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者李存山曾如此评价过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如果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得以‘尽行’，则不会有‘熙宁之急政’。”

有很多历史学家也曾有过类似的言论，极大地肯定了范仲淹“庆历新政”的优秀，认为他的新政如果能够顺利进行，也就不会有王安石变法这一事件的产生。

可是，时代并没有给范仲淹尽情发挥的空间，宋王朝就这样失去了图强的机遇。

“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与君主昏聩有一部分关系，与时代背景也有关系。

当时宋王朝正面临着西夏强兵的威胁，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宋军面对西夏军全面崩溃，宋王朝只得以岁贡来换取和平，在外交上采取守势。

此时此刻，国内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财政收入入不敷出，土地兼并严重，人民生活困苦，不时爆发的农民起义严重威胁着宋朝的统治。

内外交困之下，宋仁宗痛下决心进行改革。遂于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宋朝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开始了。

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

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宋仁宗在朝商量，表示赞同，便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逐步开始。

短短几个月，政治局面已呈现出崭新的面目：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庭关系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内容的程序，某些领域特别优秀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考试中，突出了实用性内容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堂。

新政的措施切中宋朝的时弊，但庆历新政的内容却与宋朝立国的方针相冲突，这就注定了庆历新政必然的失败。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但是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

而当时北宋的官僚，已经是暮气生成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实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丢官。

当下的形势就是：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可是，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权衡之下，宋仁宗还是选择了因循守旧，以稳定为大局。

范仲淹的政治理想、人生抱负，终于被现实击得粉碎，徒留一番沉痛的感叹。

庆历五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

庆历新政的失败也与范仲淹的军人出身有关。宋朝对军人的防范必然使宋仁宗对范仲淹心怀忌惮，这不仅导致了范仲淹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宋朝的悲剧。

宋仁宗的个性也注定了新政不会成功。想改革时急不可耐，但遇见困难就撒手不管，宋朝皇帝的荒唐在历代王朝中无出其右者。

后来的宋徽宗更加不堪，金兵入侵时，竟把皇位扔给儿子，自己一走了之。

宋朝皇帝中除太祖、太宗算是比较圣明的开国皇帝外，其他的似乎一开始都想振作朝纲，但都坚持不了多久。

宋仁宗是难得的一位肯一改国体的君王。但其性格本身有着优柔寡断的一面，平素也比较胆小，生怕皇权被动摇。有了这种皇帝，庆历新政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废除庆历新政，实际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

庆历新政为以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开创了先例，但也预先宣告了熙宁变法的失败。

因为，宋朝一开始就把基础建立在一个堕落士大夫的基础之上，而正是他们造成了朝廷的内困，也是他们造成了宋军事上的弱势，同样也是他们坚决地维持着宋朝的这种状态，令宋朝走向灭亡。

“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悲无欢绪。”若干年后，南宋兵败灭亡，文天祥在大都的牢中痛定思痛，痛心自己的改革主张没有得到实施。

宋朝错失了最后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而庆历新政失败时，宋朝早已将灭亡的难堪隐隐透露给天下之人。

只可怜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报效朝廷的情怀，本是当世人心中之痛，却都付后人的笑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