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各国相互争战，为了生存和发展，各国开始进行政治思想的研究和实践。战国策派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它们试图通过研究政治规律和制定策略来解决当时的政治问题。

在理论基础上，大政治观受到了多种思想流派和学说的影响，以下是其主要的理论基础：

文化形态史观：大政治观强调文化对政治的重要性，倡导从文化形态的演进和变迁中来理解政治现象。它认为政治是文化的产物和表现，政治问题的解决需要考虑文化的历史发展和特征。

唯意志论与尚力思想：大政治观认为意志和力量在政治中具有重要作用，它受到唯意志论和尚力思想的启发。这些思想认为人的意志和力量能够推动政治变革和决策，政治问题的解决需要强调个人和集体的意志力和行动力。

地缘政治学理论：大政治观借鉴了地缘政治学的思想，强调地理环境和地缘关系对政治的影响。它认为地缘因素决定了国家的政治地位和利益，政治问题的解决需要考虑地理因素的影响。

民族国家理论：大政治观注重民族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受到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它认为民族国家是政治组织的基本形式，政治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民族的角度出发，关注民族的利益和发展。

大政治观的出现与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思潮有关，以下是其主要的出场语境：

西方反理智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初，西方思想界出现了反理智主义的思潮，对于理性主义和智力主导的政治观念提出了质疑。这种思潮对中国思想界也产生了影响，使得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政治问题和决策方式。

对文化危机与生存危机并存的认识：在中国历史的某些时期，文化危机和生存危机同时存在，给政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大政治观的出现正是对于这种现实认识的回应，试图通过文化的振兴和政治的整合来解决危机。

抗战与建立民族国家的双重现实压迫：20世纪30年代，中国正面临着日本的侵略和战争的威胁，抗战成为当时的现实挑战。大政治观的出现与此相关，它强调民族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试图寻找对抗外敌和维护国家利益的策略。

经世致用思想与个人经历造就：大政治观的形成也与一些学者的个人经历和思想倾向有关。一些学者在实际政治实践中感受到了政治问题的复杂性和综合性，从而提出了大政治观这样一种宏观的政治分析方法，试图解决实际问题。

在战国策派的学人群像中，有许多作者以笔名活动。他们通过创作和著述，将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后世。同时，战国策派还有一些核心人物，他们对思想的发展和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林同济是战国策派的核心观点的创造者之一。他对政治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创新，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雷海宗是战国策派中主要阐述文化形态史观的人物。他通过研究历史文化的演变，探讨文化与政治的相互关系，认为文化对政治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何永佶是战国策派中集中阐发“大政治”的重要人物。他强调政治的综合性和整体性，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和解读，揭示出政治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

陈铨则专注于介绍尼采思想与民族文学。他通过对尼采思想的解读和运用，探讨了民族文学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为战国策派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沈从文是一位文艺家，他在战国策派中以“政治抒情”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他通过文学作品展现政治理念，将政治与艺术相结合，使政治思想更加生动和具体。

洪思齐则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阐释国际局势。他通过对地理位置、资源分布等因素的分析，揭示国际政治的规律和趋势，对战国策派的国际关系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对战国策派核心人物的观点谱系的了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他们的不同观点相互交织、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了战国策派的思想体系。这种多元性使得战国策派能够在不同领域展开研究，并对后世产生广泛影响。

“大政治观”的成立依据可以从学界对其的认可和战国策派学人的观点陈述中找到。学界对“大政治”观点的认可使得它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战国策派学人对“大政治”观点的系统陈述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一主张的理解。

“大政治”的时局观可以看作是对战国时代重演的论述。这一观点源于对历史的渊源和对战国策派的研究。

战国策派认为，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与战国时代相似，因此可以借鉴战国时代的经验和教训。这种战国时代重演的论述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时局观意义。

实现“大政治”的条件之一是进行国民性改造。这包括扬弃官僚传统、培养尚力精神和“战士式”的人生观，以及培养忠诚、武力和国家意识。这些条件的实现有助于塑造一个具有强大国民性的政治体系。

“大政治”的原则与手段包括“唯实”原则和“尚力”思想。通过“唯实”原则，战国策派强调政治决策的依据应该是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而不是主观偏见或理论臆测。同时，他们强调“尚力”思想，认为政治应该注重实际行动和实力的提升。

改革方略是实现“大政治”的关键之一。在战国时代，国力集中成为战时政治改革的趋势，国防经济也服务于战争的需要。此外，战争和外交成为实现“大政治”的强力手段，为国家的利益和目标而服务。

战国策派的“大政治”目标是抗战和建国。他们主张坚持抗战到底，将传统国家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同时认识到抗战与建国的最高意义在于建设第三周文化，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文化的繁荣发展。

战国策派的“大政治”观构建了超越现有政治模式的新视野。在这一观念的引导下，人们开始从狭隘的“鱼缸政治”转向宏大的“大海政治”。

他们认识到政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仅仅是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还包括了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地缘政治的因素。通过构筑“大政治”的宏观视野，战国策派为后世政治思想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战国策派的“大政治”观对现实政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前瞻。他们引入了地缘政治学的概念，并将其运用于政治决策中。通过对地理环境、资源分布、国家利益等因素的分析，他们揭示了国家发展和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

此外，战国策派也深刻揭示了官僚传统的弊端，试图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为政治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参考。

战国策派的“大政治”观还留下了独特的学术遗产。他们具有强烈的文化反思意识，注重通过对古代经典文献的研究和解读来理解和反思政治问题。

战国策派坚持知识分子的学术独立精神，他们秉持着追求真理和客观的态度，不受权威和利益的束缚。

他们还强调运用中国的话语来进行学术研究，展现了中国文化的自信和尊重。战国策派怀抱着强烈的家国情怀，他们希望通过政治的改革和治理来实现国家的繁荣和民众的福祉。

由于战国时期各国纷争不断，各个思想家在面对复杂的政治现实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和主张。这导致了战国策派的思想观点相对分散和杂乱，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

不同的思想家有着各自独特的见解，往往难以形成一致的政治思想体系，这对于政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限制。

"英雄崇拜论"是战国策派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但其存在根本性错误。最早提出"英雄崇拜论"的陈铨在他的著作中主张，社会政治的变革应该依靠英雄的力量，英雄可以通过自身的才能和魅力来统一天下。

然而，这种观点在后来的研究中受到了批评和纠正。沈从文在其著作中指出，陈铨的"英雄崇拜论"过于理想化，忽视了社会结构和群体力量的作用。贺麟也批评了陈铨的观点，并提出了一些修正和补充。事实上，政治变革需要更多的是制度建设和社会动力的调和，而非依赖个体英雄的力量。

进一步探讨"英雄崇拜论"问题之所在，我们发现它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忽视了社会政治的复杂性。政治是一个多元化的系统，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力量和利益。

单纯依靠英雄的力量来解决政治问题是片面的，无法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政治变革需要考虑社会的整体结构、利益关系以及各个群体的权益，这是"英雄崇拜论"所无法涵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