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父亲黎元洪，号宋卿，湖北黄陂（现大悟县）人，人称“黎黄陂”。我父生于1864年(清同治三年)，14岁时，因我祖父黎朝相(系前清的小官)调动差事，随同至直隶北塘。我父自幼订婚，母吴氏亦前来，时仅8岁。在北塘我父就读私塾，勤奋好学。
1886年，年22岁，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管轮。同年结婚。不久我祖父病故，家庭生计艰难，全仗我父在水师学堂津贴9元维持生活，并由我母缝制鞋垫出卖，以补不足，每月共收入10余元。夫妇困难相依，感情甚笃。
1891年，我父在北洋水师学堂毕业，保充守备，仟广甲炮舰大车(大管轮)。甲午之役，因所驾驶之军舰被日本海军击沉，官兵均弃舰逃命，我父在海中飘流约l0小时，后被大浪打到海滩上遇救。
时张之洞署两江总督，我父遂前往南京投效，派充自强军翻译，兼督修狮子山、幕府山炮台。张任湖广总督后，我父任护军马队营帮带，曾先后三次被派往日本见习。回国后升前锋四营督带。后湖北扩军，升常备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带兵5000，月俸500两，并兼任武昌武备学堂总办，直到辛亥革命。
我父自任协统后，曾在武昌中和门(辛亥革命后改为起义门)附近建一所中式楼房自住，又建有小房若干出租o，嗣后又在中和门，建筑一栋西式四楼四底的楼房，辛亥革命时，我家就住在那里。当时我父亲踌躇满志，曾对我母说：“此时生活不比北塘，衣食可以考究一些了!”我母亲不以为然，她以为应当积蓄钱财购置地产，遂在武昌乡下纸房村买了不少土地出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军兴，下午7时许，起义军打开中和门，大喊：“起义了!”我们惊恐万状，不知所措，竟夜不敢休息，曾有人急叩我家大门，问：“黎统领在家吗?”是晚我父在兵营未归。当时有人建议我们为安全计应到亲戚家小房里躲避一时。不久，我父的亲随樊达贵来家说：“起革命了，杀的旗人很多，街上死尸遍地。”去后又来说；“协统已被请出去当都督了。”还告诉我们说：“大人(指我父)说：要做都督，得依我三个条件：一、开城门；二、不许杀旗人；三、为了安定民心，市面要照常营业。否则不做。”越日，樊达贵又来告诉我们说：“统领的意思，要我们早日离开城里，恐怕满清军队过来，对我们不利。”他还说：“起义的当天晚上，张彪和其他军官的房子都被烧掉，他们都跑了。”当时只开中和门，城门只开二尺门缝，门上插刀，人从刀下过去，如果是旗人便杀掉。我们乘民船，到离武昌 60里外纸房村暂住。过两天，樊达贵又到乡下来，我们才知道我父确已做了都督，开始悬挂五色国旗，并正在联系国内各省响应革命，推翻清廷。
我父对清朝大小官吏的贪污腐化，肆意捕杀革命青年等行为，一向不满，但他身为清朝军官，又觉得应该尽忠清廷，因此在辛亥革命时，不肯就任都督，唯恐有负清室，落得不忠之名。但大势所趋，也没办法。我听说，起义时我父在兵营内，有戴白布标志的兵士入内报告，请他出来就任都督，他急怒之下，欲拔刀砍之，猛然想到环境如此，大势已去，遂又以能力不足推辞；后迫于起义官兵压力，乃就任都督。清兵进攻汉口时，我父吩咐樊达贵转告我们，要分批逃到上海。我们到了上海以后，在公共租界找到一所楼房，下面住着外国人．我们住在三楼。我母亲嘱咐我们不得外出，遇人问话时，不要说来自武昌，也莫说姓黎，要说姓吴。在那一段时间中，整天闷在楼上，很少有人来看我们。以后知道，当时那样做，主要是惟恐时局有变，万不得已时可以托庇在帝国主义势力之下苟全性命。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我父任副总统，仍兼湖北都督。不久，我们才离开上海，但仍未直接回武昌，先住在汉口英租界，半年后，才回到武昌。
辛亥革命时，我父发往各省的通电稿，曾经很多人拟稿，其中，我父最赏识的是饶汉祥所拟的电稿。饶系清末举人，由我父提拔，充都督府秘书，后作总统府秘书长。都督府拍往各处的电报，都出自饶手。
1913年冬，袁世凯要先父进京，并令段祺瑞到湖北督促。我父虽不愿离开武昌，迫于环境没有办法。到京后，全家都住在中南海瀛台。袁世凯是大总统，我父是副总统，后又兼参政院院长，月薪5万元。每日除散步、读书、阅报、写字外，无公可办。
1914年春，袁世凯请我们一家到他家座客。袁世凯把他的儿子、女儿都叫出来，见我父亲。袁说：“我们两家要交换，你给我一个女儿做儿媳，我也给你一个。”我父说：“我先给你一个吧！”并问他要哪一个。袁表示不计较，只要是黎家的女儿就行，我父遂决定以大妹黎绍芳许配给袁的九子袁克久(铸厚)。绍芳那年才8岁，我母对此婚事非常不满。我父说：“没办法!这是政治婚姻，不然他(指袁)不会和我合作。”我母坚决不愿意，他们多年的和睦夫妻，竟因此失和，一月之内互不理睬。不久袁家来要八字合婚，我父向我母询问，她闭口不谈，后来还是由婶母口中探听出来的八字。订婚时，我母不出来招待亲友宾客，后经众人一再劝解，才勉强出来应付。袁家送来的聘礼中，吃的东西多，绸缎有几匹，首饰有一些，聘礼不重，翡翠、珍珠、钻石都没有。8岁的大妹，什么也不懂，长大后对这件婚事很不满意，精神抑郁，终日闷闷不乐。她总觉得前途无望，在南开大学预科只读了一年就退学呆在家中。我留学美同时，曾写信劝她到国外玩玩她也不肯去。她曾要我和我父商议退婚，但我父认为既经订婚，不能反悔，断然拒绝。从此她更加抑郁，精神开始失常。我父去世后，袁家来催娶，1930年2月我母病故，我弟重光即请刘钟秀(曾任先父秘书)向袁家讲明“绍芳精神已不正常，是否还准备迎娶?”袁家答复是肯定要娶，并说：“婚后老九陪她玩玩就会好的。”袁铸厚曾对我说：“我是为我的父亲才答应和令妹结婚牺牲我自己的。”准备结婚时，袁克桓 (即老六)请刘钟秀对我大弟重光说：“我嫁个妹妹花了20万，你可别小气啊!”旧俗正式迎娶前一日，先过嫁妆，据陪嫁的女佣人说：袁母当日夜间，即把陪嫁箱笼全部打开过目，认为嫁妆不丰，脸上呈不悦之色，婚后一年余，袁铸厚纳妾，绍芳被送入北京疯人院，直到解放后才病故。
袁世凯要袁、黎两家结亲的目的，是因为帝制在进行中，以姻娅关系既定，可避免我父反对，但未能如愿。当袁称帝后，命其子袁克文(老二)亲送“武义亲王”金字匾到瀛台，并谓：“遵父命给大叔道喜。”我父不受。不久，帝制派的急先锋、筹安会梁士诒等来了，我父避到我的书房中，泪流不止。我大惊，问他为什么?他良久不语，后谓：“他们逼我，人来了，总得见。”相见后，我父指大厅一柱说：“你们如再逼我，就撞死在这里。”梁等始离去。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海军总长刘冠雄，也是筹安会的人物，刘子结婚时，我父派我去道喜，在场的人都说：“亲王格格来了！”(满族称女儿为格格)。我很生气，饭也没吃，就走了，归家告知我父，父谓：“可恶！”
帝制失败，袁世凯不久死去，袁家来报丧，我父疑袁又弄阴谋诡计，不敢去吊丧，乃派我为代表前去探丧，看袁世凯是否真死了。当时我并不知个中内幕，只记得我父叫我去看看袁家有人穿孝没有?棺材停在什么地方?我去后，见袁世凯尸体停在怀仁堂，盖黄缎陀罗经被，还没入殓。袁家的男女都穿孝。回报我父，始信袁世凯真死了。
袁世凯死后，某日，我父带两卫士到总统府后金匮石屋，去取袁世凯生前留下的总统继任人选名单。有人(忘记是谁)提醒我父注意，怕石屋附近埋有炸弹，遭其陷害。我因好奇，跟随在我父身后，因而遭到斥责，但我仍在暗中尾随。后见取出—红色硬纸卷．即匆匆走回我母房中。我看到白底黑字，第一名是黎元洪。我说：“第一个名字是您，当然是您应该做大总统!”我父说：“副总统当然继任大总统。”
1916年，我父继任总统后，逐渐与国务总理段祺瑞意见不和，形成历史上所谓“府院之争”。当时我年幼，不知争执的详情，仅记得段祺瑞在参战问题发生后，每次到总统府来议事，临走时总是表现出很生气的样子，我父对参战问题，因英、日结为同盟，日本已参战，原来并不反对段的主张，当参战咨请国会通过时，总统府监印官系大弟重光之岳父唐浩镇，他因德国富强，参战必败，竭力反对，咨文盖印时，拒不盖印，我父强之，他还坚持己见，因系至亲，不便施加压力，遂亲自动手盖印，因此唐浩镇一怒而去广东，两人从此未再见面。
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后，通知我父于24小时内离开中南海。我父嘱我母：“要连夜收拾东西，只拿箱子，其它一概不动，到法国公使馆去，要分批走。”旋由蒋作宾开车，把他带出中南海，到法国医院。大弟重光乘汽车带着首饰等，随着离开中南海，路上被步军统领江朝宗截住后扣留，追问我父下落；经他和我父联系后，方将其放行。事后江朝宗妻在天津向我母道歉，谓事出不得已。我们其余的人，另作一批直接到法国公使馆，常见一些书上谓在此期间内，我父躲在日本公使馆，其实不是，我们分别到法国公使馆和法国医院躲避，是容龄的关系。容龄是慈禧太后的一个女官，他父是清亲王，母亲是法国人，由于我的推荐，她在总统府礼官处做女交际官，并认我母为义母，她和法国公使馆的人很熟，故能联系。
1922年6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胜利，王承斌奉曹锟、吴佩孚命，来津请我父回京，复任大总统。我父自张勋复辟后，在政治上很灰心，认为政治复杂不好搞，不肯答应。后来王承斌几次来津纠缠，请他复任，最后竟跪在地上苦苦地恳求，才勉强答应去北京。到京后住在东厂胡同一号，每天到总统府居仁堂办公。此次复职后，未曾支领月俸，因此较清闲，冬天常去溜冰，为时仅一年，曹锟要当总统，逼先父下台，甚至切断东厂胡同一号水源电路。那时我们都住在天津，只有我父之妾危文绣(很多人称她为黎本危，是错了)陪同进京，我母只在招待外宾或有大型宴会时，才由容龄来迎接去京。
我父被迫返津，事前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后来家里管事的来报告说：“总统已回津，在北站被兵截住。”那时我正在南大读书，我母叫我去看看，遂带了一些点心，乘车去天津北站。到北站后，看到专车周围持枪兵士密密层层。我上车后，见车厢里仅有三人：我父，《泰晤士报》主笔熊少豪，美国顾问福开森。我父看到我后，即说：“你们看看，一国元首，竟被困了!在国外，元首被困，大家都要保护。……”言下不胜感慨，嗣即示意我到各国领事馆联系，以便设法保护，我即找到美国领事，向他说明当时的情况，请他帮助，美国领事答应一定想办法，尽力帮助。去访英国领事时，适不在，只和领事馆内工作人员谈了，但他们并没有采取具体行动。我父回家后，美国领事馆曾来慰问，当时来看他的人很多，他精神很好地对人们说：“我问心无愧，让我做总统是他们，苦苦地请我去，现在不让我做总统也是他们。”这件事，如果不是王承斌等把印信劫走，我父是准备回津后，在租界里号召全国，并利用外国势力来反对曹锟的。
(二)
我父两任总统，思想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他人的情况。特就我所知，加以介绍，其中大多是在津闲居时的事情。
我父早年就读于北洋水师学堂，教材都选英文书籍，所以使他早期接受西方的资本主义教育，崇拜西方民主自由和物质文明，佩服西方领袖人物，如华盛顿、林肯等等。1923年至 1927年间，我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太学，由于我是一个中国总统的小姐，曾由美国参议院长埃瑞斯夫妇陪同，在华盛顿做客，参观了美国的国会，到白宫曾为美国总统哈定接见。接见时，他表现得非常和蔼近人，不像我在中南海看到的那些北洋军阀官僚。由于我是我父比较钟爱的女儿，平日也常代表他去办事，他多年想去欧美的愿望，又给我先行一步，所以他总要我写信给他介绍美国的一些情况，因此，他崇拜英、美的思想，我是起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的。
他很喜欢骑马、种花，但没有嫖、赌、鸦片嗜好，也很愿意和美国人做朋友。如美国垄断资本家木材大王罗伯特·大来就是其中的一个。大来在国外就很钦佩我父，认为是一个革命元勋，他每次来到中国，都来看望我父，还说过要我父帮他25年的话。究竟是在哪方面帮忙，，怎样帮忙，我弄不清楚，不过据我所知，我父的确帮过大来的忙。我们在津盖房时，曾买大来木行的木料。大来抓住这件事大肆宣传，说中国总统私人盖房都选用大米木材，足见大来木材如何如何的优异等等。美国的钢笔大王派克也专程拜谒我父，来时，事先特制了一支朱砂色的金笔送给我父，并要求用这支笔给他签字，他回国后，将我父亲笔签名制成广告，到处宣传。另外，英国报业巨子北岩公爵也曾来访问过。他们这些人，有无政治上企图，我是莫测高深。世界青年会来津时，约共2000人之多，我父不仅热情招待，而且还准备了茶点，每人一份，这样举动对于一个在野的总统来说，是否还有一些另外作用，当时我止在国外，无法知道。
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早先他是不主张我们到外面去读书的，理由是怕沾染上社会上不好习惯，因而在家中设馆。这种馆，既读古汉文，也学数理化，尤其注意学英文。当时华凤阁(天津八大家之一)教汉文，孙启廉教英文，南开中学的数理化教员教数理等课程。四年学完后，由唐宾如(我父的副官)和南大校长张伯苓商议，发给南开中学的文凭，这种特权，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大弟重光曾在日本贵族学院读书，由张之洞第十一子张燕卿陪去，随身带了一个日文秘书和听差、厨师各一人。后来我准备去美国时，我父仍要我带随从人员，我认为带那么多人去美国会闹笑话，结果改为资助南大同学周淑清一同出国留学，实际是为我作伴。到美国后，起初由美国参议院议长埃瑞斯介绍入威斯列神学院，去后才知是神学院，又经过杜威博士的帮助，才转入哥伦比亚大学。
我回国时，我父十分高兴，他认为在当时军阿官僚的女儿当中，能出国留学，并得到哥伦比亚研究院的硕士学位回来，太不简单了，因而要大弟重光夫妇、二弟仲修和大妹绍芳，远程到日本横滨去接我。到津后，并举行欢迎会。他对于西方男女平等，社交自由及对尊重女性这一套很欣赏，便把多年来不准我们和男客讲话的规矩取消了。本来我父准备在武昌成立学院，基地已经打好，等我回国后负责主持女生部，因1926年唐生智攻武昌时被毁，未能如愿。
(三)
我父在武昌当协统时，月俸500两银子，生活很富裕。当时文武官僚们都纳妾，我父和我母感情很好，初期有人劝他纳妾，他说：“我太太跟我受过苦，不能对不住她。”后来我姑祖母为他找了一个陶姑娘，辛亥革命后，又以3000元买了一个，便是后来人们都说的如夫人危文绣。危文绣为陶姑娘所不容，陶姑娘遂负气自动离去。虽然有了危文绣，但每逢正式宴会或招待外宾时，向例由我母出面，不要危出场。房产地契一类贵重东西，只把法律上不生效的副本放在危文绣那里。
我父下台后，在天津做寓公，在中兴煤矿投资40万，实交20万，久大精盐公司、水利碱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天津华新纺织公司等都有投资，另外还有中国轮船公司，是与朱桂馨、周叔濂、钱训之等合资经营，开始时船不大，目的是运中兴煤矿的煤到上海，后来增加设备，改为近万吨轮船，跑香港、上海。在津房产只有今河北路和解放南路的两所，北京东厂胡同一号房产早以30万元卖给日本某东方文化团体，天津河北路房产因投资向金城银行押款，以后欠息积累太多，遂以20万元卖给宋哲元。
北伐时，副官唐宾如向我说：“蒋介石的军队已到临城，要没收中兴煤矿。”当时我父受了很大刺激，派大弟重光到南京，由谭延闿向蒋介石疏通。蒋介石说：“别人的我没收，黎黄陂的我不能没收。”虽然如此，始终不放心，因中兴煤矿是他投资最多的企业。1928年初夏，他因烦闷，到马场去看赛马，因素患高血压和糖尿症，忽然昏迷，经医治无效，于1928年6月 3日，病逝津寓。1933年运回武昌，1934年举行国葬。
作者：黎绍芬
出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