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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学在最初时的作用有很多说法，西方有“心灵表现说”，中华则有“心物说”。两者的意思大同小异，都主张诗是感物自娱的产物。这表示人类早期社会产生的文学并没有多少政治性功能。随着时间的演变，文学逐渐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各大思想的承载物。
如汉朝时期的独尊儒术，以儒家文学提倡的思想治国理政。再比如清末明初的新文化运动，以科学和民主的文学思想启发民智，从而打破封建主义的旧思想。这其中文学功能的转变潜移默化，追根溯源可以直达先秦时期散文的出现。
《礼记·乐记》载：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这是先秦文学最初的形态，即“感物悦情”。当人类社会由部族形态发展到国家形态，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文学的功用也发生了变化。
以先秦韵体文的代表《诗经》为例，先秦文学的功能逐渐演变成了“教化载体”。如《诗经·关雎》本为男女悦求之诗，却被孔子开创的“六经教化治世学说”归纳为颂“后妃之德”，并作为“风诗之始”。
孔子及其弟子门人对“教化性”的阐释，使得《诗经》里许多文章原本表达的意思被淡化，强调文章对治世的启发，使《诗经》逐渐沦为孔子儒学的教化工具。
如果说《诗经》的教化作用是孔子给文学披上的治世外衣，后来整理的先秦散体文《春秋》则是孔子通过“文学改写”呈现给当世的教化手段。
如《文史通义·答客问上》载：“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其所表达的意思则是形容孔子对春秋的改写为“笔削”。正因为这种“笔削”式的改写，才使得《春秋》具有了“独断于一心”而表彰“王道”、训斥僭越来发挥政治教化功用的效果。
随后“礼”“乐”也被孔子编入六经，其目的仍是教化社会政治的礼乐制度。《论语·阳货》载：孔子带领弟子到子游为宰的武城，入境即闻弦歌之声，使得孔子大加赞赏。被子游所实施的、由孔子所倡导的这种以礼乐来教化臣民的社会治理方式，被孔门后学大加肯定。
正是由于孔子赋予六经这种文学作品教化作用后，统治阶级才对文学的治世作用更加重视起来。如《吕氏春秋》谓“教也者，义之大者也”，所以天子应“以道教民”，并督促“师，尽智竭道以教”。
统治阶级对文学的重视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社会舆论而导致的社会风气。同时也为士子在人文思潮盛行时代凭借个人之力发表社会治理主张而崛起，奠定了社会政治文化基础。此处的社会治理主张的发表，即先秦散文创作的开端。
在文学起源时也曾涌现出“神示说”，但后来随着人口繁衍大大超过天子赏封之地的产出能力，私田大增。
从而引发上下失序、僭越公行而终至神民易位。天子君侯所依附的神学权威被否定，神学时代结束。《荀子·儒效》载：“忠臣诚能然后敢受职”表明了能力至上的人文时代到来。
思想家荀卿号召：世人都可以通过自己学习而逐步晋身于士人、君子以达于圣人，皆可靠自己的努力获取社会地位和利益。
其获取社会地位和利益的凭借物，就是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所产出的“思想作品”（含口头的）。这些“思想作品”即诸子散文，它是先秦散体文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鉴于这些诸子散文是基于社会需要而产生的，它的效用就不只是单纯的“感物自娱”和“教化载体”。
这与《诗经》所代表的韵体文和《春秋》所代表的散体文已经截然不同。诸子文学是因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是为了换取社会名誉、地位、利益而创作的，它体现着浓郁的“自用求贵”功能。即以自己的思想成果游说君王而求用。
自进入人文时代开始，孔子就在鲁国四处游说君主启用自己主张“兼爱、非攻”思想。他的目的其一是传播思想，其二就是希望君主能用自己主张的思想来治国理政。后来他的这些思想被编成了《论语》，又被弟子门人追记在《礼记》中。
《史记》载：
荀子十五岁游学于稷下学宫，田单复齐而稷下学宫复盛时“最为老师”。
后至楚任兰陵令，失官后在兰陵收徒讲学。由他讲述而由弟子门人所记述、追记的篇章，在社会上流传后被编辑为《荀子》。
如孔子、荀子所代表的儒家乃至后来的墨家、道家无不四处游说求用，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试图用自己产出的思想学说来交换社会利益，来立身、持家、换取地位。
为了吸引更多听众、招收更多学生以换取更多社会利益，先秦士子甚至使用“假造名人文章”等手段（此处的文章意思为范文、教本）。
如《战国策》中收录的张仪游说和苏秦游说常被当时的经学博士采用，目的就是借重张仪、苏秦的合纵连横盛名来假造“苏、张说辞”。从而吸引更多学生听课以换取更多“束脩”。
这种用于交换社会利益的目的在先秦时期十分明显，更加生动地表现出诸子散文的“自用求贵”功能。
诸子散文被用作换取名声威望甚至个人利益的工具后，士阶层的生活得到了保障，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到散文创作中去。后来的先秦历史散文在诸子散文的基础上彻底沦为了谋生和赚钱的工具。
文士从文章中获利后，最初的“感物自娱”所代表的感性思想逐渐被生存所需的“求用”理性思想代替。
正是由于这种“求用”的目的性，使得先秦的文学内容更贴近社会现实和人生，并与其息息相关。如《庄子》33 篇由论辩而产生，其中的寓言故事多用来解说“经句”，也可以理解为解说社会问题。
先秦文学的“求用”目的性使得先秦文学表现主体发生类型性变化。这种类型性变化主要体现在文章的内容上。
以先秦散体文为例，“求用”目的性逐渐启发世人看清社会事件，其主体是人。从而引发先秦散体文的表现主体从“记事为主”到“写人为要”的类型性变化。如《史记》脱离了《左传》记录历史事件为主的形式，采用以人物记叙为主。
先秦文学的“求用”目的性对于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还在于彼时作者为获得欣赏，而在创作中不断丰富文学的表现手法。
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先秦诸子需要游说君主使用自己的思想，自然会让自己的文章呈现出最好的面貌。而最能体现诸子文学涵养的方法，就是致力于文章的表现手法。
从“感物自娱”到“教化”再到“求用”，先秦的文学无不在社会现实的推动下积极发展。使得文学推翻神学，把社会动力系统的主题着眼于人本身，谋求个人及群体的利益。
“求用”这一文学目的性，使得先秦文学更加贴近社会现实和人生。同时推进了先秦文学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表现主体发生类型性变化，促进了作者在创作中不断丰富着文学的表现方法。这对于当今文学的发展不失为一个好的借鉴。
参考资料：
《诗经》
《荀子》
《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