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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北宋靖康二年（1127）四月一日，金军渡河北撤，并掳走了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勤王行动最终归于失败，没能挽救北宋王朝的覆灭。几十万勤王部队的人员去向值得关注，勤王行动失败的原因也值得深刻探讨。在金军先后两次大规模南下攻宋时，宋廷虽然两次都组织动员起数量众多的勤王部队，但勤王部队最终还是归于失败，没能完成保卫京师、护卫天子的使命。集结起来的勤王部队多被遣返回原地，一部分勤王兵逃跑，还有相当数量的勤王兵去做盗贼，剩下来的则成为南宋军队最初的班底。
一、勤王部队何去何从
大部分的勤王部队是被遣返回原地。金军劫宋徽宗、宋钦宗北去后，汇集于京师的勤王部队有三十余万人，其中大半是民兵，康王“悉罢遣之”，将民兵全部遣返。康王即位后，在建炎元年（1127）五月五日，将原属河北兵马大元帅府统辖的刘浩、丁顺、孔彦威和王善的勤王部队士兵分为三等，军人为一等；百姓强壮愿充军者为一等；年老的、年少的和体格怯弱的为一等。其中最后一等的人朝廷发给公据，令“逐人归业”，让他们回家从事本业。五月八日，开始“放散诸路兵”，将各路勤王部队遣返回营。返回原营的勤王兵每人还能得到朝廷三千文的赏钱，统兵官得到的奖赏则更多，曾光庭统率勤王兵回到零陵（今湖南零陵）后，剩下的犒赏银还有一千两。
勤王部队中还有一部分逃跑。姚平仲夜劫金营失败后怕因违反军令而被种师道诛杀就逃跑掉，“乘青骡亡命，一昼夜驰七百五十里”，骑一头骡子昼夜兼程逃离京师。河北、河东宣抚司统制官黄迪在部队被击败后，逃避不出。范致虚统率的陕西勤王部队在被金军骑兵冲溃后，“官吏皆遁”，统兵官都纷纷逃跑。知博州孙振手下军兵害怕和金兵作战，将孙振杀死后逃跑。泗州的勤王之师，由于统兵官统领不善，“类多遁归”，多有开小差跑掉的。李纲率兵入援太原时，士卒中也多有“弃下器甲逃避者”，在行军途中丢下器甲逃跑。
勤王部队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散为盗贼。勤王部队被金兵击溃后士兵们“往往溃而为盗”。刘文舜早先曾在济南府起兵勤王，部队被金军击溃后，转而为盗，四处骚扰。金军第一次攻宋时，宋廷对赶到京师的勤王部队“未尝有所犒赏，未尝有所帮助”，对勤王部队没有进行相应的犒赏和抚御，使得勤王兵心生不满，“强者尽为盗贼”，性格强悍的都去作了盗贼。康王即位后，遣返诸路勤王兵，“多有散而为盗贼者”。勤王部队中散而为盗的这些人四处剽掠，给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其患久而未殄”，盗贼所造成的祸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无法消灭。
勤王部队中未被遣返的那部分奠定了南宋军队最初的班底。清人赵翼通过统计就发现在南宋诸名将中无一不是出自山陕，指出“南宋之偏安，犹是北宋之余力也”。南宋名将中又有很多人正是从勤王部队中成长起来的。康王开兵马大元帅府时有兵一万人，分为五军。随后，副元帅宗泽率领一支队伍南下开德府与金人作战。“康王和宗泽分别率领的两支队伍，成为南宋重新组军的骨干。”
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二十二日，张俊就带兵跟随知信德府梁扬祖赴大元帅府，康王命张俊为大元帅府后军统制。靖康元年四月，鄜延路副总管刘光世也领兵赴大元帅府会合，康王命刘光世都提举五军。王渊、杨惟忠、韩世忠也率领河北勤王兵到大元帅府。康王即皇帝位后，设置御营司，以总军中之政，以王渊为都统制。原大元帅府五军改为御营五军，韩世忠为左军统制，张俊为前军统制，刘光世提举御营司一行事务。金军撤走后，宗泽率领部队进入京师。宋高宗即位后，命宗泽为东京留守，宗泽最初统率的勤王部队发展成为东京留守司军，岳飞军就“起源于东京留守司军”。后来，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都成为南宋统率一路大军的主帅，带领部队继续与金人作战。
二、勤王行动的失败原因
北宋自宋徽宗即位后，童贯、高俅长期掌军，军政日益败坏，主要表现为军队缺额严重且长期不招补，将帅肆意侵夺、役使士兵，军队没有正常的军事训练，赏罚不明等。广南西路两将定额一万余人，实际情况却是“兵阙六分”，河北将兵“十无二三”，陕西诸路“兵亦无几”，处于对辽和西夏作战前线的河北、陕西地区，军队缺额也同样严重。军队缺额严重，朝廷却又“久不招填”，长时间不招补。后来为了能快速弥补兵员的严重不足，在招募新兵时但求数量，不管质量，“受逃亡，收配隶”，连刺配的犯人和先前逃亡的士兵也都在招补之列，还往往将年龄幼小、体格怯弱等不符合招兵要求的人一律招入军中。
即使这样，禁军中依然是“阙而不补者大半”，有一大半的禁军还是处于严重缺额的状态。这种情况一直到金军南侵时也没有得到改善，为了对付金军，宋廷一方面将六十岁以上已被淘汰为民的老兵重新招到队伍中，在勤王部队奔赴京师的路上，就有不少老兵“冠葛巾扶杖而行”；另一方面，宋廷又不得不大量招募民兵以弥补禁军数量的不足。而临时招募来的民兵却是“易合而易散”，遇敌后往往“望风奔溃，不敢向贼发一矢”。
将帅侵夺、私役士兵军队中各级将帅通过各种办法侵夺士兵，“或军司上下，公然乞觅；或因事为名，率敛钱物；或逐月请受，刻剥钱数”，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而且刻剥程度也相当深，致使“诸军衣食不足”。受侵夺的士兵们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很难维持，不得不另外采取其他手段谋生，“虽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为衣食”，禁军中多有靠卖苦力维持生活的。各级将帅除了在经济上侵夺士兵的钱粮外，还对他们随意役使，高俅就经常使唤禁军以充力役，凡自己家里修盖房子之类的活儿都让禁军去干。各级将帅还让禁军士兵学习各种手艺，从事生产经营，自己从中牟利，造成大量禁军不务正业。
北宋末期，军队正常的军事训练已无法保证。一方面，士兵因为要承担各项杂役而妨碍了训练，“多充杂役”而导致“禁军训练不精”。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将骄兵惰导致的懈怠。在京隶属于三衙的十余万马步军“士卒骄惰”，多年“不复教阅”。东南将兵也是“游手末作，不习武艺”，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河北沿边州军的边防部队竟也是“不知有战阵守御之事”，不进行军事训练，整天只知道饮酒作乐。军队中即使进行一些军事训练也是“仅应文具”，完全流于形式，起不到应有的效果。金军入侵后，神臂弓本是可以有效抵御金军骑兵的制胜武器，“然军兵中能射者亦少”，因军队长时间荒废军事训练，士兵中已经很少有人能射神臂弓了。
赏罚严明，才能激励起斗志，凝聚起军心，使三军用命。可北宋末期，军队中有赏罚失律，“功者赏逾期，败衂者罚不及；用命死敌者，以收身不到为名而无赠恤；遇敌奔溃者，以转山迷道为辞而反招收”，立下战功迟迟不赏，战败之人又得不到相应的惩处，对力战阵亡的士兵以找不到尸首为名不加以抚恤，而对遇敌崩溃的士兵则重新招收入队。禁军逃亡本是死罪，而童贯却允许逃亡士卒“得改隶他籍”。如此赏罚不明必然导致人情积怨，人心涣散。北宋末年军政的败坏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将士的战斗意志，这是导致靖康年间勤王行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三、朝廷的妥协投降
在面对金军两次大规模的入侵时，宋廷不是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动员全国军民上下一心，誓死抗战，而是对金军一味奉行妥协投降的误国政策，企图用土地、金钱换取敌人的怜悯，这无疑是十分愚蠢也是十分致命的。在金军第一次攻宋时，金军就采取“以和谈佐攻战”的策略，一边不断进攻，一边与宋和谈，对宋进行外交讹诈。而宋廷畏敌如虎，没有誓死与敌一战的勇气。
金将斡离不率领部队逼近京师时，李邺奉使到金营讲和，回来后为金军张大其势，大唱妥协投降的调子，感慨金军“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指出“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宋廷上下对金军更加恐惧。斡离不抵达宋京师后攻城并不顺利，此时宋廷一面组织京师的防御，一面催促各路勤王部队，但更重要的工作却是与金人和谈，并最后接受了金人提出的非常苛刻的议和条件。
和议定下后不久，种师道统率陕西勤王部队赶到京师，还没入城，宰相李邦彦就给种师道降下命令：“金人和议已定，敢言战者族。”告诫勤王将士如果有人胆敢声言出战，破坏和议，灭其九族。出战杀敌反倒要获罪，宋廷对金表现出十足的投降态度。随后，各路勤王之师汇集京师，总兵力达二十余万，宋钦宗命种师道为京畿、河北、河东宣抚使，统率到京的各路勤王部队。
而金斡离不军只有大约六万人。后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不听指挥，擅自领一万兵马夜劫金营，被金军击败。但勤王部队损失不过千余人，种师道建议“正当再击之”，再次出兵出其不意全歼金军，“宰执皆不听”，宋钦宗也十分震恐，于是下诏，命不得再进兵。同时，将来京勤王的民兵全部遣返，“不复有用兵意也”，彻底丧失了作战勇气。靖康元年（1126）二月十日，金军北撤，种师道请求在黄河岸边设伏大军，等金兵渡河时，将其全歼，免生后患，朝廷不允，只是以姚古、种师中等领兵护金人过河。
李邦彦还奏请在河北、河东立起大旗，命令“有擅出兵者并依军法”，对出兵邀击金军的人要军法从事。随后，宋钦宗又罢免了种师道宣抚使的职务，夺去了他的兵权，并于二月二十四日，遣返诸路勤王部队，“罢诸道勤王之师”。由于宋廷对金人的妥协投降，二十万勤王部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六万金军顺利北撤，失去了全歼金军的宝贵机会。金军撤围后，朝廷上下“幸于无事，恃以为安”，武备益弛。种师道、吕好问都曾请求调集军队驻屯京师附近，防止金军再来，但朝廷不予理会。靖康元年（1126）四月，李纲任知枢密院事时也调发全国诸路勤王部队来京，但朝廷坚信和议，以为金军定不会再来，于七月又下诏将早已起发上路的勤王之师“减罢大半”。
靖康元年八月，金军又分兵两路第二次南下攻宋。金军的策略还是和第一次一样边和谈边进攻，麻痹宋廷，瓦解北宋的作战士气。宋廷这次依旧对金奉行妥协投降的政策，对金人所提出的层层加码的要求全部接受，完全寄希望于金军能主动撤兵，而不进行积极备战。靖康元年十月，同知枢密院事种师道在金军攻陷真定（今河北正定）、太原（今山西太原）后，为防止金人渡河，召南道都总管张叔夜和陕西五路制置使钱盖分别领勤王兵十四万八千人和十二万人来京师，二人领兵起发。
不久，种师道死，执政的唐恪、耿南仲专主讲和，“乃以文止陕西、南道之兵”，命张叔夜和钱盖的勤王部队散屯别处。《孙子兵法》讲：“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就是说两军对垒，不能寄希望于对方不来进攻，而应该将重点放在己方有所准备，使对方不敢来进攻。可宋廷在与金军的作战中总是一味地屈膝妥协，自毁长城。宋钦宗直到金军渡河后直逼京师时，才有所醒悟，仓皇之际，“分遣五路使臣征召天下之兵”，但为时已晚，金军轻松抵达开封城下对宋京师开始了围攻，并从容分兵扼守勤王部队的来路，这也是后来勤王部队很少有到达京师的重要原因。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军攻破外城，京师不守，这时，宋钦宗不得不前往金营与金军议和。随后，宋廷下诏并遣使臣黄深宣谕各路，告知各勤王部队“和议已定，宜止天下勤王之兵”，让勤王部队停止向京师进发。于是，“四方勤王之师坐视不得进”，几十万勤王大军环绕京城，却不能再前进一步。
宋廷对金军的妥协投降最后换来的却是北宋亡国，宋徽宗、宋钦宗“端坐都城，束手就毙”，成为金军的阶下囚，被掳掠到遥远的金国，这真可说是作茧自缚。金人实际上也并非有什么高明之处，主要是“宋朝之过于无用”，一味地对金人妥协投降。宋廷对金奉行妥协投降的政策使勤王部队错过了歼灭金军的宝贵机会，错过了入援京师的最后机会，并大大挫伤了勤王部队的战斗意志，这是导致勤王行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结语
勤王部队军纪败坏，赏罚不明，后勤保障多有欠缺，又没有一个能有效调动指挥全军的统率机构，部队的战斗力普遍低下。更重要的是，宋廷对金坚持奉行妥协投降的错误政策，不愿也不敢与金军作战，勤王部队的不少将帅也是畏敌如虎，在勤王过程中或领兵不进，或避敌逃跑，彻底丧失了战斗意志，勤王行动的最终失败也是在所难免。
但是，面对外敌的入侵，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爱国军民共赴国难，纷纷组织、参加勤王部队，同仇敌忾，义无反顾，表现出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
参考文献：
《李纲全集》
《三朝北盟会编》
《宋史》
《宋朝兵制初探》
《中兴小纪》
《宋朝诸臣奏议》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