫的情况屡见不鲜，若一人诞下子嗣，受益的便是整个后族。地位相对较低的贾贵人自然没有拒绝的权利。马后肩负振兴家族的使命，她的失败意味着马氏一族的失败。如何打破困境呢？依靠美色征服皇帝是一种常见的方式，但后宫佳丽无数，永远有更年轻貌美的竞争者出现。马后另辟蹊径，努力迎合阴太后，为自己赢得政治筹码。最终，阴太后一句“马贵人德冠后宫，即其人也”，便一锤定音。

成为皇后并非高枕无忧。郭氏被废的例子就在眼前，除非自己的养子登上大位，否则随时可能面临危险。马后一再压抑兄弟的仕宦之路，不为他们谋求高官厚禄，以避免遭到皇帝的敌视。马后的兄长马廖、马光、马防在明帝时期不过是虎贲中郎和黄门侍郎。

当马氏小心翼翼经营家族地位之时，女主政治的雏形已初见端倪。然而，马后终究等不来她的时代。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明帝去世，章帝即位。表面上，章帝极为信任自己的舅舅们，还让马防在外领兵，积累军功。但与此同时，他又纳窦氏及梁氏之女为皇后和贵人。这两家实力薄弱，且与马氏有恩怨。章帝此举的意义显而易见，便是以外戚制外戚。

马后的应对策略，是立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宋贵人之子刘庆为太子，以抢占皇储之位。这番努力注定要付诸东流。要先确保女主，才能保障太子，否则将重蹈郭氏覆辙。有趣的是，窦皇后的曾外祖母恰恰是郭氏。

建初四年（公元79年），马后去世。仅仅四年后，马氏兄弟因奢靡生活、招揽宾客，被罢免回封地。

窦皇后则是另一个马后，只不过手段更为狠辣。她收养了梁贵人之子刘肇，随后罗织罪名，使得太子刘庆被废，宋贵人自杀。刘肇被立为太子后，梁氏一家私下庆祝，窦氏家族“闻之，恐梁氏得志，终为己害”，于是“谮杀二贵人”，诬陷梁贵人父亲谋逆，其家族被流放至九真。最终，宫中竟无人知道刘肇乃是梁氏所生。

窦家作威作福，阴、马诸氏“莫不畏惧”。但窦氏之于章帝，正如马氏之于明帝，不过是一枚棋子。章帝可以轻易约束马氏兄弟，对窦氏自然更少顾忌。窦皇后的兄长窦宪得势后，低价强买公主的园田，章帝严厉斥责他：“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窦宪大惧，窦皇后“毁服深谢”，归还园田。章帝虽宽恕了窦宪，却不再重用。

纵观光武、明帝、章帝三朝，皇后如履薄冰，外戚战战兢兢，毫无挑战皇权的可能。然而，历史在此产生了一个重要变数——接下来的汉和帝即位时年仅十岁，是东汉历史上第一位幼帝，权力遂旁落至窦太后手中。她将朝政交由兄长窦宪和太傅邓彪来处理。邓彪性格温和，作为一介循吏，恰好可以成为窦氏在外朝的代言人。

章帝去世，各地诸侯王前来洛阳吊丧，其中就有齐殇王之子都乡侯刘畅。刘畅在京城积极活动，得到了窦太后的信任。但在某次上书中，刘畅为自己谋求“宫省之权”，触碰了窦宪的利益，窦宪派刺客谋杀了刘畅。窦太后大怒，将窦宪幽禁在宫中。这一举动的结果是，窦宪没有受到牢狱之灾，但必须给天下人一个交代。于是，窦宪“自求击匈奴以赎死”。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挥师北上，大败北匈奴，登燕然山。班固撰写《燕然山铭》，歌颂“汉之元舅”的丰功伟绩。

永元三年（公元91年）正月，和帝“加元服”，正式告别幼主的身份。窦氏掌握大权，党羽遍布宫廷内外，和帝想要夺权，只能依赖身边的“近臣”。最关键的两人，一个是宦官郑众，另一个是前文提到的宋贵人之子刘庆。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率军还京，和帝发动雷霆一击，移驾北宫，控制了禁军。洛阳城的兵权瞬间易手，窦氏集团来不及反应。窦宪、窦笃、窦景三人被迫自杀，其党羽通通被清除出洛阳。

永元九年（公元97年），窦太后去世，梁氏上书和帝告知其身世秘密。有人要求夺窦太后尊号，和帝不许。接着，和帝立阴氏之女为后，又大封梁氏外戚。阴后身材短小，性格嫉妒，和帝转而宠幸开国功臣邓禹的孙女邓绥。后来，阴氏欲害邓氏，事发被废，邓氏则被立为皇后。

历史走到这里，并未偏离刘秀设立的轨道。在大多数时候，几个支配群体严守规矩，权力秩序虽有波动，但大体上是平衡的。

然而，两种颠覆性的力量正在搅动局势。一种力量源自皇帝本人。皇帝个人只是皇权的表象之一，自秦始皇以来，历代的明主昏君都试图突破现实带来的种种枷锁，从而延展权力的边界。到东汉前期，皇帝已经探索出诸多实用的法则，比如重用近侍，在宫中完成决策过程，将外朝机构变为执行机关；或者利用地位低但权力大的“酷吏”，以监视官员等等。

简而言之，皇帝制度的内在属性决定了，皇帝本人就是皇权的最大颠覆者。他们可以突破已有制度，引入新的力量，打造新的秩序。在和帝一朝，宦官郑众和蔡伦的地位如坐火箭般飞升，崛起的宦官势力，已然成为权力秩序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暗流。

另一种力量则源自儒生。

父权

范晔在《后汉书》中回忆两百多年前的东汉历史，将外戚政治视为一种不正常的秩序：“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正是如此，东汉才“陵夷大运，沦亡神宝”。

这样的论断，是否符合汉人的认知呢？如果不符合，范晔为何会有这样的论断呢？

建初元年（公元76年），汉章帝想要给自己的舅舅们封爵，但明德马后不想家族揽权过多，不同意。第二年，天降大旱，有人上书称，不封外戚，老天会降下惩罚。皇帝与官僚一致认同，于是大封外戚。皇帝与母族分享政权，本就是天下秩序的一部分。

两汉时期，母系观念依然盛行。试举几个例子：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有专门的“置后律”，规定爵位、财产可以由母亲、妻子、女儿继承。汉文帝的母亲薄姬早年丧父，由母家抚养。汉武帝听说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姐姐金俗在民间，急忙说道：“何为不早言？”他亲自来到金俗家门口迎接，吓得金俗一家鸡飞狗跳。手下搀着金俗出来时，汉武帝下车说道：“大姊，何藏之深也？”说罢，带着她入宫，一起拜见太后。汉武帝不介意姐姐非同父所生，反而异常纵容金俗一家。

东汉思想家王符因母亲来历不明、地位低下，幼年常常被人欺负。顺帝时，魏郡人霍谞的舅舅宋光被人诬陷入狱，霍谞给大将军梁商写信，为舅舅伸冤，其中写道：“谞与光骨肉，义有相隐，言其冤滥，未必可谅，且以人情，平论其理。”言下之意是，我与舅舅乃骨肉至亲，不好为其说情，便据理说明他的无辜。东汉末年，广陵人陈矫本是“刘氏子”，过继给舅氏，改姓陈。

上述种种事例说明，母族、妻族虽是异姓，但仍为一家。在《史记》、《汉书》和《东观汉纪》中，皇后被列在“外戚传”的名录之下；到了《后汉书》，外戚传则变成了“皇后纪”。在汉代，皇后的意义不仅在于母仪天下的身份，更在于她能够以“太后”的身份为皇帝提供外戚的支持，保护皇权。因此，天子信任外戚，本是理所当然之事。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天平逐渐向父系倾斜。其一是姓氏变化。本来，姓氏不一定非得遵循“父子同姓”，改姓非常随意。比如汉桓帝皇后邓猛女本是邓香之女，因母亲改嫁梁家而改姓梁。后来，汉桓帝诛杀梁氏外戚，邓猛女又改姓薄。朝廷有人上书，认为皇后不宜改姓，于是又改回邓姓。改姓遭到批评，正说明某种规矩正在形成。

其二是祖宗意识。西汉时极少有人能说清自己祖先的名讳，比如刘邦称父亲为“太公”，使得司马迁也无法确认其名讳。《汉书》列传里的人物开头基本上“名字+籍贯”，很少记载传主祖先的姓名。东汉以来，人们开始关心姓名的来历，寻找祖先，有时为了攀附高枝，甚至“创造”自己的祖先。紧接着，家谱开始大规模出现。

日益繁多的条条框框，意味着父系意识的强化。两汉之际，家族之间相互联姻，人们与妻族、母族团结一致，在战乱中保存实力、割据一方，不必讲同姓、异姓的分别。天下承平日久，中央的权力无法覆盖至全国各地，在这些缝隙之中，实力强劲的大家族崛起、分化。随着察举制的发展，门第和阀阅逐渐成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家族之间的边界变得清晰，家族内的单一姓氏得到突出。妻党、母党被视为“外人”，便不足为奇了。

王朝更迭、宫廷政变、英雄出世、豪杰陨落，犹如惊涛骇浪，再剧烈也不过是海洋表面的运动。而父系意识的成长，宛如海平面的升降，需经过上千年的历史周期，才会使“宗族”的世界浮现。站在历史的巨大遗骸之上，难免产生宿命般的悲怆感，个体的力量微乎其微，仿佛一切皆为命中注定。

个体的不安全感也是命运的一部分，正是心有不安，才有变革的动力，最终义无反顾奔向“宿命”。

东汉中期，外戚干政的现实并未让皇帝过于担忧，反而引发儒生的不满。于是，他们开始提倡阳刚之气。汉和帝去世后，邓氏执政，先迎立出生仅一百多天的刘隆为殇帝，不到一年，殇帝病逝，又立十三岁的刘祜为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地震不断，官员李固上书直言，太后干涉朝政，使得阴盛阳衰，造成地震。这番话距离汉章帝不封外戚遭致天灾的言论，仅仅过了三十年。

安帝亲政后，重用外戚阎氏，又有人上书：“陛下诚仁恩周洽，以亲九族。然禄去公室，政移私门，覆车重寻，宁无摧折。”言下之意，皇帝亲近外戚固然是好的，但不能将权柄让人。

东汉末年，经过经学家反复的论证，九族里已经没有“母妻之党”的位置了，父权至上，祖孙同姓，以夫制妻，“亲亲”让位于“尊尊”。皇权不再需要母家的支持，外戚政治的正当性被完全否定。

意识形态不是对权力的粉饰与伪装，它本身就是权力。儒生心中的不安和期待重新塑造了皇权，以至于后世范晔在书写东汉史时将外戚理所当然地视为毒瘤，而外戚在以后的历史中从未有过翻身的迹象。

虽然儒学士人激烈反对外戚政治，但有时他们仍会与外戚合作。在后世的印象中，邓绥被视为“贤后”。殇帝即位时，邓太后有意安排兄长邓骘辅政。邓骘本想通过军功建立威望，无奈战绩水分太多，只能选择一条与窦宪完全不同的路线——广泛任用名士。史载，邓骘“推进天下贤士何熙、祋讽、羊浸、李郃、陶敦等，列于朝廷；辟杨震、朱宠、陈禅，置之幕府，故天下复安”。

窦宪当权后，提拔的往往是自己的宾客，基本属于火箭式干部。但邓氏非常尊重察举制。邓太后在永初五年（公元111年）连颁两道诏书，要求官员推荐人才，虽然大部分都是邓家的“门生故吏”，但起码符合公论。同时，邓太后对宦官郑众、蔡伦颇为礼遇。

儒生对此秩序并不反感，但皇帝却不乐意了。安帝作为外藩，能够登上大位，离不开邓氏的支持，但安帝成年后，邓氏迟迟不肯归政，使得双方矛盾重重。永宁二年（公元121年），邓太后去世，亲政的安帝立刻颠覆了朝局。

他用外戚耿氏和皇后阎氏，取代了邓氏家族；用身边的两个小黄门——李闰和江京，取代了蔡伦。皇帝“内宠”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成为了中枢政局的掌控者。

大臣杨震挺身而出，攻击安帝的新秩序：先上书反对安帝乳母王圣及其女儿伯荣参与政事；接着拒绝耿氏与阎氏推荐的官员；然后借地震一事，劝皇帝“奋乾刚之德，弃骄奢之臣”。

有人向安帝进谗言，提到杨震是“邓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对于一心巩固自身地位的安帝而言，“邓氏故吏”无疑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词汇。安帝亲政后，虽利用亲信夺回了禁中与内朝的政治空间，但外朝的“邓氏故吏”仍然很多。不除掉他们，如何能心安？于是，安帝决定驱逐杨震，下令送归原籍。

杨震走到洛阳城西的几阳亭，慷慨陈词：“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随后服毒自尽。杨震之死越是悲壮，越能说明士人心中的不安是多么强烈。

大劫

永建二年（公元127年），汉顺帝征召民间学者杨厚。杨厚推演术数，告知皇帝：距汉高祖建国快三百五十年了，这一时间节点必有灾厄发生。

阳嘉二年（公元133年），天灾不断，汉顺帝征召郎顗，询问天象变异之事。郎顗上书称：汉兴以来一共三百三十九年，大劫将至。

谶纬是两汉社会的产物，代表了汉人的一般精神状态——既有庞大帝国的优越感，又有对于未知的恐惧；既有实用的生活经验，又有术士方士的信口开河；既有借题发挥、劝谏人主的烟幕，又有阿谀奉承、迎合上意的马屁。

“三百五十年之厄”诉说了某种时代情绪：汉朝国运之衰落，似乎就在眼前，若不改革，必有大患。

作为只能存活几十年的个体，又身处一个信息并不发达的社会，如何感知时代的下沉呢？天灾频发，百姓流离失所；官员贪腐，鱼肉乡里；国家索取不断，税上有税；官途壅滞，人才寻不到出路……最重要的是，公平的丧失。

在现实的汉朝之上，存在着一个神学层面的汉帝国。汉人宣扬高祖斩白蛇，旨在证明，汉家之主受命于天。将皇帝捧上神坛，既是奉承，也是制约。天是公正的，那么天命之人必然是无私之人，“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皇帝、官僚、史家、士兵、儒生、游侠、商贾，无一不从汉家天命中寻求人生的意义。当越来越多的自然灾害或人为“异象”出现，威胁到个人的生计与利益，人心的震荡便无法止住了。这其中，心思最敏感的莫过于儒生了。

东汉政府在选人上主要有两种制度，一是察举，二是征辟。显然，这两个制度并不公平，举才用人的权力掌握在各郡国以及中、高级官员手中，黑幕是常有之事。但对儒生来说，这是一条坦途。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官僚多是读书人，他们授徒讲学，开枝散叶，一旦有用人机会，必然偏向于门生故吏。

到东汉中后期，帝国出现了“累世公卿”的局面，士大夫阶层的实力也在逐渐增强。可在这样一个时代，大部分儒学士人竟然感受到一种无言的压抑。

读书人越来越多，但官缺不会增长。上位者垄断一定的官职，必然造成社会固化。皇帝为强化权力，重用近臣（多是外戚、宦官），上层士人被排除出权力核心，在朝廷只是受命办事而已；下层士人则要面对外戚、宦官派系官员的竞争。

这是儒生不满的主要原因。在一个身份制社会，人们对于出身和流动是极为敏感的。出身不好的人只能在底层流动，如果因为某种机缘突破了制度设立的边界，进入了不该进的阶层，必然会遭到严厉的打击。宦官、外戚，以及他们的宾客即是此理。权力是限量供应的奢侈品，一群异类未经竞争就堂而皇之地攫取权势，不难想象，儒生会感到何等的不公平。

问题出在皇帝身上。他可以无视规矩，随意任用亲信。儒学士人对此心知肚明，只是不好直接咒骂天命之子。舆论与历史编纂对于外戚、宦官的否定，其实就隐晦地指向了背后的皇帝。

时代下沉，大劫将至，并不意味着只能袖手旁观。士人寄希望于皇帝实现中兴。永建初年，左雄劝顺帝多用“循理之吏”，他搬出汉宣帝的例子，认为只有“综核名实”“信赏必罚”，才能“建中兴之功”。

什么是“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官场新人李固在顺帝考核时说：“宜令步兵校尉冀（外戚梁冀）及诸侍中还居黄门之官，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岂不休乎！……又宜罢退宦官，去其权重。”罢退外戚、宦官，建立一种不为人情左右的“公平”的秩序。

阳嘉四年（公元135年），顺帝拜皇后梁氏的兄长梁商为大将军。同一年，李固入梁商幕府。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梁商去世，其子梁冀继承大将军之职。建康元年（公元144年），顺帝去世，年仅两岁的汉冲帝即位，梁太后掌控宫廷，诏命梁冀和太傅赵峻、太尉李固总领尚书事务。

数月后，冲帝崩，皇统再绝。李固想立“年长有德”的清河王刘蒜，梁冀为了专权拥立八岁的刘缵为汉质帝。此时李固位居宰辅，大刀阔斧进行改革，遣退了一百余位不按常规升迁的官员。汉质帝十分聪慧，曾在朝会时斥责梁冀为“跋扈将军”，于是梁冀毒杀了他。李固再次拥立清河王刘蒜，梁冀则与宦官曹腾合作，威慑群臣，李固不肯屈服。梁冀劝说梁太后将李固免职，拥立刘志登上大位，成为汉桓帝。李固被免职后，很快被整死，梁氏成为东汉势力最大也最跋扈的外戚。

和平元年（公元150年），梁太后去世，梁冀进一步扩张势力，使得大部分外朝官员都依附于他。宫廷之中，汉桓帝时刻处于监视之下，只能悄悄与宦官结盟，但还是引起了梁冀的注意。见事情不妙，汉桓帝赶紧发动政变。他召来尚书令尹勋，令其控制宫门，收集符节，以钳制倒向梁冀的宿卫军团；然后调动虎贲、羽林等少数军队，包围了梁冀的住宅。梁冀见大势已去，自杀身亡。

梁氏覆灭，外戚势力衰落，宦官取而代之。

外戚、宦官政治的黑暗程度有时被夸大。东汉当权的外戚和宦官，并不大干预朝廷的大政方针，更没有像王莽那样激进改革。他们最糟糕的一面在于滥用权力、干预选举。梁氏曾两次遭到打击，受尽苦难，然而当权之后表现极端，一门之内“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妻家孙氏“冒名而为侍中、卿、校尉、郡守、长吏者十余人”。宦官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因“刑人”身份而产生自卑心理，一旦掌握权力，便会变得极为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