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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为了加强对北部边疆的管辖，在外蒙古地区设立了许多卡伦、鄂博和台站。卡伦意为“更番候望之所”。鄂博意为堆，蒙古人习惯在需要划定分界线而又无山、河等明显标志的地方堆石为鄂博，作为分界的标志。

清政府在外蒙古地区设立的卡伦分边境卡伦和内地卡伦两类。

18世纪20年代中俄《布连斯奇条约》签订以后，中俄两国在外蒙古北部的中俄边界线上设置了许多界牌、鄂博，为了巡查这些界牌、鄂博，保卫边界，清朝政府在离边界不太远的地方建立了数十座边境卡伦。

在外蒙西部阿尔泰乌梁海边境地区，清政府也设立了一些边境卡伦。19世纪60年代《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以后，中俄两国在唐努乌梁海西部地区的中俄边界线上设置了8处界牌。

外蒙古地区的内地卡伦设置于某些旗盟的边界线上，他们的职能是管理游牧部落，防止人畜越界，维持地方秩序。

这些内地卡伦主要设置于唐努乌梁海与三音诺颜、扎萨克图汗、杜尔伯特等部的分界线上，以及阿尔泰诺尔乌梁海与杜尔伯特部的分界之处。

此外乌里雅苏台城西南二百余里处的山上有金矿，清政府在此山周围设立卡伦22处，这些卡伦被称为“金山卡伦”。

边境卡伦和内地卡伦的守卡士兵均由外蒙古各部落派出。恰克图东西一线的边境卡伦和金山卡伦均由喀尔喀四部派出的扎萨克、台吉管理，唐努山一带的内地卡伦和科布多地区的卡伦由京师派来的卡伦侍卫管理。

这些卡伦扎萨克、卡伦侍卫，分别由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直辖。

台站是军台和驿站的合称。清代蒙古地区的驿站经常为军事服务，因此常常被称为军台。蒙古地区台站的主要职能是传递公文，转运物资，运送因公出差的官员、军人和朝觐的蒙古贵族。

外蒙古的台站主要有阿尔泰军台、库伦南北路台站、科布多南北路台站、乌里雅苏台北路台站。

阿尔泰军台起自张家口，经内蒙古四子王旗、外蒙古的赛尔乌苏，至乌里雅苏台，再向西延伸至科布多。

库伦南路台站起自赛尔乌苏，向北延伸至库伦；库伦北路台站南起库伦，北至恰克图。

科布多南路台站从科布多向南，在外蒙古境内共设8台，然后与新疆的台站连接，通向新疆古城；科布多北路台站从科布多延伸至索果克卡伦，共设8台。

乌里雅苏台北路台站共设9台，从乌里雅苏台城通到津吉里克卡伦。这是通向唐努乌梁海的军台。

此外，科布多、乌里雅苏台、恰克图之间有卡伦和驿路相连接。

清代外蒙古地区的台站分为官设台站和苏木台站两种。官设台站的官兵饷需及驿递车马均由国家出资，苏木台站则由各盟旗以佐领为单位自行安设。一般的官设台站有蒙古兵丁十余名，马匹、骆驼各数十匹。各个台站之间的距离不等，从六七十里到百里都有，依水草等情况而定。

外蒙古地区台站的管理体制相当严密。各路台站由各个将军、大臣分路或分段统辖。将军、大臣之下，赛尔乌苏台站由理藩院派驻管站司员（员外郎)一名，笔帖式一名；其他各路台站分别由当地蒙古盟旗派遣管站台吉统领，每个台站都有低级官员或参领、或副参领、或章京、或骁骑校等领导。

外蒙古地区的卡伦、鄂博制度维护了边疆地区的社会秩序，保卫了清朝的边界。纵横成网的台站使外蒙古地区与内地保持了比较紧密的联系。

清代外蒙古社会的统治阶级是王公贵族和上层僧侣。

清朝对蒙古上层采取笼络政策，通过保障其封建特权，给予优厚的政治经济待遇，使其效忠于清朝统治者。

清朝根据蒙古各部贵族原来地位的高低、部众的多寡、军功的大小分别授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六等爵位，其下的小贵族授以台吉、塔布囊称号，分为四等。

喀尔喀、杜尔伯特、土尔扈特等部的汗仍沿用原来称号。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共有3个汗、4个亲王、5个郡王、5个贝勒、5个贝子、26个镇国公和辅国公（内有两个是散秩贝勒和公）、40个扎萨克台吉。未担任扎萨克职务的台吉数量比以上爵职总数要多许多倍。这些爵位均是世袭。

蒙古王公享有一系列政治特权。

盟长、旗扎萨克、旗协理台吉等职务只能由王公担任。担任管旗章京、佐领等职务，王公也有优先权。王公成为被告时不受拷打，免除立誓义务。王公犯了罪，处罚要轻许多。例如，王公故意将平民家奴鞭打致死者，只罚银两或牲畜；家奴杀其主则凌迟处死。王公奸平民之妻，只罚王公的银两或牲畜；平民奸福晋，平民凌迟处死，福晋斩决，平民妻子发往邻盟为奴。

汗、亲王以下、扎萨克台吉以上的蒙古王公享有清政府发放的俸禄。

喀尔喀三汗每人每年俸银2500两、俸缎40匹，亲王俸银2000两、俸缎25匹，郡王俸银1200两、俸缎15匹，贝勒俸银800两、俸缎13匹，贝子俸银500两、俸缎10匹，镇国公俸银300两、俸缎9匹，辅国公俸银200两、俸缎7匹，扎萨台吉俸银100两、俸缎4匹。公主和额驸也有年俸。

王公贵族除了享有清廷给予的爵位和俸禄、垄断重要官位以外，清廷还明令规定王公贵族按照级别可以合法地役使一定数量的蒙古牧民为其服务。

汗、亲王可有随丁60人、陵户10户，郡王随丁50人、陵户8户，贝勒随丁40人、陵户6户，贝子随丁35人、陵户6户，镇国公和辅国公随丁30人、陵户4户，一等台吉随丁15人，二等台吉随丁12人，三等台吉随丁8人，四等台吉随丁4人。

公主也有随丁和陵户，额驸则有随丁。清朝在仪制方面给予蒙古贵族很高的待遇。

蒙古王公在冠戴、服饰、仪仗、随从侍卫人数、婚丧礼节等方面基本与满洲贵族相同。

清廷还通过满蒙贵族联姻来笼络蒙古王公，以巩固满蒙贵族的联盟。

例如，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郡王敦多布多尔济娶了康熙第六女和硕恪靖公主为妻，敦多布多尔济后来袭了土谢图汗之爵。敦多布多尔济的长子及该长子之次子先后尚郡主。

土谢图汗部亲王丹津多尔济的子孙三人也先后娶了清朝的公主和郡主。三音诺颜部王公策凌被康熙“赐居京师，教养内廷”，后来娶了康熙第十女和硕纯悫公主。

策凌的弟弟、孙子先后尚郡主、公主。策凌在雍正年间打败准噶尔军队，成为清朝在漠北的军事支柱。其子成衮扎布、车布登扎布先后担任定边左副将军，总管漠北喀尔喀四部事务。

不过，从总体上来说，满蒙贵族联姻主要是清皇室与内蒙古贵族联姻。从清朝中期起，清皇室在蒙古贵族中的通婚对象只限于内蒙古南部13旗贵族。

藏传佛教格鲁派即黄教在蒙古地区有巨大的影响，清朝对黄教采取保护、利用政策。清廷给予黄教上层崇高地位，保证其封建特权。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是漠北地区影响最大的活佛，清廷封他为“敷教安众大喇嘛”，赐给他金印金册，将其确认为外蒙古地区黄教的最高首领。清廷拨款为他在漠南多伦诺尔修建汇宗寺，在漠北建庆宁寺。清廷将唐努乌梁海东部的一块地方赐给他作为领地。

黄教的兴盛使外蒙古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喇嘛集团。清朝末年，外蒙古地区有喇嘛教寺院700余座。

与世俗社会相同，喇嘛中间也是等级森严。

上层喇嘛中地位最高的是活佛，活佛有呼图克图（圣者）、绰尔济（法主）、诺门罕（法王）、达尔罕(栋梁)、班第达（学者）等不同的封号。

至清朝末年，外蒙古活佛达数十人。

呼图克图是黄教中道行最高者，既是一方教主，又是众多喇嘛的管理者。外蒙古地区最神圣的活佛是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扎雅班第达等也比较有名。

外蒙古的5个喇嘛旗的统治者是扎萨克喇嘛，扎萨克喇嘛的职位分为扎萨克达喇嘛、副扎萨克达喇嘛、扎萨克喇嘛，他们在其统辖地区拥有政教两权。扎萨克喇嘛由清廷选任并发给印信。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库伦的商卓特巴相当于扎萨克达喇嘛，总管其徒众事务。每个喇嘛教寺院的上层喇嘛包括主持寺院的锡勒图喇嘛、锡勒图喇嘛的辅佐者达喇嘛、总管寺院庶务的商卓特巴、达喇嘛和商卓特巴的助手得木齐、负责执法的格斯贵。

上层喇嘛构成了僧侣封建主集团，他们享有种种特权，得到清廷各种优待，支配着寺院的财产，无偿占有下级喇嘛和庙丁的劳动，垄断了宗教事务的管理权并对世俗事务施加影响。

清廷为了使蒙古王公心生敬畏，同时与蒙古王公联络感情，增强其向心力，规定蒙古王公必须定期朝觐，这就是所谓的值年班。

每年农历春节时，蒙古王公要轮流前来京城，朝见皇帝，呈上供物。康熙、乾隆、嘉庆时期，清朝皇帝常常在夏季前往木兰围场举行秋猎大典，蒙古王公要分批前来扈从行围。

喀尔喀蒙古王公的年班、围班分为四班，后均改为六班。上层喇嘛也要值年班。值年班是蒙古王公和喇嘛对清朝皇帝履行的臣子义务，也是清廷对蒙古上层的礼遇措施。

蒙古王公上贡的只是少量土特产品，清廷要给他们提供食宿、赐宴、赏赉银两和物品。有些蒙古王公还被挑选来京当差，担任御前行走、乾清门行走、皇帝待卫等职务。

例如，喀尔喀蒙古三音诺颜部亲王那彦图在晚清时代长期担任御前行走等职，后曾任领侍卫内大臣、镶黄旗满洲都统，食双亲王俸，获紫禁城骑马、乘坐肩舆等殊遇。

外蒙古社会的被统治阶级主要是阿勒巴图。阿勒巴意为贡赋，阿勒巴图是指向国家提供兵役、向僧俗贵族提供劳役和贡赋的属民。

阿勒巴图包括箭丁、随丁、庙丁和度牒丁。

箭丁是构成佐领的壮丁。在扎萨克旗和总管旗里，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健康男子都编入丁册，成为箭丁。箭丁占旗民的大多数。

他们是国家的编民，享有人身自由，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箭丁要服兵役，自备马匹、器械和口粮承担驿站差使，从事旗内公益劳动，在国家有重大军事行动时向国家交纳军事赋税，有时要代牧中央政府的牲畜。

箭丁按规定每年要向旗扎萨克交实物税：

有5头牛以上及有羊20只者，交羊1只；有40只者，交羊2只：有牛1头者，交米3锅；有牛2头者，交米6锅。

王公进贡、会盟、嫁娶等事会增加箭丁的负担，王公负债也要箭丁摊还。

箭丁可以担任旗内管旗章京以下的职务。担任官职的箭丁往往利用职权聚敛钱财而富裕起来；有些箭丁因作战立功等原因被赐以“达尔汗”称号，享受各种优待，免除赋税。这些人是箭丁的上层，可以上升为统治阶级。

从箭丁中抽出来配属给蒙古王公和佐领以上官员供其役使的叫随丁。

随丁分为随身箭丁和随缺箭丁。汗、亲王直至四等台吉各依爵位拥有数量不等的随丁都是随人箭丁，随人箭丁终生为主人服役，世代相承。

随缺箭丁是分配给旗内在职官员供其役使的，主人解职时仍退回原属佐领为箭丁。管旗章京可有4名随缺箭丁，副章京可有2名随缺箭丁，参领、佐领可有1名随缺箭丁。

随丁不服旗内的其他赋役，无权出任旗内官员。随丁也是在籍的编民，但其政治地位比箭丁低下。

庙丁又叫沙毕，意为徒弟，复数为沙毕纳尔。庙丁是俗人，但他们不服兵役，不向国家和蒙古王公提供贡赋和劳役，主要是为本寺院和喇嘛旗提供赋税和劳役。

清廷把外蒙古西部库苏古尔湖一带的达尔哈特地方赐给哲布尊丹巴，此地的居民全部是哲布尊丹巴的沙毕纳尔。

其他的沙毕纳尔仍在原来的旗地与箭丁一起游牧，只是他们的供养服务对象不是当地世俗王公而是管辖他们的僧侣上层。外蒙古喇嘛教寺院和活佛所属的沙毕纳尔数量众多。

度牒丁一般为中下级喇嘛，他们是理藩院发给度牒的正式僧人，各寺院的度牒丁有明确规定。这些人不负担世俗社会的一切差役。

外蒙古社会还有少量的庄丁、陵丁和奴仆。庄丁、陵丁是清皇室下嫁公主、格格的陪嫁户，人身依附关系很强。奴仆无人身自由，可以买卖，一些奴仆有自己的家庭和财产。

清代后期，外蒙古地区的阶级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阿勒巴图中的一些人因为各种原因富裕起来，成为牧主。牧主拥有大量牲畜，自己无法全部牧养，他们将畜群交给贫穷牧户放牧，牧户只能得到少量的仔畜和畜产品，其余的孳生仔畜和皮张等都被牧主占有。

世袭贵族的人口不断繁衍，没有官职的闲散台吉数量增多。闲散台吉中的许多人生活贫困，降入普通牧民行列。

外蒙古地区的商品交换长期处在以物易物阶段，蒙古人不熟悉市场价格，中国内地的旅蒙商人采取种种手段谋取暴利。清代中叶以后，商业高利贷的剥削日益严重。

商业高利贷的剥削有银两放贷、支差放贷、赊销货物等形式。清朝后期，外蒙古人的负债额很大，从王公贵族到平民，多数人成为旅蒙商的债务人。

外蒙古僻处遥远的北疆，海拔高，降水量少，天气严寒，几千年来，这里的经济就是“逐水草迁徙”的粗放型游牧养畜业，主要饲养马、牛、骆驼、羊（山羊和绵羊）等四种牲畜。这种状况直到晚清时期仍无大的变化。

外蒙古地区的产业单一，产值低下。为了维护牧场，维护蒙古人利益，避免汉族农民在漠北滋生事端，防止蒙汉民族联合起来危及清朝在当地的统治、确保外蒙古地区的安定，在实行“新政”之前，清政府不鼓励内地农民迁往外蒙古地区发展当地农业，规定外蒙古地区“不准内地民人搭盖房间，孳养牲畜”。

清朝前期，清政府为了解决驻军口粮问题，在乌兰固木、科布多，茂岱察罕瘦尔、扎克拜达里克、鄂尔昆、图拉、鄂尔齐图尔果尔等地举办了屯田，但面积很小。

到清朝后期，只有科布多的屯田还在举办。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库伦至恰克图之间的地区也有一些规模很小的农业区。

外蒙古地区拥有比较丰富的矿产资源，但采矿业未能兴办。土谢图汗、车臣汗两盟北部边境地区是黄金产地，1899年4月，清政府决定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与俄国人柯乐德任全权代表的“蒙古金矿公司”合作采金。因当地蒙古王公反对，于1900年夏停办。交通运输业仍是千百年来的驼马挽运，没有铁路和公路。

内外蒙之间的大片沙漠，使外蒙古和内地的物资交流、人员往来受到极大限制。1898年左右开始架设的张家口至恰克图的电报线也许是当地仅有的近代科技文明。

由于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外蒙古的城市既小又少。库伦是漠北的宗教中心，又是政治中心之一和最大的商业中心，它发展成为外蒙古地区最大的城市，19世纪末，它的常住居民在2万人左右。另外两个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也发展为城市。

位于中俄边境的恰克图随着两国边界贸易的发展也成为一座小城。

外蒙古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非常落后。清政府禁止蒙汉两大民族的文化交流，中国内地相对先进的文化难以进入。

外蒙古地区没有正式的学校。清政府支持藏传佛教的传播，藏传佛教的寺院教育承担了传承蒙古文化的责任。寺院教育的内容虽然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但这些知识并不系统、准确，许多内容都被涂抹上了神秘的宗教色彩。

除寺院教育，各旗公署的管旗章京经常招收一些贵族和官吏子弟，自任教师，教授满文、蒙文及公文书信的书写等实用知识，以培养下级公务人员。高级王公的一些子弟还有机会到北京接受教育。绝大多数牧民则目不识丁。

外蒙古地区经济十分落后，常有天灾，再加上统治阶层的种种盘剥，导致人民非常贫困。1906年夏天去外蒙古出差的清政府官员达寿、魏震赋有诗句，描写了当时见到的情况：“毡庐日日傍牛羊”“荒榛塞路车难进”“婴孩裸体向寒风”。

外蒙古的边防极为薄弱。19世纪后期，乌里雅苏台城的换防绿营兵设有240名，满营兵33名，库伦驻军与此相似，科布多、恰克图驻军更少。

这些军队都是旧式军队，武器落后，缺少训练。边防哨所（卡伦）全由蒙古民兵守卫，“每卡伦官兵至多不过50名，其各卡伦相去甚远，声势不能联络”。

经济文化落后、边防空虚的外蒙古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外部威胁，沙皇俄国势力不断向该地区渗透。

该地区的中俄边界早在18世纪20年代签订中俄《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时就已划定，但是，此后长时期里，沙皇俄国一直蓄谋改变既定国界，占领外蒙古。

18世纪五六十年代，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米亚特列夫、科学院教授米勒尔等人曾向沙皇政府建言，要求占领此地，沙皇政府认为条件尚不具备而未付诸实施。19世纪50年代，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又一再向沙皇政府提出类似建议。

19世纪60年代初，俄国政府阿穆尔委员会经过研究，认为直接占领此地并非上策：

“为了俄国的政治和商业利益，以及广阔的陆地边疆的安全，…一旦清帝国覆灭，我们的一切活动应以能使蒙古和满洲组成独立的领地为目的”。

这就是说，沙皇俄国要用各种方式影响外蒙古上层集团，逐渐促使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

按照这个战略设想，俄国不断加紧向外蒙古进行经济、政治渗透。通过19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几个中俄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俄国获得了在内外蒙古贸易免税和在库伦设立领事馆的权利，俄国对外蒙古的贸易迅速增长，19世纪末，“喀尔喀四盟，无一旗无贸易之俄商”。

俄国对外蒙古僧俗贵族进行拉拢煽惑。自哲布尊丹巴八世少年时代起，俄国驻库伦领事就常赠给他奇珍异兽、绘画玩物，使他逐渐产生亲俄思想。俄国还派遣间谍来外蒙古策划政治阴谋。

1890年左右，自称阿睦尔撒纳后裔的俄籍卡尔梅克人丹必占灿喇嘛（亦称扎喇嘛）潜入乌里雅苏台等地活动即是一例。

俄国不断组织考察队前来外蒙古地区进行地理考察，以便增进对该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的了解，获取俄国政府所需要的情报。

俄国对外蒙古地区的军事威胁日益严重。19世纪末俄国强租了旅顺和大连，修成了西伯利亚大铁路，随后加紧修筑中东铁路及其支线。俄国在紧邻外蒙古的外贝加尔地区驻扎重兵，1900年武装占领东北全境，并以保护俄人利益为名派军强行进驻库伦。

入侵俄军虽于两年后撤走，但俄国留驻在库伦的领事馆卫队，对当地官民心理有着巨大的影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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