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江
1950年12月25日至1951年1月16日，越军红河中游战役示意图
韦国清，深山里走出的壮家人
1950年12月上旬，绵绵雨尽，越北群山的早晨大雾弥漫，仿佛是那片林莽大地沸腾的气息。
越军中央根据地中心区位于河内以北100多公里的大山中，这里重峦叠嶂，林深草密，恰为太原、宣光、北浒三省交界处。这片山脉以碉页山为中心，东面的太原一侧是印支共机关驻地，西边的宣光一方是政府机关所在地，越军总军委等军事机关则在山的北侧。印支共在此经略多年，经边界战役一仗，基本上解除了法军对中央根据地的威胁，于是，在密林遮掩下的小竹楼渐渐多了起来。
小竹楼大都以绿色的竹篱笆葵叶为顶，如从空中俯瞰，只见一片暗绿色的原始丛林，绿到山岭尽处，难以察觉有什么密集的房屋。这里的山民基本上都是岱族，印支共习惯地把这里称为“安全区”，简称“ATK”。中国军事顾问团的驻地也在这里。
清晨，大雾还没有消散，在一个看似普通的竹楼窗前，经常会出现一个中等个头、略显清瘦的中年军人神色平静地注视眼前的一切，久久思索。他，就是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陈赓走后，他的担子自然重了许多，胃病也时常袭扰他，好在他对军旅生涯的动荡不定早就习以为常，而且身负千钧重任也已经多年了。傍晚的时候，他有时会去找几位下属，有时是叫上罗贵波，拿起扑克“甩上一把”。而清晨，他照例是用来思考问题的。
在越南战场上，韦国清分外思念自己的祖国，也特别想念自己的家乡，他离别故乡已经整整22年了，这22年中他未曾和家乡的亲人通过一星半点的消息。
韦国清忘不了自己的家乡——广西西北部东兰县的板梅乡（后改称三坡乡）弄英屯（今劳石乡山坡村）。“弄英”，壮语的意思是“野猫聚居的山谷”，可见那里非常偏僻。那里石峰耸立，秀木成林，老虎、金钱豹、野猪出没在壮家村寨的四周。几条崎岖的羊肠小道将这个小山村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但走在这条小道上常临险境，就是青年人也得一手拽着树枝或灌木条，一手攀缘着身边的石头侧身而过。韦国清的童年都在这个寂寞的山村里度过，他说不上什么家世，唯有记忆将往事刻画得棱角分明，清晰极了。
祖父韦庭藩是一个读过些古书的农民，对家人、孩子要求甚严。他和两个堂兄弟一起租种四五亩地过活，其中有一个堂兄弟因为家贫一生没有娶妻，全屯只有他们一家是在一个锅里吃饭的。韦庭藩的独子韦宗典即是韦国清的父亲。
韦宗典自幼跟着父亲读过些书，青少年时学过武艺，成年后出山挑过盐，称得上山里见过世面的人。他为人刚直勇敢，勤劳机敏，平日里种田打柴，农闲时打些个山中野味，日子过得艰难是不言而喻的。
在贫苦生活的煎熬下，韦宗典带头抗过税，演练拳脚的时候组织过一个“三坡武术队”，从附近村寨来向他学武术的青年不少。
韦国清后来曾有这样一个想法：自己家亲戚怎么这么少呀？在那个偏僻的山乡，一户农民居然也能识文断字，练些个武艺，这里有没有一些可以推敲的地方？他想是那么想过，但要考究起来大概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1955年，韦国清被授予上将军衔
韦国清是家中长子，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韦国清6岁时生母病故，继母嫁到弄英屯又给他添了两个弟弟。韦国清这一辈皆以“邦”字排行，所以韦国清原名韦邦宽。也许是由于家中长子的原因，祖父送他到六七里路之外一个壮汉两族杂居的村子读过两年多私塾，背了些《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一类的东西。后来教私塾的先生染病身亡，私塾也就停了。不久，韦国清转到另一个汉族村子的学堂里读书，这时他读到了用半文半白文字写成的课本，颇有兴趣。
那个私塾和那家学堂都是极小的，都只有一个老师。教小学堂的程老师给韦国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思想开明，不仅教学生读课本上的文章，还讲些社会历史，提倡民主，反对专制，也常在课堂上讲授些自然常识，总之是讲山讲水，还讲虎豹虫蛇。
岁月飞流，这位程老师的笑貌音容已漫不可考，但韦国清的聪慧好学却是可以肯定的。他记忆力非常好，幼年读过《增广贤文》，直到晚年还能脱口而出，一口气全文背诵，赏析其中的哲理。韦国清在晚年时曾说：“祖父要求严格，我从来认真读书。早上上学，拿一块红薯或一竹筒粥当午饭，下午放了学就要放牛、割草、打柴。晚上祖父督促我在一盏桐油灯下学习功课，往往要到困得睁不开眼睛了，才去睡觉。”
小学还没有毕业，由于弟妹频添，家里需要干活的人手，韦国清不得不辍学。若是晚上由祖父看着背些个诗文，就算是他对学生时代的温馨回顾了。纵使天远地僻，韦国清的童年生活中也有一些美好的回忆。
每逢春节，壮家村寨的青少年男子盛行打陀螺。桂西北山里盛产硬木，各家打的陀螺都由各自削制，打陀螺好手打出的陀螺似乎永远也不会停下来，青少年们聚到一起打陀螺，就一定要比出谁的陀螺转得更久。这一比，往往连着比上半个月。在附近村寨里，韦国清是出了名的打陀螺好手。在打陀螺的日子里，韦国清算是解放了，除了回家吃饭，什么都不用干，只要他在回家的时候嘴角挂着胜利的微笑就够了。
进入20世纪20年代，偏僻的桂西北再也不能平静了，大革命风云终于卷到了东兰山区。东兰县农民领袖韦拔群早年就读于广西法政学堂，1916年在贵州加入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受五四运动影响，韦拔群于1921年回到东兰从事农民运动，逐步拉起了一支农民武装，先后三次攻打东兰县城，赶跑县知事和团总。
尽管如此，韦拔群没有找到思想上的出路，遂于1925年初到广东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听过毛泽东、刘少奇等人讲的课，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习结束后，他回东兰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发展右江地区的农民运动，颇有声势。
1926年，韦拔群加入共产党。韦拔群的家乡武篆和板梅乡相距不远，北伐开始后，东兰的贫苦农民跟着韦拔群闹起了农会，打土豪、分田地。韦拔群听说韦宗典的情况后就派人前来联络。在那个赤贫的山乡，反抗的烈火一点就着，韦宗典跟着韦拔群闹革命了，他被山民推选当了农会秘书。
革命是浸透着鲜血的。1926年春天，桂西军阀派出龚寿仪团进至东兰一带镇压农民运动。军阀心狠手辣，到处制造惨案，在短时期内就杀害了140多个农会骨干。板梅乡是龚寿仪镇压农民运动的重点，一时间有20多人被杀，10多户房屋被烧毁，韦宗典的房子也被烧掉了。在严峻的日子里，韦宗典带着乡民们上了山，进山洞藏身。1927年夏天，韦宗典正在山上，突然有人来报告：“敌人失利了，有人带枪前来投降，来人要韦宗典去处理。”
韦宗典闻讯，带着十几个农军下山。谁知这是官军设下的圈套，韦宗典中计，在途中遭到民团伏击，农会会员们被俘了。民团要将他们押往县城治罪，韦宗典拼死抗争，被杀害在丘劳屯的一棵大榕树下，时年39岁。他的首级被悬于树上。
父亲牺牲几个月后，不屈的山民继续与敌人周旋。祖父韦庭藩又在烧成了废墟的家园上搭起茅草房安身。为了家人的安全，祖父让儿媳带着孩子们继续在山洞里躲避，他说自己老了，什么也不怕了，就在新搭的茅屋里住着。
1927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韦国清带着一个弟弟下山到家里看望爷爷。当晚雷雨大作，夜色如漆，韦国清兄弟就在家里睡下了。他们刚刚睡着，就发现外边有人包围了屋子，有人叫着韦国清的名字：“邦宽出来！”
莫非是想斩草除根？祖父不顾一切地把韦国清兄弟推出了后门，要他们在夜色中跑向后山。韦国清拉着弟弟刚跑上山坡，枪声就在身后响了起来，再过一会儿，大火吞没了韦家新搭的茅草屋，也吞没了韦国清的爷爷。事后知道，这是山乡中“打仇家”的人做下的惨案。在那个偏远山乡，贫穷和落后使人们的相互关系沾染了挥之不去的血腥。
家乡没法住了，姨父捎信过来，韦国清带着弟弟投奔到姨妈家，帮姨父种地为生。可是不久后听说官军还在追剿，为了不连累姨父一家，韦国清只好带着弟弟离开。可是他们能去哪里呢？自己的家园在哪里呢？
在父亲、祖父惨遭杀害后的一年里，韦国清是在巨大痛苦的煎熬中度过的，人生的裂变使他早熟了，痛苦使他内向了。家破人亡，更有两代人的血海深仇，家没有了，家乡再也待不下去了，他除了殊死搏斗之外再没有出路。经过一番思索，韦国清告别弟妹，和十几个青年人一起毅然离家，投奔韦拔群的赤卫队去了。这时是1928年的夏天，韦国清15岁。
韦国清走后，家庭的悲剧还在继续。弟妹们四散而居，躲在深山里的妹妹实在饿得受不了，下山找吃的，被民团发现抓住，转手把她卖了。继母外出讨饭时也被民团发现，课以600毫银元的罚款。她拿不出钱来，带着最小的儿子改嫁，才缴上了这笔钱。
加入赤卫队的时候，这位壮族少年使用了“韦国清”这个名字。从那以后，就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了。直到新中国成立之时，韦国清再没有和家乡通过信息。
韦国清加入红军后，曾任军部手枪班班长。妻子许其倩后来问他：“那个时候你见过邓小平吗？”
韦国清说：“我们负责警卫首长，邓小平、张云逸他们出出进进，我们不是都见了吗？”
红七军向江西苏区“小长征”中，韦国清曾任排长。到江西前夕，他进入红七军教导队。在教导队，韦国清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来到江西苏区后，韦国清进入红军学校学习，和张爱萍是同学，曾在课目考试中各获一项第一。待学习结束，韦国清留校当了教员。
万里长征来到陕北，韦国清再入红军大学。红军主力西征后，瓦窑堡一度守备空虚，国民党军一个营乘机偷袭。正在红军大学的韦国清率领学生营顽强抗击。学生营仓促组成，装备奇差，连挖战壕的铁铲都没有几把。韦国清沉着指挥，终于击退了在装备上占优势的敌人。在战斗中，他的腰部负重伤。
抗日战争爆发后，韦国清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1939年2月后改任抗大一分校训练部部长。自从他进入中央苏区后，除了长征路上，韦国清的主要工作都在学校教学方面，这使他在军事理论和训练上获益良多，也使他特别渴望到战场上一显身手。
在抗大一分校向山东挺进途中，韦国清向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提出了上前线杀敌的要求。彭德怀没有同意。韦国清没有气馁，1940年初，韦国清提了两瓶酒找到朱德总司令再提此事。他终于说动了朱德，八路军总部即任命韦国清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政委，当年3月，韦国清带领13名干部战士进至苏北邳县，来到了和日本侵略军战斗的最前线。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韦国清的辉煌岁月。现在，他来到了越南，在异国战场上独当一面。他深知工作不易，每一步都需深思熟虑。
准备发起中游战役
1950年12月上旬，韦国清、梅嘉生等与越方总军委会商了下一步的作战方向，最后决定发起红河中游战役，越方又称“陈兴道战役”。
要扩大边界战役的成果，是越军总军委和中国军事顾问团一致的意见。对此，越军总军委早已有了预想。在边界战役前夕，武元甲就告诉陈赓，如果边界战役得手，应该乘胜前进，向红河三角洲平原地带发展。那里是越南两大粮仓之一，人口稠密，物产丰饶，拿下了红河三角洲将是越南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最起码也可以就此解决越军的粮食供应问题。
中国顾问团四首长。左起：梅嘉生、邓逸凡、罗贵波、韦国清
至于是否向越南西北部地区发展的问题，武元甲认为，越西北部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工作基础薄弱，土族、黎族、泰族群众和京族人在感情上有隔阂。再加上那里山高林密，地广人稀，筹粮特别困难，更兼交通不便，大兵团进出都很困难。即使拿下了越西北，对战局也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待到边界战役结束，下一战役的发展方向问题就提出来了。
中国军事顾问窦金波回忆，边界战役之后，关于下一个战役在哪里进行的问题，中国顾问团作过认真的考虑：
边界战役后，顾问团曾建议，在西北地区开辟几个战场，打几个战役，夺取西北山地，这样既可以扩大与巩固越军已占领的根据地，又可以俯视越北平原，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控制战略主动权。在西北山区，山高林密，地形复杂，便于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同时派部分部队，在河内东北地区打掉敌人未撤的据点，巩固已扩大的解放区。
但是越方有不同意见，坚持要夺取越北平原，直接威胁河内。这个问题在边界战役后的总结会议上就有所暴露。
1950年11月下旬，越方提出在河内西北红河中游地区进行一次战役，顾问团仍认为应在西北山区寻求战机。但是为了顾全大局，顾问团没有继续争论，而是基本上同意了越方的计划。
边界战役结束后，中国军事顾问团的组成上有一个重大改变，在越军营一级作战单位担任顾问的中国军官都奉调回国，或者到越军团一级指挥部担任中国顾问助理。顾问团在越军主力团设顾问一人，助理顾问二人；在师一级设顾问小组。
作出这个决定的依据是，经过在中国整训，加上边界战役的实战经历，越军营连基层指挥员得到了很大锻炼，大都具备了独立指挥的能力。而营级单位的作战任务十分具体，常常身临战阵，在战场厮杀中不便于开展顾问性质的工作。另一方面，精通中越两种语言的翻译极度缺乏，在营一级担任翻译的越方人员常常不能在战斗情况下胜任工作。
中国撤回营级军事顾问，将顾问设置在团、师和总军委三级，趋势是逐步地将顾问工作向战役、战略方向转移。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之后，这种趋势就更加明显了。
边界战役之后如何确定战略发展方向，韦国清、梅嘉生确实费过一番心思，提出过移军西北的意见，但在当时条件下，这种意见还是不很坚决、不那么清晰的。
分析了向西北进攻或向平原地区发展这两者之间的利弊之后，中国顾问觉得，越军要在平原地区进行大规模运动战，困难之处在于那里的敌人据点星罗棋布，在开阔的地形条件下，法军机动部队能够迅速增援，便于发挥火力上的优势，特别是空军的威胁很大。
但是越军也有有利条件，那就是越中边境已经连成一片，便于从中国得到补给；平原地区的京族农民倾向越盟，群众基础好。那里又是产粮区，可以就地取得补给，便于支撑重大战役。
韦国清多年后曾向顾问团老战友说过：“越方提出要在平原地区寻找战机，也不是没有道理，他们也有他们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也很快同意了（越方的主张）。”
中国军事顾问团同意红河中游作战计划也有来自自身方面的原因。边界战役的巨大胜利确实使许多顾问感到振奋，感到敌手并非原先想象的那么强。如果能够连打几个边界战役那样的大胜仗，是不是就能从根本上扭转越南战局以至夺取胜利呢？
边界战役之后，陈赓和部下随意闲谈的时候，曾经兴奋地说，只要中央给我两个军，我将直下河内。
在1950年10月10日致陈赓的电报里，毛泽东认为：
“这次胜利，是在敌人统帅部没有预料越军一次能集中2万余人及战斗力提高的情况下取得的。敌人得了此次经验，必要谨慎些。越军围攻据点时，除老街等地十分孤立的据点外，其他据点的守兵必增多，其增援必加大，即要准备围攻一两千人的据点和打四五千人或更多些的增援部队。
因此，越军必须做出新的计划，即再集中和准备2万人左右，其中应有包括山炮、野炮、反坦克炮、重迫击炮、榴弹炮等各种炮火的两个炮兵团。总之，在今后半年内外，越军需建设一支总数5万人左右的正规军，和有法军地面部队1万人的两倍以上的火力（即法军1万人如有大小炮100门，则越军5万人须有大小炮200门以上），准备一次能歼灭法军1万人。
当然在这样的大兵团建设过程中，只要有可能还需打多次规模较小的仗，锻炼部队的战斗力，而不要企图很快能打大仗。但是目前就应作出一次能歼灭法军1万人的计划，方能做到半年以后，能够打大仗。此项计划，请你在此次休整期内和越南同志商量作出，并电告为盼。”
毛泽东这份电报的后半部分中，一方面认为越军“只要有可能还需要打多次规模较小的仗”，但又指示“目前就应作出一次能歼灭法军1万人的计划”，这实际上是说边界战役以后越军可以着眼于打大仗。如果将越军主力移向越西北地区，一时间还看不出有大仗可打。相反，将主力指向平原地区，必有恶仗大仗在前。
毛泽东发出这份电报的时候，彭德怀已经赶往东北，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向朝鲜边界集结，抗美援朝战争即将打响。当此之时，毛泽东仍然关注着越南战局，可见他心力所及，包含南北两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