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到了晌午头上，可前来坐席的人稀稀拉拉没来几个，老换成的心有些发慌。

今儿是儿子新婚大喜日子。

按村里老辈子留下的规矩，这一天，全村每家每户是要随份子、吃大席的。那些平时有来往，关系走的近的，份子钱就多些，一般关系的，少点儿。多的也多不到哪里去，三百二百的；少的，过去都是十块八块，现在多了，最少也得五十块钱。但不管多少，在主人办事这天，全村人都要来坐席，给人家来捧场。来的人越多，显得这家人人缘好，主人就很有面子；来的人少了，证明这家人在村里落得不是太好，传出去会被三里五村人笑话。

新房里传来年轻人阵阵闹洞房的笑声。几个小辈的年轻媳妇抱着孩子围着他，有喊叔的、有叫爷的，全嬉笑着向他讨要喜糖吃。他一边笑着拿糖，一边向外张望，显得有些烦躁和心不在焉。

喜宴摆了三十桌。这是他几个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一遍遍精算出来的。村子不大，全村不到五百口人，除去外出打工的不在家的，这三十桌足够用了。

做饭的大师傅问：二叔，这热菜开始炒不？一会人都来了就炒不及了啊？！

他说：别慌，别慌，再等一会儿！说着，抹了额头渗出的密密细小汗粒。

在沙窝村，老换成是个把面子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的人。大集体那些年，虽然日子过得紧吧，但逢到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都会随份子，一家不落。儿子出生时，赶上邻居二喜家嫁姑娘，当时家里没钱，他把攒下来给老婆过月子吃的二斤鸡蛋卖了五块钱，给二喜的姑娘添了对枕巾，害得老婆过月子没鸡蛋吃。

仔细去想，他觉得自己走的事，也没对不住村里哪户人家啊，可咋到现在就没人来呢？我这是哪里做的不对了？

这到底咋了呢？他又想。

前天晚上，支书、村长来到了他家，每人上了二百块钱礼。这可是大礼啊，在村里，二百块钱绝对算得上大礼了。他忙不迭地递烟倒水，并一再要他们在坐席那天来得早些。支书、村长满口答应，说：孩子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咋能不来呢？就是再忙也要来。

可都到该吃饭的时候了，咋不见他们的人影儿呢？！

老换成实在沉不住气了，就把儿子从新房里叫出来，低声说：你骑车去支书、村长家一趟，赶快叫他们来坐席。

一会儿儿子回来了，说：他家里人说，他们两个都去乡里开会了，还没回来。

他说：你问一下谁有他们的号码，打通后让我来给他们说，好让他们散会了早点回来。

有人告诉了号码。

儿子拨通了支书的手机，递给了他。通了后，他大声说：三喜，你侄子大喜一场，你散会了来坐席啊！支书说：二哥，真能不好意思啊，原来我和村长说早点去坐席的，不巧今天乡里开会，书记、乡长不让请假，这不，还没散会呢，我是跑到会议室外接的电话。我说二哥，你也别等我们俩了，该开始就开始吧！

他有些急，说：那咋能呢，你们不来咋办呢？啥会啊这么紧要？

支书说：还是说搞文化广场的事儿，书记在大会上点我们俩的名了，也不敢请假回去啊！

他的头“嗡”地一声大了，手机从手里一下滑落在了地上。儿子慌忙捡起手机，问：爹，你咋了？脸咋恁黄？坐下来歇歇吧！

他说：没事没事，你忙去吧！说着，在凳子上坐下来，燃上一支烟，低下头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他眼前四散开来。

他心里憋屈得想哭，可今儿个是大喜日子啊！

他突然一下子明白了直到现在没人来坐席的原因了。想到这，更是憋屈。、

村里要在建一个文化广场。建广场涉及四户人家要从划定的广场里面搬迁出去，这其中就有他家。别的三户人家，家里的房子破，村里一鼓动就拆迁了。独独剩下了他一家。因为儿子要结婚，他几乎花光了家里全部积蓄，盖起了这座院落，他实在舍不得拆。再说，村里补偿的钱也少，眼下工价也涨了，补偿的钱连盖一座主房的工价都不够，更别提能盖一处院落。在这这期间，支书托了好多人来说合，都没说成。他也不是硬撑着不搬，是要村里补的钱能盖起一出院就行。可村里就是不拿。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

没想到，支书能在儿子结婚这个节骨眼上给办这！

家里来了一群放学的孩子。围着他叽叽喳喳叫着爷爷讨要喜糖。

他猛吸一口烟，就想：难怪村里人都不敢来呢，支书村长不来，谁敢近前呢？

他猛地把吸剩大半截的烟用力摔在地上，使劲用脚踩灭，直起腰来，喊给做饭师傅说：上热菜，开席！

这帮孩子欢跳着说：走喽，吃饭去啊，吃去饭啊......

第二天，老换成的邻居二喜起早去村北枣林里搂叶子，看见那棵歪脖子老枣树上吊着一个人，二喜慌里慌张地走近去看，才发现是老换成，就见他两眼暴徒，舌头伸得老长。二喜只觉的浑身起鸡皮疙瘩，头发碴子直煞了，撒腿跑去村里喊人。

老换成一家围着从枣树上卸下来的尸身哭做了一团。

这时，支书、村长开着村里那辆别克轿车来了。在场的人们好像一下有了主心骨，都劝说老换成的儿子，别哭了、别哭了，支书、村长来了！

老换成的老婆哭得更加汹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