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17年北伐完成，定都南京后，国民政府于次年3月1日举行第一次大阅兵，当时，就有第一支战车队参加阅兵行列。

这一支战车队是由北伐军第1师第1团搜索连改编而成，单独成军，后来隐藏在上海税警总队，由宋子文负责，武器则是买英国制造的枪战车，只有机枪没有炮。

装甲兵刚成军时，只有1个营，下设3个连。一个连有3个排，每排有5辆战车，加上连长、副连长各有1辆，共计17辆。3个连有51辆战车，加上营长、副营长各有1辆，所以，装甲兵的编制内一共有53辆战车。

右面是引进德国的Sd.kfz.222型轮式装甲车，上面装备一门20毫米机炮和一挺7.92毫米机枪。 图片来自网络

第一位战车营营长是彭克定，湖北人，黄埔一期毕业。后来，装甲兵编入第100师，师长是邱清泉。

抗战时，国内有两个战车团，胡宗南将军率领的是战车第2团。所谓两个团，事实上是两个营。

抗战后期，我们在印度预备编练7个战车营，其中有一个战车第1营，就是参加瓦鲁邦战役的战车营，后来，还成立一个战车第7营，是最后的补充营，中间，还有几个营预备陆续成立，但因战争结束未成立。

等到徐蚌会战时，装甲兵有三个战车团，以及一个装炮团和装汽团。

装甲兵在三个不应该用装甲兵的地方打过三次漂亮的仗。

第一次是昆仑关战役，这是一场山地作战，很成功，但也很艰苦。

第二次是森林作战，由战车第一营与其他支援的部队，从缅北的瓦鲁邦攻破日军第18师团部指挥所。

青年远征军新1军辖第38师，师长为孙立人，还有新22师，师长是廖耀湘，该次战役是战车营在原始森林开林辟路时，发现一条很粗的电缆，一看就知道是日军的通信线，于是就循着主缆找到日军第18师团部指挥所的位置，不仅攻下指挥所，而且还拿到师团的大印。

整个新1军在那次战役中很顺利，接着就打败缅甸的日军，救出英军。

第三次是在汉头海边，也就是古宁头大战，那是场很艰苦的作战，也是一场很光辉的胜利。

民国34年12月，父亲把我调到装甲兵教导总队第4团当中校团副，从此，我与装甲兵结下不解之缘。

当时，石祖黄为装甲兵教导总队总队长，教导总队起先只有一个参三缺，而他预定的参三处处长是明世绩，陆军十期的，毕业后留美。

不过来明世绩当时在华北，职务尚未调开，所以，石祖黄就暂时把我安置在第三处，职位是代理处长，阶级是中校。

我的第一件差事就是拟一份干部教育计划。当时我就问石祖黄，这份教育计划的对象是吸收年轻人加以训练成为干部还是旧干部回笼，他说，要训练旧干部，这些干部都是尉级官，再加上少数的少校。

我觉得很奇怪，便问：

“这些人都是军校毕业的，而且也有作战经验，应该是非常成熟的，怎会需要干部教育呢？”

石祖黄说：

“不然，抗战期间，很多军校毕业的干部都为国捐躯了，现在很多干部都是从士兵升上来的，所以虽然是尉官、校官，但是都没有受过军官教育与训练。”

后来，我才知道石祖黄的想法是，自己如果没有训练过干部，这些干部就始终不是属于自己。

我也发现，哥哥办的干部教育也是为了要把那些人变成自己的人，并不是真正注重军事教育，而且他们也让被训练的人知道，要跟着他才会有前途。

所以，我的教育计划做好之后，派不上用场，后来石祖黄叫别人重做，我也看出了其中的不同。

父亲规定石祖黄每周都要去见他一次，专谈装甲兵的事情，父亲知道要培养装甲兵，一定要用国家的力量来培养，绝不是以国防部的力量就可以达成的。

当时，父亲对装甲兵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但是石祖黄对装甲兵却是一无所知，父亲问不出所以然来，非常着急，所以就借着我回家的机会问我有关装甲兵的问题。

我这个装甲兵是土透土透的，我在部队里不声不响，就是不要让他们认为我喝了几杯洋水之后，就在他们面前耀武扬威，我也不会假传圣旨。

在装甲兵里面，我谨守本分，但是装甲兵有任何缺点，我都会向父亲报告，父亲再交给陆军总部，由陆军总部加以改进。

总之，像石祖黄这样不懂装甲兵的人来指挥装甲兵是不行的。

后来，经过白崇禧的介绍，徐庭瑶接替石祖黄担任装甲兵司令，他是白崇禧的人，属于新桂系，自己是安徽人。

那时候，桂系在安徽的势力很大，有一句话说：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安徽天高三尺。”

徐庭瑶那时虽然当了装甲兵司令，但是他还是脱离不了与新桂系的关系。而且，他对装甲兵的现代化与机械化也是一窍不通。

徐庭瑶曾经参加过昆仑关战役，但是他对装甲兵新的战略战术（机动）所知不多，他将装甲兵当步兵用。

当时，本来要成立战车第4团，我被调任为该团中校团副，筹备期间，既没有团长，也没有副团长，完全由中校团副当家。

我的另一个任务为装甲兵教导总队驻沪代表，负责把散居在印缅战场的装甲部队接回上海，重新加以整修，也就是将所有的战车大翻修。

我在沪江大学外面的空地上搭上棚子，进行临时收容与修理的工作；同时，我也筹划装甲兵的服装，从破烂的军装变成漂亮的呢夹克，吸引了很多沪江大学的女学生，装甲兵有好几对结婚的新人，对象都是沪江大学的女学生。

在驻沪代表任内，上级也没有给我任何经费，我们一共只有三个人，分别是负责幕僚、行政与技术，把这项任务全部承担下来。

这些战车就是而后编为战车第一团的战车，全部是美制的，型号是M3A3，使用三七炮，在当时来说，已经非常进步。我在美国受训时，使用的就是M3A1，到印度受训时，才看到M3A3。

后来，因为人力、战车都未达到需求标准，上级认为无法编成第四团，所以就将战4团与战1团合并，不成立战4团，改为充实战1团，并派我为战1团中校团副。

接着，我就带着新翻修好的美国战车到战一团，地点在徐州。

与我一起去报到的还有一位上尉成家复，交通大学毕业，非常优秀，当时，他也正预备要分发，我就找他一起到战一团，他也欣然同意，那时候他还很单纯。

不过，他太太是共产党员，所以他后来也参加了共产党，撤离大陆时没有离开。

我们到第1团报到的时候，看到有人正在团长办公室内翻动抽屉，那个人穿了一条短裤和一件汗背心，背心上还破了两个大洞，我以为是勤务兵乱翻长官的东西，觉得很奇怪，我就站在那儿不动，看他究竟要做什么。

他看到我们时，就问我们：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一听这种口气，就知道他是一位长官，而不是勤务兵。我说我是蒋纬国，这位是成家复。他说：

“很好啊！欢迎你们！”

那时候，我还不晓得他究竟是什么人，便试探地问：

“我们是向团长来报到的。”

他说：

“我就是团长。”

我们这才知道，他就是战一团团长谌志立少将。

我们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一个少校技术员带了一位士官，手上拿了一碗机油和战车引擎活塞进来，报告说：

“因为机油的号码不对，所以活塞杆打断了。”

第一团使用的是美国战车，结果用了日本战车的机油，我走过去，在油里捞了一下后，便向团长报告：

“美国战车用的是50号机油，这个是40号机油，虽然相差10度，只是浓度较稀一点；机油较稀一点时，顶多温度高一点，但是不至于会把活塞杆打断。

活塞杆会被打断，多半是有一个汽缸的程序不对，刚好是逆方向，以八个汽缸的力量来对一个汽缸，活塞杆当然会被打断，我想与这位技术员去看一看。”

团长同意后，我便与技术员前往勘察，汽缸里面有一个分电盘，电线通过时，分电盘会控制汽缸爆发的时间，我一看，便找出其中有一条线接错了。

这件事情传开后，第1团的官兵对我是另眼相看，他们知道我不是外行，不是因为国防部的命令就可以来接团副职位的。

从此以后，我在战车第1团的工作非常顺利，而且我与他人相处也很热诚，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我，我对阶级低的人没有摆过架子，对长官则毕恭毕敬，团长也很喜欢我。

我到战车第1团后彻底从头来过，把所有官兵按照编制调查专长，发现共有1100余种专长，其中600余种是属于后勤的，500余种是属于作战的。

只要有一种专长，我就开一个训练班，重新加以训练，就这样把装甲兵重新改造。

我又把老婆的金项链当掉，筹了一点钱，跟着宋子文所特派的小组，由江杓带队，到太平洋去看美军的剩余物资。

我把两栖登陆艇全部搜罗来，编了两个大队，附编在战车第1团，为而后新编两栖部队（海军陆战队）开了先锋。

因为我当时觉得大陆的局势极为不妙，如果不早做准备是来不及的。这就是所谓的战争指导，“先战至上，先胜致胜”，否则临时光凭血肉之躯、感情用事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站在桌子后面身穿制服的装甲兵部队上校 图片来自网络

刚开始，第1团还有日本战车，体积比较小。有一次，中共打下徐州的九里山后，把几门山炮推到山顶上，用山炮炮轰徐州机场，有一位空军上尉被弹片击中脑部，我刚好站他旁边，他的脑浆溢出，沾满了我的背部，到今天想起来，仍然感觉那些脑浆还在我背上，非常不好受。

从那次以后，我再也不吃猪脑，中共的作战速度非常快，我就自己领队，把日本战车开进两栖登陆车，并且把一连的人运过黄河，绕到敌人的背后，把两栖登陆车的门打开，小战车立刻向敌人进攻，我方步兵接着占领山头。

如果九里山落在敌人手中，我们的机场就不保了，徐州本身也受威胁。

在战场上，我充分发挥运动家的精神，我把战争看成是一场竞赛，也训练我的官兵要发挥这种精神。因为这样，大家就不觉得害怕，反正只要事前按部就班地侦察清楚，计划确实，等到执行时，踏踏实实地去执行，就无往不利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把机动的观念输入到每一个官兵的思想里面。很快，第1团有了副团长的缺，我就升上副团长，时间是民国35年1月。

民国36年8月，我升为战一团团长。其间发生了一个插曲，公文中原来写明:

“战车第一团谌志立少将另有任用，遗缺由该团蒋纬国上校原阶升充”。

送到父亲那边以后，父亲将“上”字圈起来，改为“中”字，结果我是上校副团长升为中校团长。

我向来对职位的高低没有特别注重，只要上级指派，我就全力以赴，所以，我对降级一事觉得无所谓，如何使战一团上轨道才是重要的事。

特种兵团的编制是少将，不论是任官、授阶或受职都由父亲亲自来颁授，那时候，有5个团长同时授阶，分别为战一团、战二团、战三团、装炮团、装汽团。

国民党军装甲部队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传统的习惯是授印，我向父亲分析并建议改为授旗，因为授印是授权，世界各国都采用授旗，其意义是在授责，心理上的感受不一样，与授权不同。

父亲同意我的分析，并接受我的建议，将仪式改为授旗，那一次，也是国军第一次改用授旗仪式，我们团里面也都改以授旗为仪式，不过可惜的是没有普遍做到。

过去授勋的对象是一个人，如果是团体行动，就把勋带挂在旗上，我们从外国军旗上的勋带就可以知道该团的战绩，我们战一团也开始实施这个制度。

36年7月，沂蒙山区被中共部队占领，徐州也落在中共手里，山东等于已经沦陷，美援总署有几个仓库位于该地，我就派了一个卡车的部队，以及一个战车排掩护，突穿到敌人后方抢救物资。

我们抢救了十几辆卡车的皮夹克，袖子是呢制品，内里是毛制品，穿起来还蛮舒服的，我把那些皮夹克发给战1团每位官兵以及战2团每位军官一人一件，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

装甲1营有三个战车连，另外还有勤务单位。当时，政治指导员也要每人一辆战车，但是我们在装备上并没有这种编制，而且队上也争取不到，所以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要上战车，就要充当车长，一方面作政战，另一方面还要参加战斗。

而且，他们要先接受车长的训练，如果能够指挥该战车上枪炮的运用，以及明了战车路线，我就把副连长的战车让给他们，让他们执行副连长的职务。

换句话说，我们就用副连长兼政治指导员，或是指导员兼副连长。我还告诉他们，如果考试不及格，就不能在战车上担任职务，要负责后方补给、伤患照顾等事，并负责后方指挥所的各种事务。

他们也接受了这种分配，后来大部分政战人员都在后方负责后勤，因为他们无法进入状况，战车里面不仅温度高，气味也难闻，呼吸很困难，同时待在里面的时间也很久，再加上天气热，一次战斗下来，有人甚至口吐白沫，躺在地上，非常疲劳；

同时，他们也不懂机械方面的知识，无法配合作战。不过，他们虽然负责补给事务，但仍然在第一线，称为前方整补。

战斗时，士兵们大半是上身受伤，因为他们在打得眼红后，喜欢从炮塔盖子里面钻出来，一不小心就受伤了。每位官兵都有二块血型牌，上面写明兵籍号码及血型，一块带在身上，还有一块在官兵阵亡后取下，列入伤亡统计，这种就叫做“坟墓勤务”。

官兵埋葬的确实位置，都要在地图上标出，等到战斗完毕，再去收尸。

许多制度建立好以后，官兵的士气都很高。有一次，我们进行夜战，有关的地形与路线，我们都在白天侦察好；我在后方点两堆火堆，战车则向后对准火堆来决定自身的位置。

作战开始时，每个士兵手上都有一张大比例尺的地图，所以他们都知道自身的位置，再加上我们在白天已经先侦察好地形，每一辆战车都知道自己的路线。

到了目的地后，我用无线电下令炮弹齐发，这时，步兵在旁边跟进，我一下令停止，战车火力一停，步兵就向前冲锋，进入敌阵。

那一次的夜战相当成功，敌人也没想到战车居然参加了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