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老农祖传9道圣旨，博物馆借走展览丢失2件，后来结果如何

在陕西省长安县斗门镇丰店村，有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却拥有着不普通的传家之宝——9道清代圣旨。这些金光闪闪的圣旨，见证着这个家族200多年前显赫的历史，也记录着他们从达官显贵到普通农民的沧桑巨变。1993年，这个惊人的发现轰动了整个西安，引来众多专家学者和文物爱好者的关注。然而，在2003年的一次展览中，两道珍贵的圣旨却离奇失窃。这不仅让这个家族蒙受巨大损失，更是让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平添憾事。到底是谁偷走了这两道圣旨？清晏园与张振华的官司最终又是如何判决的？这些圣旨至今是否找回？让我们走进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

一、张家的显赫历史

明朝嘉靖年间，张家先祖张鼎在榆林府担任武职。当时北方边境频繁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张鼎在一次重大战役中率领部下击退了数倍于己的敌军，保护了当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一战役让张鼎获得了朝廷的嘉奖，被提拔为陕北地区的总兵官。

张鼎的长子张汝洪年少时便展现出过人的军事才能。在二十岁出头时，他就跟随父亲参与了多次军事行动。正德年间，张汝洪被派往云南、贵州一带平定当地叛乱。他采取怀柔政策，不轻易动用武力，成功安抚了当地少数民族，使得边境地区局势趋于稳定。为此，朝廷特赐其＂忠勇将军＂称号。

到了清朝顺治年间，为躲避战乱，张家选择举家迁往西安府斗门镇。当时的斗门镇是西安府的重要商贸集散地，张家凭借着祖辈留下的积蓄，在当地购置了大量田产，很快就成为了当地的大户。

康熙年间，张家迎来了真正的鼎盛时期。张鹏程继承了祖辈的军事才能，年仅二十五岁就在南方剿匪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康熙皇帝亲自召见了他，赐封其为＂荣禄大夫＂，这是当时武官中的最高荣誉之一。

张鹏程的儿子张玉麒更是青出于蓝。他不仅武艺超群，还精通兵法谋略。在一次平定西南叛乱的战役中，张玉麒采用声东击西之计，以少胜多，一举荡平了盘踞在当地多年的叛军。康熙皇帝大为赞赏，特赐予他＂世泽堂＂和＂机宜果断＂两块金光闪闪的牌匾。这两块牌匾不仅是对张玉麒个人的褒奖，更是对整个张家的肯定。

随后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张家一直人才辈出。家族中先后有七代人在朝廷担任要职，有的任职总兵，有的担任提督，甚至还有人官至兵部侍郎。每一代都为朝廷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因此累计获得了九道圣旨。这些圣旨不仅记载了他们的功绩，也是他们忠于朝廷的明证。

道光年间之后，张家虽然依然受到朝廷的庇护，享有一定的特权，但已经逐渐淡出了权力中心。随着清朝的衰落，张家的影响力也日渐式微，最终与其他普通百姓无异。但即便如此，张家后人依然将这些承载着家族荣耀的圣旨和牌匾视若珍宝，代代相传。

二、九道圣旨的发现与轰动

1993年的一个寻常午后，陕西省文物局接到一个特殊的电话。电话是从长安县斗门镇丰店村打来的，报称当地有一户农家保存着九道清代圣旨。起初，文物局的工作人员并未特别在意，因为类似的报告时有发生，大多数都是一些仿制品或者赝品。

然而，当文物局专家实地考察后，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这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里，这些保存完好的圣旨整齐地摆放在一个老旧的木箱中。每一道圣旨都用黄绸包裹，字迹清晰，印章完整。经过初步鉴定，这些圣旨确实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朝颁发的真品。

这些圣旨的主要内容涉及对张家历代先祖的褒奖和任命。其中最早的一道是康熙皇帝颁发的，表彰张鹏程在平定南方叛乱中的功劳；最晚的一道则是道光皇帝颁发的，是对张家第七代先祖张廷玉升任兵部侍郎的任命诏书。每一道圣旨都用蝇头小楷工整书写，上面盖有龙纹玉玺印章，显示出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陕西省乃至全国文物界的轰动。这不仅是因为圣旨数量之多实属罕见，更重要的是这些圣旨完整记录了一个家族两百多年的荣辱兴衰，对研究清代军事制度、官僚体系以及社会变迁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时的张家后人张振华向专家介绍，这些圣旨是祖辈留下的传家之宝。在动荡的年代里，家族虽然经历了多次变故，但历代子孙都将保护这些圣旨视为己任。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们宁可变卖家产，也要确保圣旨的安全。

专家们发现，这些圣旨不仅保存完好，而且每一道都配有详细的保管记录。张家人在每次交接时都会仔细登记圣旨的状况，并记下具体的保管方法。这种近乎苛刻的保护措施，使得这些珍贵的文物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1994年初，陕西省博物馆专门组织了一次专家研讨会，对这批圣旨进行深入研究。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这批圣旨不仅在数量上十分难得，在历史价值上更是弥足珍贵。它们完整记录了一个家族从显赫到普通的转变过程，反映了清代社会的变迁。

随后，陕西省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专题报告，建议将这批圣旨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名录。同时，多家博物馆纷纷提出借展申请，希望能够向公众展示这批珍贵的文物。张家人最终同意将圣旨暂时出借给清晏园博物馆进行展览，并签订了详细的借展协议。这个决定，却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纷争。

三、圣旨的离奇失窃

2003年3月15日，清晏园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为＂清代圣旨文化展＂的专题展览。张家的九道圣旨被安置在展厅最显眼的位置，每道圣旨都配有详细的文字说明，介绍其历史背景和文物价值。展览开幕当天，参观人数就突破了三千人，创下了清晏园博物馆单日参观人数的新纪录。

然而，在展览进行到第十天时，一场意外打破了展览的平静。3月25日清晨，当工作人员例行检查展品时，赫然发现其中两道圣旨不翼而飞。失窃的是康熙年间和乾隆年间颁发的两道圣旨，分别记载了张鹏程和张玉麒的功绩。

博物馆立即报警，并封锁了整个展馆。警方经过现场勘查发现，展柜的玻璃完好无损，没有任何破坏痕迹。监控录像显示，前一天晚上九点钟，保安按照惯例锁好展厅大门。但在凌晨三点左右，监控系统突然出现了长达十分钟的中断。正是在这段时间内，两道圣旨被盗。

这起盗窃案引起了轰动。当时的媒体纷纷报道，认为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盗窃。首先，窃贼选择的是展览中最有价值的两道圣旨；其次，他们能够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打开展柜；最后，他们还精准地掐断了监控系统。这些都表明，盗窃者对博物馆的安保系统十分熟悉。

警方随即展开了全面调查。首先对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进行排查，重点关注了具有展柜钥匙和监控室权限的人员。同时，警方还调取了展览期间所有参观者的影像资料，试图找出可疑人物。

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了一些蹊跷之处。展览开幕前两天，有一个自称来自北京的古玩商人曾多次到访博物馆，并对这批圣旨表现出极大兴趣。他详细询问了圣旨的保管方式和展览安排，还试图与博物馆工作人员套近乎。然而，当警方循线追查时，却发现这个人提供的身份信息完全是虚构的。

更令人疑惑的是，在圣旨失窃的前一天，博物馆的监控系统曾出现过短暂的故障。虽然很快就修复了，但技术人员始终没能查明故障的原因。这个细节让警方怀疑，窃贼可能事先对监控系统进行了试探。

案发后第三天，文物市场突然出现了一些关于清代圣旨的异常交易信息。有线人报告说，在广州的一个地下古玩交易群中，有人在询价康熙年间的圣旨。警方立即派人前往广州调查，但最终只找到了一些仿制品，并未发现失窃的真品。

这起盗窃案不仅给清晏园博物馆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给文物保护工作敲响了警钟。张家人在得知圣旨被盗后，立即要求博物馆归还剩余的七道圣旨。但博物馆方面以＂安全保管＂为由，拒绝了张家的要求。这种做法引发了张家的强烈不满，双方的矛盾由此逐渐升级。

四、漫长的维权之路

2003年4月，在两道圣旨失窃后，张振华多次前往清晏园博物馆要求归还剩余的七道圣旨，但均遭到拒绝。博物馆方面坚持认为，在案件未破获之前，剩余的圣旨必须由博物馆妥善保管，以防再次发生失窃事件。

2003年5月15日，张振华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清晏园博物馆立即归还剩余的七道圣旨，并赔偿两道失窃圣旨的损失。这是中国首例因文物借展失窃引发的民事诉讼案件。

在首次开庭审理中，张振华出示了1994年与清晏园博物馆签订的借展协议。协议明确规定，博物馆必须采取严格的安保措施，确保文物的安全；一旦发生意外，博物馆应承担全部责任。张振华的律师团队还提供了文物专家的评估报告，认为两道失窃的圣旨价值约在800万元人民币。

清晏园博物馆则提出了三点抗辩理由：第一，博物馆已经尽到了安保责任，失窃是不可抗力造成的；第二，借展协议中没有具体约定赔偿标准；第三，文物专家的评估报告缺乏科学依据，估价过高。

2003年8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要求清晏园博物馆立即归还剩余的七道圣旨，并赔偿张振华300万元。双方对判决结果均表示不满，随即提起上诉。

2004年1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在二审过程中，新的证据被揭示出来。张振华的律师提供了一份博物馆内部文件，显示在展览前夕，博物馆的安保系统就存在多处隐患，但管理层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并未及时维修。这份文件大大削弱了博物馆＂尽到安保责任＂的说法。

与此同时，文物部门的专家组对失窃圣旨的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估。专家们认为，这两道圣旨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更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其价值难以用金钱衡量。但考虑到实际情况，专家组建议将赔偿金额定在500万元。

2004年3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清晏园博物馆必须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剩余的七道圣旨，并赔偿张振华500万元。法院同时要求博物馆向张振华公开道歉，承认在文物保管方面存在疏忽。

然而，案件并未就此结束。清晏园博物馆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一再拖延执行判决。张振华不得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直到2004年底，在多方压力下，博物馆才最终履行了判决。七道圣旨终于回到了张家手中，500万元赔偿金也分期支付完毕。

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成为了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它不仅暴露出博物馆在文物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也为今后类似纠纷的处理提供了参考。但是，两道失窃的圣旨至今仍下落不明，这个遗憾始终萦绕在张家人的心头。

五、意外发现与最终归属

2015年10月，一场意外的发现让这个沉寂多年的案件出现了转机。在北京琉璃厂一家即将倒闭的古董店清理库房时，工作人员在一个尘封已久的保险箱中发现了两道包裹严实的黄绸圣旨。经过初步比对，这正是当年从清晏园博物馆失窃的那两道圣旨。

古董店的老板马上报警。警方调查发现，这家古董店的前任老板已于2010年去世，而这个保险箱一直无人过问。通过调取古董店的账簿记录，警方发现在2003年4月，也就是圣旨失窃后不久，该店曾有一笔金额高达50万元的神秘收入。

进一步调查显示，这家古董店与当年在广州出现的地下古玩交易群有着密切联系。警方循着这条线索，最终在广州抓获了三名犯罪嫌疑人。这三人都是职业倒卖文物的惯犯，其中一人曾在清晏园博物馆当过临时工。

2016年初，这起尘封多年的文物盗窃案终于水落石出。原来，这伙人早在展览筹备期间就开始策划盗窃。利用在博物馆工作的内应，他们获得了展厅的详细布局图和监控系统的运行规律。在实施盗窃时，他们先是破坏了监控系统，然后用复制的钥匙打开展柜，整个过程显示出极强的专业性。

然而，盗贼们并没有等到预期的高价。当时的文物市场对清代圣旨的价格估计过高，实际成交价远低于预期。最终，这两道圣旨仅以50万元的价格被卖给了北京的这家古董店。店主因为担心文物来源有问题，一直将圣旨锁在保险箱中，直到带着这个秘密离世。

2016年3月，在经过严格的鉴定和法律程序后，两道圣旨终于回到了张家人手中。为了确保文物的安全，张家这次选择了一种新的保管方式。他们与陕西省博物馆签订了长期寄存协议，由博物馆提供专业的保护，同时张家保留所有权和展览决定权。

2017年，九道圣旨首次完整亮相陕西省博物馆。这次展览采用了最先进的防护设施，包括防弹玻璃展柜、红外警报系统和24小时高清监控。展览期间，每天都有专业人员对圣旨的保存状况进行检查记录。

2018年，张家决定将九道圣旨的数字影像资料无偿捐赠给国家图书馆，供研究人员查阅使用。同时，他们还出资设立了＂清代圣旨研究基金＂，支持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这些举措既保护了文物的安全，又让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发挥出更大的社会价值。

2020年，九道圣旨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标志着它们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张家人表示，他们会继续履行保护文物的责任，让这批珍贵的历史遗产永远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