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读杜甫的五言律诗《薄暮》之时，插队生活日复一日的单调劳作与无望前景虽将我整个倾覆，但18岁的年纪毕竟如春芽爆枝、夏雨倾盆，其实是不懂当人生进入晚年时心中会有怎样的忧伤和寂寥的。
如果说“江水长流地，山云薄暮时。寒花隐乱草，宿鸟择深枝”，这诗中暮景的四句不难理解，那随后暮情的四句——“旧国见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鬓发白成丝”对当时的我来说，其实与孟子的“乡者闻之，薄暮而归”的寓意差别不大，不就是天黑该归巢了吗！？
不过，接近半个世纪后，当我也在不知不觉中跨进或即将跨进薄暮时分，寒假里畏惧江南阴冷的冬季，躲到温暖的清迈，找间“茅屋”，每日写作到下午五点，倚着夕阳，拿出心越的博士论文——《薄暮时分：一个中国养老院的民族志研究》细读时，远处素贴山下的薄暮余晖，真的会悄悄浸入你慢慢由明变暗的心境。
虽说以社会学为业已整整40年，但因为研究兴趣的缘故，我其实一直到父亲去世的时候都没有真正接触过养老的议题。
父亲去世前五六年，因为二老从80年代末开始居住的干休所在市郊，加之当年的装修本就简陋（我记得地板是父亲自己用拼接木条铺就的），十几年下来已十分陈旧；恰逢此时原先的单位补了一套离市中心不远的两室两厅的房子给父亲，隔墙东侧就是空司大院，母亲一时兴起，想回到离我们原来住的北京东路57号大院不远的新房去，行伍一生，大半在空军服役的父亲自然也十分认同。于是，我帮父母装修新房，他们后来在那里也确实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但是，2009年父亲一走，寡居的母亲倏地觉得物是人非，加之院里的邻居来自不同单位，本就不太熟悉，原先干休所的房子又没有装修，老人家就临时起意要去养老院。
子承母命。我在临近军区大院的黄浦路上找了一家养老院，但母亲前后住了不到一年，却“折腾”了好几次：或嫌饭菜单调，或嫌护理阿姨叫不动，再或嫌看病不便；住双人间感到互有干扰，换成单间又觉得冷清孤独……母亲住过我家郊外的别墅，并不称心；住过我妹妹家别墅，白天倒有人陪着说话，但因为一层住房和大厅是半米高的错层，母亲又因糖尿病导致白内障和青光眼看不见，结果有天晚上起夜踏空摔倒，跌碎骨盆，痛苦不堪……于是，我只得再将干休所的房子装修好，让母亲重新回到干休所居住，一直到老人家2017年仙逝。
我曾经说过，无论你年纪多大，只要父母安在，别说你不会考虑死亡之事，你甚至对“老之将至”也不会特别敏感。但是，在父亲和母亲先后离世的八年内，我逐渐感受到了心越的博士论文所讨论的主题——老之将至所带来的新的困扰：如何在寿命越来越长的现代社会安然地度过漫漫余生，或如何在薄暮之年留住人生最后的夕照？
在一个人口日渐老化的社会，这恐怕绝非个人的困扰，已然成为不限于社会学家才会关注的公共议题。
养老成为一个具有社会学意涵的公共议题，其实从吴心越本人甚至其博士指导教师赵刚教授的研究或关注兴趣的转变也能看出。最早，心越在南京大学读的是中文系，毕业以后考入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
记得90年代的时候社会学系在心越老家“永安”办自学考试培训班，她的父亲当时在团市委工作，用自行车驮过我去课堂，所以10多年后当他的女儿选择社会学时，自然就选了我作指导教师。熟悉永安及相邻的阳澄湖的人都知道，不远处的沙家浜是“文革”时期人人会唱的京剧《沙家浜》的原型地，此时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自然被视为不可多得的“红色旅游圣地”，一时间包括中小学生和年轻的机关干部在内的游客爆棚。在这样的背景下，心越写成《讲述历史的方式——一个红色旅游区的建构与转型》，记得还在我与谢寿光主编的《中国研究》辑刊上发表过。
也是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那时两岸互动频繁，同胞之情满满，心越获得了去东海大学社会学系交换的机会，指导教师恰是我的或往大说是大陆社会学界的老朋友——高承恕教授。她在那里呆了一个学期，给老师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硕士毕业隔了一年，就再度获得去东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这次她选了早年获美国堪萨斯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的赵刚教授作指导教师。小时在眷村长大的赵刚虽从事过眷村文化和新竹的远东化纤罢工（1989）等田野研究，但对与全球化、多元文化和社会运动相关的理论更为倾心，从他那本《左眼台湾——重读陈映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中对理想主义、“保钓”运动和重建左翼的讨论，就能够瞥见其中的思辨与激进色彩。
记得2015年春我访问东海大学，做过一场“文化反哺：网络时代的代际关系”的讲演，主持人就是赵刚，评论起来还是一样的激进与犀利。那时，心越刚刚读博不过一两年，像所有“嘴馋”的小姑娘一样，读书之余常常会流连于东海大学附近的逢甲夜市，但几年后竟在赵刚教授的指导下写出这样一本完全以老人和老年生活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据说“薄暮之年”的标题就出自赵刚的点睛），不禁让人感叹：这世界变化快！
在变化迅疾的世界（不仅限于包括两岸在内的中国），由于医疗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一个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尤其是从退休到真正离世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自然会遇到如何打发余生的问题。如果说这个问题在身心尚且健康的“第三龄”还不是难事，那么到了心越所说的衰弱、失能的“第四龄”或耄耋之年时，就不可避免地会触碰到晚年生活最残酷的真相。
中国是一个传统悠久的国家，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为了维护宗法制度一直强调“尊老”和孝悌伦理，并将孝道视为日常生活中处理血缘亲子关系的基本准则。既然“善父母者为孝”（《尔雅•释亲》），虽然旧时的中国不免也有过“弃老”习俗，但主流的叙事却一直是孟子所云的事亲、尊亲和顺亲；一旦老人无力土中刨食，在物质生活贫乏的时代，强调“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又缺乏公共意识和相应的场域，养老所能采用的自然只能是家庭主义，即子代看护亲代的照料模式。从这一模式转到心越所讨论的当今以养老院为代表的机构养老模式，不仅与工业化或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念的变迁、公共资源的丰富及民间资本的介入相关，更涉及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平均寿命的提高，尤其是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所烘托出的养老需求的高涨。
尽管“一个中国养老院的民族志研究”在心越的博士论文中是副题，但实际上却是这一研究的主题所在。民族志（Ethnography）在人类学中又称人种志，是一种常见的研究方法和叙事文本，它的完成需要在较长时段的田野调查基础上、通过研究者切身的观察甚至参与实现某个群体或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描述，并由此提出对特定社会及其运作模式的解释和理解。
从投身社会学不久，我就从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的翻译中，领略过一本优秀的民族志通过对生活纹理的极致深描所能呈现的活泛景观，它堪与现代顶级光学镜头能够捕捉到的全息微妙竞相媲美。2020年，在新冠疫情开始的那几个月里，我甚至每天在自己居住的小区微信群里忙碌地“截屏”，曾想通过对“C栋出事”（发现了新冠患者）、“X国人来了”（仙林地区来自某邻国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很多，他们在那年春节后回来引发了小区居民的惊恐）和“二代们回来了”（由于欧美国家也开始流行新冠疫情，小区里留学的二代开始回国）等日常生活事件的虚拟或网络民族志描摹，讨论各式各样的传言所引起的恐慌对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影响。
当然，心越没有我那么闲适，她的民族志研究先后花了两个暑假和2018年的半年时间（足够的时间甚至两次以上的田野是现代民族志的基本要求），而且她的身份是“小阿姨”，“每周工作五到六天……（做）一些最简单、轻松的工作，比如扫地、擦桌子、打水、发放餐点、喂饭……旁听聊天”。因为不是正式的护理员，她没有参与“洗澡、换尿布这些进行直接身体接触、需要一定技术性的工作”，为此，严格的赵刚教授还认为“这可能是田野工作中一个不小的缺憾”。
针对导师所说的“缺憾”，受过专业训练并且天性敏感的心越也意识到，这种身体的接触无论对女性护理员还是对被护理的老人（当然异性尤甚，但有时同性间的接触一样存在尴尬与不适），都会因污秽（如便溺处理）和性/别身体等带来尴尬、羞耻和厌恶情绪。尽管心越通过观察，也发现了护理员们处理性别与身体界线的“划界策略”——展演专业、维系身体界线、“去性化”及重建道德论述，但要真正站在主位（emic）立场去理解界线背后的社会意涵却并非易事。
不过，你读《薄暮时分》，也能够感到正是因为始终处在叙事的客位（etic），才保证了心越的整个民族志叙事从研究者的立场上看具有清晰的思路与完整的结构。她从人生临暗这一所有人躲不过去的话题入手，谈及养老模式或照料方式的变迁，尤其是孝道的“外包”。走入养老院，观察年长者的“余生漫漫”，他们如何在丧失行动能力的同时，连带丧失自我尊严；并接着展开了养老院这一新的社群中的集体与自我间的融合与张力，在叙说入住老人相互间的“轧道”（交往）甚至“黄昏恋”时，依旧没有忘记在养老背后的主要存在于城乡间的不平等和异质性，让我们理解“特定背景下的制度和政策则仿佛是给一个人的命运所限定的框架或轨道，它是渺小的个体难以超越的”。
在讨论完被照料者之后，心越叙事的焦点转移到照料者“阿姨”们身上，被分为“合同工”和“临时工”的这两类女性，作为“孝道外包”的市场受雇者，先前或是农民，或是乡镇企业女工，这些“苦命”的基调不仅型塑了她们“今日的照料实践”，事实上也为她们的未来铺就了比养老院的被照料者更为“不安的晚年”。紧接着能够想象，在中国第一批“孝道”外包的老人和第一批专职“外包”孝道的下层女性之间，匆忙间建构起的自然只能是“脆弱的照护”；为了修补这一“脆弱”，正常的家庭其他成员都会持续地深度参与到养老院的生活世界之中，“成为照料服务的监督者、管理者，同时又以日常的礼物馈赠不断修补、维系着照护关系和家庭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