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峰山，限制了湘资、沅澧两个区域之间的交流，湖南的文化区，以此天然区分

湖南，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以资、沅二水的分水岭雪峰山为界，形成了东、西两个区域。西部的沅、澧流域，属于云贵高原的东缘，东部的湘、资流域，多为江南丘陵，湘水下游为洞庭湖平原。

“隔山不隔水”，山与水，都足以阻隔人的活动，但对于古时的人们，水上可以有木舟、竹筏，翻山越岭则要困难的多。甚至，在更多的情况下，河流是交通路线，而不是交通障碍。

地貌，限制了两个区域之间的交流，而区域内相对便利。湖南的文化区，以此天然地区分。生活在这里的人，自商周开始，已有天然的差异。湘资流域，与江西的古越族类似；沅澧流域，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相近。

以此为人文源头，湘资与沅澧，各成系统。

而湘资流域，尤其是湘水，长期居于前列。在首都位于北方、与岭南的交通为南北干线的时代，湖南是便捷之地，而湘水是便捷的航道。文化，随着河谷、要道等以最快的速度，向最远的方向传播；在交通线附近，则向两侧散开。湘水，就承载了这个速度和方向，也是这个“两侧”的中心线。它的沿岸，得风气之先，财货通，人才出；离它远的地方，气势郁结不畅，荒凉僻远。

天然之外，也有偶然。秦始皇征伐南越，分兵五路，四路在湖南，而三路又在湘水。汉兴，与南越对峙，湘水上游仍是战略要地，汉代这里密集的县级政区的分布，正是这个形势的反映。此后，湘水流域由此逐步向下游开发。

循吏，奉公守法的地方官，他们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民思，自司马迁《史记》中首创《循吏列传》，历代正史均记载了那些对地方发展做出贡献的州县官吏。湘水上游的开化，也得益于一些循吏的教化。东汉时的卫飒和茨充，先后为桂阳（以今郴州为中心）太守。当时的土著，没有学校和“婚姻之礼”，卫飒和茨充做了移风易俗的贡献，不到两年，风俗大变。

湘水中游，长沙为一方都会，《南齐书》记载这里“民丰土闲”，是一块虽然少有富贵之家，但也不忧冻馁的乌托邦似的土地。唐代，湘水中上游仍是整个湖南相对发达的地区，刘禹锡觉得潇湘间“无浊气”，人们“清慧而文”。

但发达，仅是相对。直到五代以前，长沙也是杂有名为“莫瑶”的少数民族，作为文化区的分异，沅澧流域更未开化，那里的森林河谷，是更“多杂蛮左”的地方。

南宋，是湖南两大文化区都有长足进步的时代。兴学，可以衡量文化水平的标志。湘资流域自北宋岳麓书院兴盛后，南宋石鼓书院兴起于衡州，而道州因为周敦颐家族的存在，成为耀眼的地方。周敦颐一家有七进士，其本人身后更被推为理学开山祖师，不仅道州有祭祀他的祠，连毗邻的永州也为之立祠。

当鼎州在宋代升为常德府后，它更具有了沅澧流域中心的地位。它不仅有府学，武陵县也有了县学。

元明清三代，湘资、沅澧流域依然保持着各自的分区。所不同的是，沅澧流域一直是下游较为发达，而湘资流域，尤其是湘水，从之前的中上游到此时稳定于下游。在清代湖南建省后，长沙成为省会，更是两大文化区的中心。

湘资流域的古渔歌，有着自由、舒缓的节奏，好似江阔水深；沅澧流域的竹枝词，格调哀怨

方言、婚俗、民歌、民间信仰等，可以窥见一个文化区的特色。

湘资区以湘语为主要特征，在靠近江西的地方，流行赣语；而沅澧区，主要讲西南官话。

婚俗方面，体现湘资区与沅澧区显著差别的，是送亲。女家送亲，代表整个家族，在湘资区，儒家礼制影响深远，男性承担了这一责任。而沅澧区的送亲，多由母、嫂等女性完成，清代地方志中记载的龙山“姑嫂”送亲，凤凰、花垣姑娘姐妹、母嫂姐妹送亲，都是生动的蛮风遗存。它，是不合儒家礼法的。

民歌，自唐代起稍微明了。“欸乃一声山水绿”，湘江上游潇水一带的船歌，以其独有的发语词“欸乃”而称为“欸乃曲”。因为没有曲谱留下，这种民歌已经很难熟知，只能从柳宗元、元结的诗中想见，它们有着自由、舒缓的节奏，曲调悠扬，好似江阔水深。

沅澧流域，竹枝词是最著名的民歌。刘禹锡学习了《竹枝词》，并改作新词，风土人情、男女恋情，成为他词的主题，武陵蛮俚，都唱他的歌谣。竹枝，这种很有可能来源于巴人的民歌，使沅澧的文化更趋近于西南地区。它们七言四句，大多格调哀怨，所谓“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

现代湖南，沅澧区有着发达而又形式特别的田歌，而湘资区，或没有田歌，或有而不发达。

沅澧区的田歌，称为薅田鼓或茶山鼓，劳动号子与山歌结合，用锣鼓和钹伴奏，在山区集体劳动时歌唱。民国《慈利县志》用一组押韵的四字句描画了它的田野之趣，“琐琐琐琐，数如家常，歌声鼓声，咋抑倏扬”，进而农民在田歌之乐中，“乐且未央”。而更早的同治《芷江县志》更形象地还原了它最初的薅草“功能”。农民用脚代替锄头，有人“击鼓为节”，如此徐徐前进，“且行且拔”，“于是芜草皆尽”。

如果把视野稍微放大到西南地区，这种薅草锣鼓是广泛分布的，它只是沅澧区与西南相同的诸多文化特征之一。

民间信仰，深深植根于文化心理。南岳朝香，是湖南一个很有特点的习俗，信士亲身到衡山烧香许愿、还愿。对某座山岳的共同祭祀，这，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

宋人戴复古行于湘中水乡，在一片村醪酒和晚稻香中，遇见吹箫打鼓、远来朝岳的信众，他们并非当地百姓。朝香者的虔诚也非今人所能想象，那类似于藏民的朝拜。从道光《衡山县志》和同治《浏阳县志》可以看到，他们用红布抹头，三步、五步一扣头，“号佛之声载道”。也有到庙里，在廊檐长跪，直到一根蜡烛燃完方起身。

在沅澧区，民间崇拜，则一是马援，一是竹王。

东汉时，武陵郡（今常德一带）的五溪蛮暴动，马援率军征讨，起初战胜，但后来大败，他本人也染病身死。但当地居民对他的畏惧，则深深铭刻在记忆之中，成为五溪故地的信仰特征。

唐代刘禹锡在常德，那里有祭祀马援的伏波神祠，元代王沂也在“伏波祠畔青枫晚”的时候到来，而且，自入常德，“村里每立马伏波庙”，成为该地的特征。清代的辰州（今沅陵），也是“祖每尊盘瓠，祠皆祀伏波”。

竹王崇拜，是来自夜郎故地的古俗遗存。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夜郎侯以竹为姓，汉武帝平定西南夷，杀夜郎侯，但土著崇敬他，请求武帝立其三子为侯，这三子死后成为竹王三郎神。

这种与夜郎族源有关的崇拜，在辰州，在芷江，在乾州（今吉首），衍化出三王庙、百神祠等祭祀，隐隐表现出沅澧流域古民族与夜郎乃至巴蜀的联系。

长沙与常德，分别为湘资与沅澧区的中心

长沙，从西汉长沙国都，到南朝湘州治，再到唐代的湖南观察使治所，长期是湘资文化区的中心。

五代时马殷割据湖南，长沙为湖南全省乃至桂、粤北部的都会，“中州名家士多归之”，有“小长安”之号。宋代长沙为荆湖南路治所，“控扼湖广，号为重地”，“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小长安”，“似京都”，长沙也曾如此张扬。

除长沙外，湘资区的次级中心，衡阳、岳阳不当遗忘。

湘、耒、蒸三水相汇的衡阳，三国以来即为统县政区治所，更有南岳名山在侧，吸引文化人物，成为一文化中心。同治《衡阳县志》告诉我们，在长沙成为省城之前，商贾都把衡阳作为中转站，以通广西，各类商店只把长沙作为子店所在地。

岳阳，襟江带湖，总是因这个地理位置成为政区的治所。到唐宋时代，它成为贬谪文人聚集之地，或被贬至此，如张说、滕子京；或遭贬的人往来途经于此，如李白、韩愈、苏轼。只是，岳阳本地文化长期低迷，那些匆匆路过的文人名士们，没能给岳阳带来改变。仅就教育水平而言，宋代它不如平江，明代它不如华容，直到清代后期才成为一个中心，进士人数较多，还有了本土的著名藏书家。

沅澧区最大的中心当推常德。自先秦有黔中郡，东汉置武陵郡，辖沅、澧流域，后世澧水流域也设郡，沅水上游渐次置郡，但常德一直控扼上游。明代开发滇黔，常德成为“入滇必由之路”，那些崇尚奢华的人，超越了古代王朝的服饰等级制度，触犯国法而不顾。而清代后期，入滇的商贾和宦游人在这里安下家眷，市肆交易，甚至可与汉口相比。

常德扼沅水。澧水流域，与此地位相似的，是澧县。

隋朝将澧水流域统县政区的中心稳定在澧县，安史之乱后接收北方移民，“郡从兵乱年荒后，人似开元天宝时”，北方的战乱，反成为南方超越的契机。甚至，在柳宗元眼里，江汉以南的州，有十七八个让他看得上眼的，其中又以澧州为最。这个被贬永州的落魄之人，难得称赞一下让他他万分伤心的南土。

当明代澧州衰落，成为岳州府属县后，代之而起的，是沅水上游的沅州（中心在今芷江）。滇黔交通的丁字路口，这是它的优势；本地经济水平差，多靠外地人而兴旺，是它的劣势。明万历年间将偏沅巡抚设置于此，到清雍正年间，它匆忙中，繁盛了不到两百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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