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接连失败，刘禅为什么还一直支持？其实他才是隐藏最深的人

世人皆知蜀汉北伐屡战屡败，却不知这背后竟是一场惊天大局。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数十次北伐，耗尽国力却终无寸进，这看似不智的战略背后，竟暗藏着一位君主的精妙算计。那个在正史和演义中被塑造成＂扶不起的阿斗＂的刘禅，其实才是这盘大棋的真正操盘手。为何他要在国力衰退之际依然坚持北伐？为何在朝臣反对声中仍执意支持姜维？这个执着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更深层的政治考量？让我们揭开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一、表象之下的精明君主

世人都说刘禅是个昏君，可鲜为人知的是，建兴元年（223年）刘禅即位时，朝中重臣魏延就曾上书，言：＂陛下聪明睿智，实非世人所知。＂这番话绝非奉承之语。

建兴三年，蜀汉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朝中一位叫做李恢的大臣，因不满诸葛亮的新政，联合宗室刘瑰等人上书弹劾。按常理，诸葛亮势大，这些人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可刘禅却做出了令人意外的决定：既不偏袒诸葛亮，也不处罚李恢，而是将此事交由尚书台详议。此举既维护了朝廷威严，又给诸葛亮留足面子。

建兴七年，蜀汉内部又起波澜。当时负责汉中防务的魏延，因不满诸葛亮的战略部署，多次上书请求单独领兵北伐。刘禅不动声色，只是让诸葛亮亲自去汉中安抚。此事后来不了了之，但魏延却从此收敛许多。

更令人称奇的是，刘禅对朝中各派势力的控制。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病逝，朝中一度陷入混乱。刘禅当即启用蒋琬为大将军，但同时提拔与蒋琬不同派系的费祎为参军，以此制衡。这一手段，让蜀汉朝廷始终保持稳定。

延熙年间，姜维多次北伐，耗费巨大。朝中反对声此起彼伏，可刘禅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力挺姜维。后来有史料记载，每次姜维北伐前，刘禅都会秘密召见尚书令李翊等主和派大臣，安抚他们的情绪。

延熙十六年发生的一件事，更能说明问题。当时反对北伐的大臣郤正上书，言北伐劳民伤财。刘禅不但没有降罪，反而加封郤正为光禄大夫。这一举动，既安抚了主和派，又没有影响到北伐大计。

世人都说刘禅软弱可欺，可知道吗？延熙二十年，宦官黄皓虽然得宠，但始终不敢干预军国大事。有一次黄皓想插手北伐军饷，刘禅当即下令：军国之事，宦官不得过问。这道命令虽短，却让黄皓再不敢越雷池一步。

就是这样一位看似懦弱的君主，竟在位四十余年而无大乱。期间东吴数易其主，曹魏更是政变不断，唯独蜀汉江山稳如泰山。这岂是一个昏庸之主所能做到的？

二、北伐决策的深层动机

延熙年间的一份朝廷档案显示，刘禅在支持姜维第七次北伐前夕，曾连续下达三道诏令：一是大赦天下，二是减免边境赋税，三是允许士族子弟从军。这三道看似寻常的政令背后，实则暗藏玄机。

建兴十二年诸葛亮逝世后，蜀汉朝廷内部矛盾逐渐显现。以李严为首的益州大族主张休养生息，而以蒋琬、费祎为首的中枢力量则倾向于继续北伐。在这个节骨眼上，刘禅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既不完全支持李严，也不偏袒蒋琬，而是让两派势力各自保持一定影响力。

延熙二年，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体现了刘禅的高明之处。当时姜维请求北伐，朝中反对声音很大。刘禅没有直接表态，而是先下令在汉中修建粮仓，同时派遣黄崇查访民情。这一举动既安抚了主战派，又给主和派一个交代。

更值得注意的是刘禅对世家大族的控制。延熙五年，刘禅下令在成都、绵竹等地开设官营工坊，专门生产军需物资。表面上看是为北伐做准备，实则打击了当地世家的经济基础。那些原本垄断军需生产的大族，不得不让出部分利益。

延熙十年前后，刘禅在处理军政大事时采取了一个特殊策略：每次姜维北伐归来，不论成败，都会召开大朝会。在朝会上，他总是让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大臣轮流发言，借此了解各方态度。这种做法，使得任何一派都无法独大。

具体到北伐本身，刘禅的支持也很有讲究。延熙十三年，姜维请求增派兵力，刘禅没有直接同意，而是让尚书台先行评估。等到评估结果出来，他才下令征调新兵。这种看似拖沓的决策方式，实则给了各方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

在民生方面，刘禅也颇有手段。延熙十五年，他一面支持姜维北伐，一面在成都、汉中等地开设义仓，平抑粮价。这既安抚了民众，又维持了战时供给。同时，他还不定期举行大赦，让更多人口补充兵源。

到了延熙末年，刘禅对北伐的支持更显精妙。每当姜维请战，他必先召集三公九卿商议。等到争论最激烈时，他才表态支持北伐。这种做法，既让主和派无话可说，又给了主战派足够底气。

值得一提的是，刘禅在位期间从未完全偏向任何一派。即便是支持北伐最力的时候，他也会保留一些主和派大臣的职位。比如延熙十八年，他在支持姜维北伐的同时，还破格提拔了主和派的谯周为太常。这种平衡之术，使得蜀汉朝廷始终保持相对稳定。

三、隐藏的政治博弈

延熙九年的一场朝会，揭示了刘禅治国的深层逻辑。当时姜维新败归来，朝臣杨戏上书请罢北伐。刘禅不但没有降罪，反而加封杨戏为侍中。这一举动背后，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大戏。

建兴末年至延熙初年，蜀汉朝廷形成了三股势力：以蒋琬、费祎为首的中枢集团，以李严为代表的益州士族，以及以魏延、姜维为首的军方势力。刘禅对这三股势力采取了不同的制衡策略。

首先是对中枢集团的控制。延熙三年，刘禅在任命费祎为尚书令的同时，又让与费祎不和的董允出任尚书。这两人此前就因军费开支问题多有争执。刘禅这一手看似矛盾的任命，实则是为了防止中枢权力过于集中。

对于益州士族，刘禅的手段更为巧妙。延熙七年，他下令在成都设立三市，允许商贾自由贸易。这个政策表面上是活跃经济，实则打破了士族对商业的垄断。同时，他还通过开设官营作坊，逐步削弱士族的经济基础。

军方势力的制衡尤为关键。延熙十一年，姜维北伐大败，军中怨声载道。刘禅不但没有追究姜维的责任，反而加封他为后将军。同时，他又任命了几位主和派将领镇守各地，以此平衡军中势力。

延熙十四年发生的一件事最能说明问题。当时主和派大臣上书，历数北伐之患。刘禅召开朝会讨论此事，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支持继续北伐。这看似是刘禅支持主战派，实则借此打击了益州士族的气焰。

在人事安排上，刘禅更显示出高超的平衡术。延熙十六年，他在支持姜维北伐的同时，还破格提拔了几位主和派官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郤正，此人素来反对北伐，却被任命为光禄大夫。这种做法，既安抚了反对势力，又不影响既定政策。

到了延熙末年，刘禅对朝廷各派势力的控制达到巅峰。每当姜维请战，他必先召集群臣商议。在争论最激烈时，他总能做出看似折中实则有利于北伐的决定。这种做法，既给了主和派表达意见的机会，又达到了支持北伐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刘禅对宦官集团的控制。延熙二十年后，宦官黄皓虽然得宠，但始终不敢干预军国大事。史书记载，每当黄皓想插手朝政，刘禅总能找到合适的理由将其制止。这种手段，确保了朝廷决策不受内廷干扰。

在这场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北伐成为了刘禅制衡各方的重要工具。通过支持北伐，他既维持了蜀汉的对外进取态势，又借机削弱了各派势力的影响力。这种看似矛盾的政策，实则暗含深意。

四、军政改革下的权力制衡

延熙十二年的一纸诏书，揭示了刘禅治军理政的独特手段。这道诏书规定：凡北伐军需，须经三署会审。表面上看是为了规范军需供应，实则是在军政体系中植入了一套完整的制衡机制。

从建兴末年开始，刘禅就在军事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是将北伐军队分为前后两部，前军由姜维统领，后军则交由廖化指挥。这种分兵制度表面上是为了策应，实则是为了防止军权过于集中。

延熙四年，刘禅在军需供应上做了重大调整。他下令在汉中、剑阁等地设立十二个军需仓，每个仓库都由不同官员负责。这些官员分属不同派系，互相牵制。通过这种方式，任何一方都无法独占军需大权。

更值得关注的是刘禅对军队指挥权的控制。延熙七年，姜维请求增兵时，刘禅没有直接下令，而是让三署会审。这三署分别是尚书台、职方曹和军功曹，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只有三署同意，增兵才能获准。

在军队编制上，刘禅也颇费心思。延熙九年，他下令重组北伐军队，将各部将领打散重组。那些资历相当的将领被安排在同一军中，互为牵制。这种编制方式，确保了军中不会形成独大的派系。

延熙十五年的一次军政改革最能说明问题。当时刘禅下令，凡是参与北伐的将领，必须定期轮换。表面上是为了让将士休养，实则是防止某些将领在军中形成过强影响力。

军需物资的管理更显示出刘禅的精明。延熙十八年，他在成都设立专门的军需监察司，负责稽查军需去向。这个机构不归属任何派系，直接对君主负责。通过这种方式，既保证了军需供应，又防止了贪污挪用。

在将领任用上，刘禅也有独特手段。延熙二十年前后，他经常调动各地守将，使得没有哪位将领能在一地久任。即便是姜维这样的重要将领，也要定期回朝述职。

值得一提的是刘禅对边境驻军的管理。他规定边境各部必须保持一定数量的常备军，这些军队不得参与北伐。这看似是为了防御，实则是在制约北伐军队的规模。

到了延熙末年，刘禅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政体系。北伐军队的粮饷、兵员、装备都要经过多个部门审批。这种繁琐的程序看似降低了效率，实则是一种精妙的制衡。通过这种方式，任何一个派系都无法完全控制军队。

在这套体系下，北伐成为了维持军政平衡的重要手段。通过持续的军事行动，各方势力都不得不围绕军需、兵员、指挥权等问题展开博弈。而刘禅则在这种博弈中维持着微妙的平衡。

五、政策背后的经济考量

延熙八年的一份户籍统计显示，蜀汉边境地区的人口较建兴末年增加近两成。这个看似寻常的数据背后，揭示了刘禅支持北伐的经济动机。

从建兴末年开始，蜀汉就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连年战事导致国库空虚，但刘禅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措施。首先是在汉中、阆中等地设立互市，允许商人与北地互通有无。这种做法表面上是为了繁荣边境经济，实则借机获取了大量军需物资。

延熙三年，刘禅在成都推行了一项新政：允许军户经商。这个政策立即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大量从军者的家属开始参与商贸活动，既解决了军费开支，又活跃了市场。档案显示，仅成都一地，当年就新增商铺三百余家。

更值得关注的是刘禅对盐铁专营的改革。延熙六年，他下令在武都、汉中等地开设官营铁场。这些铁场表面上是为了供应军需，实则打破了世家大族对冶铁业的垄断。通过这种方式，朝廷获得了稳定的军器来源。

延熙十年前后，刘禅实施了一项隐蔽的土地政策。他允许边境军户开垦荒地，免除三年赋税。这个政策看似是为了解决军粮问题，实则在边境地区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在钱币方面，刘禅也有独特手段。延熙十三年，他下令铸造新钱，但规定新钱只能在军市使用。这种做法既保证了军需交易的稳定，又避免了通货膨胀。据记载，当时军市中物价保持稳定，而民间市场反而出现了短暂波动。

延熙十六年的一次盐政改革最能说明问题。刘禅下令在阆中设立官营盐场，专门供应北伐军需。这个盐场的收入全部用于军费，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军需供应体系。通过这种方式，北伐的经济负担被分散到各个环节。

工商业的发展也与北伐密切相关。延熙十九年的记载显示，成都的工匠数量较十年前增加了一倍多。这些工匠主要集中在军需产业，如铸造、纺织等行业。他们的产品不仅供应军队，还流入民间市场。

到了延熙末年，蜀汉形成了一个以军需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各地互市、官营工坊、边境屯田相互配合，既保证了北伐供给，又推动了经济发展。档案记载，当时汉中、阆中等地的商业活动异常活跃，甚至吸引了不少北地商人前来贸易。

这种经济体系的特点是军民两用。以武都铁场为例，它既生产军用武器，也制造农具。这种双重性质使得军需产业在和平时期也能维持运转。据统计，延熙二十年前后，蜀汉的铁器产量达到了建兴年间的三倍。

在这个特殊的经济体系中，北伐既是军事行动，也是经济活动。通过持续的军事压力，刘禅既维持了对魏的威慑，又带动了边境经济的发展。各地互市、屯田、工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链条，使得北伐在经济上具有相对的自我维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