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不仅结束了长达10年的内战，而且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事变发生前，红军面临着极大的困难。红军历经千辛万苦长征来到陕北，兵员和物资都极度匮乏。

那一年，冬季提前一个月到来。红军缺衣少粮，光是一军团就报告，缺2000多套棉衣，有1000多人因冻伤、冻病卧床不起。

陕北历来是贫瘠之地，狭窄的根据地范围内只有40万人口，不仅无法补充兵力，就连粮食供应都难以满足。

而另一边，老蒋在解决“两广事变”后抽出30多个师，亲自坐镇西安，准备对红军进行“最后一战”。

网络上常常有人在假设，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红军将会迎来何种命运？今天这篇文章就来回答这个假设。

张学良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红15军团胜利会师，两支部队加起来将近15000余人。红15军团是程子华、徐海东指挥的红25军和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合编而成。红25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没有绕太多弯路，所以比中央红军早到1个多月，

长征途中，老蒋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红军的“围剿”。在中央红军与红15军团会师之前，便调集15万大军“围剿”陕北红军，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统一指挥陕、甘、宁、青、晋5省军队。

这些部队自然以东北军为主。东北军退入关内后，先是被派去鄂豫皖攻打红军，接着又被调往陕北。东北军将士都想打回老家，却被调到苦寒之地，士气低落。

从装备来讲，东北军应该算国内顶尖，而红军经过苦战之后，实力大减。两军实力悬殊，但战斗结果却让张学良大跌眼镜：

10月初，红15军团在劳山设伏，激战5个多小时，全歼东北军110师两个团及师直属队，师长何立中因重伤身亡。

10月底，红15军团在榆林桥全歼东北军107师一个团及一个营，并俘虏团长高福源。后来正是高福源成为红军与东北军的牵线人。

11月底，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在直罗镇东南土寨包围东北军第109师，并将其全歼，师长牛元峰自杀。

东北军三战三败，损兵折将，更加引起了将士们的不满。张学良领略了红军的厉害之后终于意识到，再打下去别说回老家，就连陕北都出不了。对于东北军的出路，他不得不重新思考。

年底，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提出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实上，红军向来注意团结地方实力派人物，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开战。

与东北军交战后，毛主席强调要优待东北军俘虏，还致信东北军57军军长董英斌，表示愿意与之订立条约，互不侵犯，一同打日本打老蒋。

被俘的619团团长高福源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与张学良和67军军长王以哲关系密切。红军为他治伤，还带他到各处参观，并向他解释红军的抗日政策。

高福源很感动，接受了“停止内战，统一抗日”的主张，并主动提出愿意回去帮红军联络。高福源回去后与张学良谈了整整一夜，张学良点头答应与红军正式商谈一下。

东北军

张学良态度转变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其一，三战三败，损兵折将，人心涣散，确实是打不过红军。张学良还遭到一些东北人士批评。

其二，东北军底层士兵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张学良自己也背负国恨家仇，不愿再打内战。

其三，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提到重要一点：“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与红军联合，目的就是为了进而同苏联联合，把苏联作为抗日反蒋的后盾。”

张学良感觉到老蒋并不打算帮助他打回老家，而是想借助他的力量“围剿”红军，这客观上大大削弱了东北军。

离开老家后，东北军极为被动，想要抗拒老蒋必须要找个靠山。但由于“中东路事件”，张学良与苏联的关系弄得很僵，只能通过红军与苏联产生间接联系。

张学良先后两次在洛川与红军代表李克农会谈，还亲自驾驶飞机到肤施与周恩来会谈，双方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

在与张学良接触的同时，红军也与杨虎城建立联系，促成了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

期间，红军还东征山西，经过117天的战斗，吸收新兵8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支，火炮20余门，筹款30余万元。不仅壮大了队伍，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陕北根据地的困难。

长征大会师（剧照）

张学良与红军的接触自然逃不过老蒋的眼睛，只是期间发生了“两广事变”，陈济棠和李宗仁将两广部队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打出“反蒋抗日”的旗号进军湖南。

老蒋采取老办法，用银元收买了陈济棠的空军和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粤军内部瓦解陈济棠下台，桂系独木难支，事变以失败告终。

“两广事变”一平息，老蒋立即腾出手来对付红军，亲自飞到西安向张学良和杨虎城讲了继续进行大规模“围剿”的计划。这一“围剿”计划也是对中央红军的第六次大“围剿”，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组织“通渭会战”。集结5个军，分4路从会宁至固原一线由南向北对红军进攻，其中主力是胡宗南的第一军。目的是在西兰通道地区打击红军，防止红军西渡黄河。

第二步是组织最后的“围剿”。将用来解决“两广事变”的30个师北调，并在西安、兰州扩建机场，增派100架飞机。采取步步为营、稳打稳扎的办法，将红军压缩在黄河以东、西兰通道以北地区消灭。

老蒋亲自到西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观察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如果他们不服从命令，则撤职查办，随后将东北军和西北军调离西北分化瓦解。

所以张学良的处境很尴尬。底层士兵不愿打，真打也打不过红军，但不打又会被撤职查办，对于他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服老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是老蒋会听他的吗？

张学良将老蒋的“围剿”计划通报给红军，并希望红军尽快夺取宁夏，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他还派代表赴新疆与盛世才联络。

彭德怀指挥红一方面军在山城堡设伏，附近只有这里有一眼清泉，大部队运动离不开水，敌军必然要来这里取水。果然，孤军深入的敌78师长进了圈套，激战一夜被歼灭一个旅。

与此同时，红二方面军第28军击溃了向盐池方向进攻的敌第1旅，胡宗南只能仓皇西撤，暂时停止了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山城堡战役也是红军长征最后一战。

陕北

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提出部队不愿打内战，要求抗日，但遭到老蒋严厉训斥。张学良无奈地表示，部队已经群情激愤，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让老蒋亲自出面去解释政策。

老蒋到东北军军官训练团讲话，参加听训得还有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和17路军总部上校以上军官。老蒋讲话时仍然强调“攘外必先安内”，语气上还带有责骂，这让张学良和军官们无比愤慨。

不久，老蒋迎来50岁生日，他以避寿为名离开西安，前往洛阳，在那里调兵遣将，进一步部署“围剿”。张学良连同阎锡山等人以祝寿为名赶到洛阳，途中两人交谈了一整天，决定联合进谏。

张学良反复陈述自己的意见，仍然遭到老蒋的训斥：“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我呢？”次日，在洛阳军分校纪念周会上，老蒋不点名地对张学良大加训斥，使得张学良情绪极为沮丧。

过完寿后，老蒋回到西安，并将大批嫡系部队开进潼关，一批批飞机也陆续集结到西安和兰州机场，摆开了“围剿”的阵势。

老蒋在华清池又一次召见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向他们摊牌：要么全部开赴陕北前线“围剿”红军，要么东北军调去福建，17路军调去安徽，让出地盘由中央军来实施“围剿”。

张学良和杨虎城深知，老蒋名义上是要他们让出空间，实际上一旦两支部队被拆散，日后将会被随意拿捏。

张学良决定最后再劝老蒋一次，次日上午他单独去会见老蒋。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张学良更是声泪俱下，然而老蒋不为所动，甚至拍桌子大声喝道：“你就是拿枪打死我，我的计划也不会变。”

张学良意识到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于是决定联合杨虎城发动兵谏，西安事变爆发。

张学良和杨虎城

老蒋调集重兵扑向陕北，假设没有西安事变，红军将会迎来何种命运？

据徐向前回忆，在西路军攻取宁夏受挫后，中央就已经决定进行“新的战略转移”，也就是继续长征。之所以要走，还是迫于现实。

前文说过，陕北是贫瘠之地，养不起这么多部队。虽然张学良有一些接济，但杯水车薪，不是长久之计。

尤其是红二、四方面军陆续到达陕北（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仍有万余兵力留在根据地，红二方面军也有一万余人），红军人数激增，根据地更加难以负担。

红二、四方面军到达陕北时还穿着单衣，而这一年的冬季又提前了一个月。肖克找到彭德怀报告，粮食只够吃三天了，衣服棉被暂时解决不了，吃的总不能断吧？

彭德怀无奈向中央请示，部队休整过冬，至少需要两个月经费，总共30万元。别说30万，中央连3万元也拿不出。所以，再在陕北耗下去，即便老蒋不来“围剿”，自己都要被拖垮。

而且从军事上看，老蒋调集重兵前来“围剿”，陕北根据地面积不大，缺少回旋空间，难以御敌。

所以在西安事变前两个月，红军已经向张学良通报：我们已经决定走了。但张学良坚决挽留，要求红军“留在现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

张学良断定一两个月后局势会有变化，可见他内心已经有一定打算。由于张学良的要求，中央推迟了转移计划，下令紧急筹集一个月军粮。

红军要进行新的长征并不意外，事实上长征一开始并未将陕北列为目的地。最初的设想只是跳到外线去打几个胜仗，再回到江西苏区。

毛主席在陕北

中央计划到湘西去与任弼时、贺龙等人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师，但敌人识破意图设置了多道封锁线。红军只能调头前往贵州开辟新的根据地，但到了后才发现这里山多人少，不适合建立根据地。

红军再次调整计划，准备北上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到达川北后还是同样的问题——人太多根据地容不下，而且敌军重兵已经合围过来。于是只能继续北上，计划建立甘陕根据地。

红军是在北上途中，无意中得知陕北有自己同志，才最终前往陕北。如今陕北不再适合生存，那只能另谋出路。至于去哪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大致方向，毛主席已经确定：

南下平凉、泾川、长武、宁县、正宁，然后根据情况再东进山西，或南下河南和湖北，准备在外线作一年左右的长途征战再设法返回西北地区。（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J].近代史研究,1995(01):254-269+2）

那么红军能否再一次打破敌人的“围剿”呢？笔者认为，成功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首先，革命基础仍然在。河南和湖北两省都有大量雇佣，他们没有土地，受尽剥削。只要经过动员，便能快速壮大红军力量。

况且此时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日军不断蚕食华北领土，民众要求抗日的呼声更高。红军的抗日主张得到广大青年的拥护，群众基础不断扩大。

其次，地方实力派人物与老蒋离心离德。地方势力想保住自己的地盘，而老蒋却想消耗他们，这是一对根本矛盾。长征一开始红军便与粤军商定让出通道。红军来到广西境内时，桂系部队采取的是“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策略。为的就是不让中央军入境，云南和四川大致也是同样的态度。

即便不算西安事变，在之前的几年间就发生过“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虽然很快就被老蒋镇压，但这透露出地方势力与老蒋的矛盾正日益激化。这能为红军赢得生存空间。

最后，红军的领导核心更加稳定。老蒋对中央苏区的前四次“”围剿”兵力分别是：10万、20万、30万、40万，结果都被粉碎。第五次“围剿”中的失利，很大原因是毛主席受到排挤，正确主张无法贯彻。

长征途中，毛主席恢复了指挥权，接着便是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一次次指挥红军冲出险境。所以，有理由相信，在面对同样规模的敌军“围剿”时，只要采取正确的战术，是能够取得胜利的。

只要坚持到抗战全面爆发，老蒋只能被迫接受停止内战，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