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集结后下一步怎样行动？

早在1938年2月14日，项英、陈毅就向毛泽东建议：

新四军“不宜全部集结岩寺”，应“尽可能向前伸出至浙、苏、皖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

第二天，毛泽东复电：

同意14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苏浙皖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地。

不久，新四军第1、第2支队挺进苏南和苏皖边开展游击战争，就是按毛泽东这个指示进行的。

5月4日，毛泽东就新四军应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致电项英：

“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

“在侦探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

“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人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

项英认为，这个指示非常重要，立即组织东南分局、军分会的成员学习，同时转发各支队，并要负有进军苏南敌后任务的第1、第2支队认真研究执行。

是年6月，陈毅、张鼎丞率第1、第2支队先后挺进至苏南和苏皖边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进入江南之前，日军感到其后方安全，从常州、镇江、南京、当涂到芜湖一带，只驻扎两个联队；

新四军挺进江南，破坏日军交通，迫敌增兵防卫，从而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新四军各部转战苏皖一带，与日军周旋，并取得了多场战斗的胜利，为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初步基础。

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项英赶到延安与会。

会上，毛泽东指出：

“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

另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困难。”

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右二为项英 图片来自网络

最后，会议确立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党中央在组织上、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撤销以王明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代替对新四军的指导。

二、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派刘少奇来华中加强对贯彻“发展华中”战略方针的领导。

三、项英虽一度参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但对全会精神缺乏全面理解。

其返回皖南后，对“发展华中”并无积极布置。为此，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皖南，向新四军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统一新四军领导干部的思想。

四、抽调八路军南下协同新四军“发展华中”。

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有了明确方向和组织保证，从此蓬勃发展起来。

新四军进入苏南后，在当地群众和地方游击队的支援下，以简陋的武器装备向敌人不断发起进攻。

7月1日，第1支队2团1营攻克京沪铁路新丰车站，全歼日军40余名。当地游击队和老百姓闻讯赶来助战，破路基、拆铁轨、割电线，使日军在江南最重要的交通运输线陷于瘫痪。

7月6日，第2支队3团1营在京芜铁路当涂段，颠覆日军一列军车，缴获大批军需用品。

7月14日，第1支队1团夜袭南京近郊西善桥据点，并破坏了京芜铁路一段路轨。

8月13日，该支队第2团奇袭句容县城，毙伪军40余名，捣毁汉奸建立的维持会。

此外，新四军第1、2支队还取得了新塘、竹子岗、高资、仓头、华山、横溪桥、当涂等大小百余次战斗的胜利，连南京近郊日军重兵把守的飞机场和雨花台下，也不断传来抗日游击健儿的枪声。

与此同时，新四军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扩大抗日力量。部队每到一地，一面组织发动基本群众，一面广泛联系社会名流，开明士绅、民族资本家及地方武装上层。采用各种形式，深入了解和掌握各阶层人士的经济利益、政治动向，因势利导地进行团结、教育和争取工作，动员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投入到抗战行列上来。

纪振纲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纪振纲是茅山东麓茅麓公司经理，拥有13000多亩土地和一支配备精良的二三百人的自卫武装，主要经营茶叶，自称“十年经营，四十万投资”，是茅山地区有名的实业家。

他在茅山地区实力很强，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很大潜在势力，是包括日军在内各种政治力量都想拉拢的中间代表人物。

团结纪振纲抗日，十分必要。为此，陈毅亲自登门拜访，多方开导，动之以情，陈之以理，晓之以义，鼓励和推动他趋向抗日，支持抗战。

抗战期间，纪振纲多次在上海为新四军募捐，采购药品器械，并负责运送到茅山，掩护这里的新四军伤员，还召集当地士绅为新四军募捐寒衣近5000套。

1938年冬，日军占领茅麓公司，纪振纲被迫出走上海，行前将自卫武装悉数交给新四军。

经过艰苦工作，越来越多的人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原国民党句容第二区区长樊玉琳、原泰兴教育局局长、爱国知识分子巫恒通，经过陈毅等人的启发教育，接受党的领导，光荣入党。

其他，如句容南乡拥有万亩土地的大地主王诚龙、王诚凤和横山地区的业文明、溧阳地区的陈湘甫、金丹武地区的岳道仁、夏震等开明士绅、社会贤达以及茅山地区的宗教人士，也都成为党和新四军在苏南开展统战工作的成功典型。

在他们的带领下，大批处于观望的中间派人士，转变态度和立场，以实际行动帮助新四军克服初到江南缺乏人员、武器、经费和情况生疏等困难，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

除了主意对当地乡绅、名流及各界知名人士进行统战外，新四军进入苏南后，还深入开展民运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他们发挥红军优良传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发动群众抗日和关心群众的实际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不仅以胜利的战斗鼓舞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更是以模范的纪律感染和发动群众。

部队每到一处，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利用座谈会、军民联欢会、代表会和话剧、活报剧、街上头演讲等形式，大力宣传我党的抗战主张和政策。

同时，还派出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队，深入到基本群众中广泛宣传，号召江南人民支持新四军抗日，动员热血青年参加抗日队伍，注重对青年的培养教育。

第1支队在镇江宝堰的前隍村和溧水的新桥地区，第2支队在当涂新市和大官圩地区，举办了青年抗日培训班，培养了大批抗日斗争的骨干分子。

同时，对那些勾结日伪、阻碍抗战、假抗日之名，行土匪之实的土匪武装，如盘踞在苏皖边境地区的朱永祥、韩吉昌等部，坚决镇压。

1938年，新四军第1支队司令部发布文告，号召抗日人民粉碎自治维持会等汉奸组织“对甘心卖国求荣替日寇工作之汉奸组织一律予以根本歼灭，并号召抗日人民人人有扑杀汉奸粉碎其一切组织之权”。

发动群众摧毁地方自治会，维持会等伪政权，肃清汉奸敌探及土匪武装，这对发动群众奋起抗日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0月，第1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再次发布文告，公布减租减息的具体办法，指出减租减息是关系到全民的生计问题，如“得以解决，使然一致团结、加强抗战实力，以收击退日寇，恢复失地之效”。

经过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在群众已基本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各界抗敌自卫委员会和抗战动员委员会相继成立。

1938年7月，镇、句、金、丹4个县抗敌总会在镇江宝堰镇成立，推举纪振纲为主任，樊玉琳、王丰庆为副主任。

8月，在第2支队活动地区，张鼎丞在大官圩地区马家桥主持成立了当涂县抗日民主总动员委员会，国民党县长丁绩咸为主任，邵时安为副主任。

同月，宣城水阳成立了抗战动员委员会，开明士绅张云门为主任，施恒和为副主任。

随后，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工人救国会、商界救国会、教育界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在茅山地区建立起来。

镇、句、丹、金4县抗敌总会成立不久，就有60多个乡成立农抗会，5万多农民参加了抗日组织。宣城水阳地区也有3万多农民参加农救会。自卫会、游击小组等群众性的抗日武装也纷纷组织起来。

广大群众抗日热情高涨，他们节衣缩食，为新四军筹粮秣、做军鞋；出生入死，救护伤员，掩护干部战士；送情报，站岗放哨，侦察带路，破坏公路，配合部队作战；开展锄奸活动，巩固地方治安。

正如陈毅后来说道：

中国兵力弱于日本兵力，但中国兵力加上中国民力就大大超过日本兵力。所以，中国军民合作，就能战胜日本强盗。

新四军开进苏南之后，特别重视党组织建设。早在1938年7月，中共中央东南局就派吴仲超、丘东平带领一批干部，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名义，在丹阳延陵地区组建抗日团体，发展党员，还成立了中共苏南区工委，吴仲超为书记。

新四军官兵合影 图片来自网络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新四军第1、2支队活动的区域里，已经建立了3个特委，14个县（工）委，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根据地建设的领导，中共中央东南局决定成立苏皖区党委。

1939年12月，在金坛县建昌圩丁家塘召开了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19日通过《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宣布成立中共苏皖区委。

此举，标志着新四军进入江南一年半以来先后在各地创建的10多块分散的抗日根据地和数十块游击基地。不仅在地理上造成了一片，军事上统一指挥，而且从党的领导体制上也实现了统一，为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

至1939年底，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控制人口超过140万人，新四军也从1000人发展至1.4万人。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11月，李克农遵照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指示，来到安徽，与从国民党苏州监狱获释后，恢复组织关系的张恺帆、黄育贤两同志组成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负责在这一地区建立党的组织，领导群众抗日。

不久，无、巢、庐、桐、舒各县党的组织纷纷成立，皖中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开展起来。

1938年4月，皖中工委改为以黄育贤为书记的舒城中心县委。这时，日军相继占领芜湖、合肥、巢县等地，国民党部队纷纷撤往大别山腹地，整个皖中地区人心惶惶，一片混乱。

为了保卫家乡，无、巢、庐、舒、桐等县党组织，组建了几支抗日自卫武装和游击队，安定社会秩序，推动群众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2月，红28军和桐柏山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在皖西集结。随后，他们挥师东进，翻山越岭，日夜兼程，于四五月间抵达无为、巢县等地。

接着，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令9团进入巢县银屏山区，寻机打击日军，这里方圆百里，山岭险峻，有险可守，是隐蔽和出击的好地方。

9团的官兵大多是经过3年游击战争锻炼的老红军，装备虽然差，但政治坚定，作风顽强，到达银屏山后，副团长高志荣即派侦察员深入察访，了解敌情。

他们从当地百姓那儿获悉，自巢县沦陷后，日军经常下乡“扫荡”，蒋家河口一带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

这个河口位于巢县东南5000米，杂草丛生，芦苇茂密，高志荣决定在此设伏，为了进一步了解敌情，侦察员化装暗中侦察了3天，掌握了日军的活动规律：

每天上午八九点钟，日军都要到蒋家河口一带骚扰。他们从巢县出发，乘一两艘汽艇或木船，人数为10人至30人不等，抢掠后于午饭前返回。由于从未遇到过抵抗，其戒备十分松懈。

随后，9团拟定了详细的歼敌计划。5月11日傍晚，部队像一把利剑直插蒋家河口，第二天拂晓，按预定计划设伏完成。

图片来自网络

上午8时左右，巢县方向的河面隐约传来汽艇的“嘟嘟”声，大家顿时警觉起来，汽艇渐渐驶近，战士们已能清楚地看到鬼子们头上的钢盔和步枪上闪亮的刺刀。

随即汽艇靠岸，毫无防备的日军一个个倒背着枪，“哼哼呀呀”地唱着歌，大摇大摆地跳上岸来。

见此情景，设伏的新四军个个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指挥员一声令下，战士们手中的机枪、手榴弹一齐怒吼。

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措手不及，不敢抵抗，后退返回汽艇，但汽艇这时已被手榴弹炸了个底朝天，被困水中的日军只能被动挨打。

这场战斗干净利落，仅20分钟歼敌25名，缴枪15支，新四军无一伤亡，首战告捷。

5月15日，《新华日报》率先公布了这一消息。此后，第4支队在安合公路两侧频频出击。

1938年9月，第4支队7团3营，从安徽省怀宁县东北的洪家铺出发，进至安庆西北的铁铺岭一带活动，准备破坏安庆至桐城公路上日军运输线。

13日中午11时许，从安庆方向开来3辆日军汽车，设伏的新四军用手榴弹将第一辆打翻在路旁水沟。

正当车内日军挣扎着爬出水沟时，第二辆汽车驶来，日军蜂拥下车，与从水沟内爬出的日军会合，共约20余人，退至老陈屋顽抗。

日军最后一辆汽车见势不妙向后退出逃跑，新四军迅速迂回至老陈屋背后，将这股日军完全消灭。

整个伏击战历时仅仅半个小时，击毙日军分队长一名、士兵28名，缴获长枪28支、手枪一支、日本旗一面、军用品一批，新四军牺牲士兵4人，伤一人。

九十月间，为配合武汉保卫战，第4支队在安合公路两侧多次伏击日军运输部队，缴获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一批。

9月2日夜，支队特务营和7团3营4个连及两个便衣班，从挂车河出发，拂晓进抵安徽省安庆至桐城公路上之棋盘岭埋伏。

3日上午9时许，日军汽车80余辆驶近棋盘岭隘口。便衣班首先将先头两辆汽车击毁，第三辆汽车也被集束手榴弹炸翻，后面汽车相继停下，长约500米。

接着，新四军官兵迅速出击，日军下车乱窜，被火力大量杀伤，其余退至棠梨山顽抗。

半小时后，新四军共击毁日军汽车50余辆，击毙日军70余人，缴获步枪21支、子弹700余发、小太阳旗百余面、防毒面具20余套、指南针20余个、文件两挑、照相机两架、食品罐头200余箱及其他用品，新四军牺牲干部一人、班长一人，伤7人。

9月3日，第4支队7团3营在安徽省安桐公路棋盘岭伏击取胜后，日军由桐城派出装甲车两辆，载100余人的步兵一个中队，每天来往巡查桐城至新安渡间公路。

该营于9月17日再次在棋盘岭设伏。上午11时，日军骑兵60余人从新安渡北上，后有汽车百余辆跟进。接着，他们又发现杨西桥附近日军装甲汽车向南驶来。

3营对新安渡前来之敌坚决阻击，重点伏击巡逻的装甲汽车。

第一辆被击毁，炸死敌10余人，第二辆的日军仓皇下车，利用地形顽抗，双方相持约30分钟，新四军从右侧向敌迂回，敌向洪家山退却，我军猛追，直扑堤岸，将敌大部消灭。

而后，残敌30余人向杨西桥方向溃逃。其时，警戒班对北上的日军骑兵以机枪猛烈射击，阻止敌前进。

战斗共持续一个多小时，击毙日军联队长、中队长4人、士兵80余人，伤6人，击毁装甲车两辆，毙马4匹，缴获步枪38支、手枪5支，左轮枪2支、军旗12面、子弹2000余枚。

战后，安桐公路5天不通，桐山、舒城、潜山之敌被迫撤退，而我新四军牺牲排长一人、班长一人、战士一人，伤副排长以下6人。

武汉沦陷后，第4支队8团和东北流亡抗日挺进军越过淮南铁路，进入巢县、含山、和县、全椒、江浦等地开展抗日活动。

与此同时，支队将新四军无为第二中队、桐城学兵连、舒城东沙埂游击队、庐江白石山游击队、巢南游击队等地方游击队统一改编为第4支队领导下的游击第2纵队。

林维先（左二）与战友合影 图片来自网络

同年10月，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7团特务营和手枪团一部在游击第二纵队的配合下，护送进步人士胡竺冰、翟宗文就任无为、庐江两县县长，惩治了既不抗日，又拒不卸任的无、庐两县县长韦廷杰、李自强，歼灭和解除了反动武装2000余人。

同年11月，第4支队9团在团长顾士多的指挥下，袭击了含山县运漕镇的日伪据点。

1938年冬，第四支队奉命开赴皖东抗日前线后，为了加强对江北新四军部队的指导，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于1938年11月率军部特务营由皖南到达皖中无为地区，将庐江、无为地区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由孙仲德任司令、黄岩任政委、桂逢洲任参谋长，活动于皖江地区，协助新四军第2、3支队在皖中地区扩军，筹集粮款，积极抗击日伪和打击顽固势力，广泛地进行游击战争。

这一时期，桐、舒、庐、巢、无、和、含也先后建立县委，成立了抗日动委会和各种抗敌协会，为以后建立皖江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叶挺、赖传珠、罗炳辉、张云逸等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图片来自网络

1939年5月中旬，经党中央批准，在庐江东汤池成立了以张云逸为指挥、徐海东为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1940年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成立皖中军政委员会，何伟任书记，统一领导皖中地区的工作。

就在皖中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在皖中制造摩擦，加紧进行反共活动。

桂系李品仙掌皖后，下令解散各县抗日动委会，并于1940年3月无故扣留从江南北渡至无为刘家渡的张云逸的眷属，杀害了随行人员20余人，活埋了我前往交涉此事的江北游击纵队宣传科长田丰。

同年4月，桂顽吴绍礼率部乘江北游击纵队后方空虚，袭击纵队司令部所在地无为牌楼，纵队参谋长桂逢洲牺牲，我军和地方党的领导机关撤至肥东、定远，只留少数武装人员就地坚持斗争。

为了打击日寇的疯狂进攻和回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做出深入敌后，发展武装，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

1940年7月，胡德荣、廖成美、顾十多等同志先后率领游击武装重返无为、巢县及和县、含山一带开展武装斗争。

同时，林维先率领的新四军第3支队5团3营也从皖南开赴无南、桐城、庐江一代进行敌后游击活动，使得皖江地区的抗日形势得以恢复和好转。

至皖南事变前，皖中地区不仅有着机构健全的党组织，1940年9月15日，还建立了行政机构——以后奕斋主为主任的和含巢无各区联合办事处。

在无为三官殿、石涧、虹桥等地，新四军还相继建立了区、乡民主政府，推进了减租减息政策，派出征收税赋的工作人员，皖中地区已初步发展成为抗日根据地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